简介：“史料学”为傅斯年所重视。他主张对史料的“来源”、“先后”、“价值”乃至“一切花样”进行比较,强调欲得“深切著明”之见,几于每一历史事件均需“用一种特别的手段”。在“见诸事实”的意义上,其“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著名论断也未显绝对。

简介：<正>程树德先生在《九朝律考·汉律考序》中评价李悝《法经》“其源最古”,并将其列为“律系表”的首位。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史料所限,关于《法经》一直争讼不休。原因之一是现已发现的文献史料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对此,一方面,有待于出土文物的发现;另一方面,可以深入挖掘现有文献史料,寻找出一些鲜为人注意的史料,利用近年来出土的云梦秦简、银雀山汉简和张家山汉简,继续进行研究。本文正是基于后一种考虑,试图在总结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法经》的亡佚及其名称、《七国考》所引《法经》的真伪问题进行探讨。

简介：从历史的角度看，没有哪一项法律制度像所有权这样承载着极为厚重的人文价值。人类社会从蒙昧时期、文明时期发展到近现代社会时期，所有权制度经历了从原始的财产支配到个人人性乃至社会整体的精神解放、从等级身份制条件下的公然不平等到形式主义的人人平等、从近现代的绝对所有权到现代社会兼顾实质平等的所有权这些重大的法律价值嬗变。所有权制度的有效性，是法律体系的核心目标，而有效的所有权制度，只有从认真对待民众的自然权利的角度入手才能够真正予以理解。在我国，解放民众所有权上的制度和思想桎梏、建立科学的公共财产所有权制度，应当成为我国进一步发展所有权制度的社会共识。

简介：较大的市立法是我国地方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较大的市立法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但是迄今为止关于＂较大的市＂产生的历史背景,诸如1994年以后国务院未再批准较大的市、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决定重提较大的市立法等问题,始终缺少理论结合实践的探讨。本文旨在就＂较大的市立法＂的产生、发展/停滞、重启/扩大的内在原因与现实进程,予以深入分析。

简介：德国历史法学派当历史开始迈入十九世纪的时候,英、美、法等国的资产阶级已在政治上确立了稳固的统治地位,为资本主义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开拓广阔的道路。在德国,却是另外一种情况。它仍然是个落后的,实行半封建的君主专制和处于分裂割据状态的国家。相应的,启蒙思想家鼓吹的一套古典自然法理论,在先进国家变成已经过时的东西;而在德国,则还是有待宣扬

简介：英国历史经常出现于学者们的视野中,但从人权的角度对其早期历史进行的研究尚不多见.之所以选取这一进路是希望通过本文对英国早期人权进程之初步探究,以期收到抛砖引玉之效,故不揣浅陋,见笑于方家.本文认为,英国人的人权进程具有早发性、经验性、稳定性、渐进性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这与英国特殊的传统文化背景及地理环境有关系.从开始,到、,再到,英国人权的早期历史发展状况,正证明了这一点.

简介：本文是作者近年来整理与研究的我国出土历史文物(包括甲骨、钟鼎、刻石、简牍等)中,有文字记载的古代法律史料集成的一个组成部分。文中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两周时期铭文中的珍贵法律史料,在对它们进行归纳分类的同时,并指出它们在法学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对我国古代法律制度发展史作了新的探索。文章还根据铭文提供的实例,对周代财产所有权提出新的观点,认为除周王之外,诸侯大臣对不动产和某些动产,不仅有占有、使用权,还具有处分权,这些权利为国家所认可,并受法律所保护。

简介：<正>1997年12月13日,适逢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60周年祭。上午10时,南京各界隆重举行悼念仪式,防空警报器、所有交通工具汽笛一齐鸣响——声声鸣笛控诉万世罪恶,株株松柏祭奠千古冤魂。在此之前,南京市公证员协会接受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的申请,办理了一批特殊的公证——为150名大

简介：当前学者对土地财政的功过是非有一个共同认识：土地财政是一个利弊共存的制度安排。学者之间的分歧则在于，多数学者主张弊大于利，应当及时废除土地财政，少数学者则主张利大于弊，应当暂缓废除土地财政，在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性制度之前，不能轻言废弃土地财政。主张暂缓废除土地财政的理由值得商榷。直接税为主的税收财政的实施与“革命”没有直接关系，我国当前的城市化建设可以不依赖土地财政，土地财政并没有消灭土地食利阶层。事实上，土地财政不仅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积累了严重的经济风险，导致了贫富差距，而且与我国当前的根本发展方向相违背，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延缓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妨碍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应当及时废除。

简介：(一)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大约产生在十七、十八世纪。有了宪法,才产生了宪法学。当时在德、意、俄等大陆国家称为国家法学,在英、美这些国家叫宪法学。宪法和宪法学,同有几千年历史的普通法律相比,要晚得多,它们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在中国则更晚些,如果从1840年算起,才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简介：刑事和解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群众基础”。在大规模移植借鉴西方法的过程中,无论国家法是否认可,它都在乡土中国存在着。纵观法律制度的成长史,刑事和解的精神价值突破了刑民的严格界分,并有可能发展为一种新型的诉讼模式。同时,作为革命法制中的实践,刑事和解构成人民司法的直接渊源之一。

简介：以英美法系为重点,并对比欧陆法系的发展对财产权的历史变迁进行梳理,可以整理出“相对性”与“区分性”两条路径,并剖析出既有法治发达国家财产法绝对—→解构—→重建的曲折演进线索。“财产权”含义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包含以若干必要要素,以与自身时代阶段变化相适应的否定之否定形式扬弃发展。对于财产权的理解,应是一个历史变化的过程,而不是我们在当前时代截点打开国门时所看到的某一个静态片段。为此,在充分理解西方各国(在自身路径依赖下形成的)既有概念后,还应把握中国发展中压缩的时代过程,对应建立起“财产权”的多元动态概念,根据纠纷类型的时代差异来分别适用,应对我们正在同时经历着的多个时代阶段之叠代发展。

简介：在直接民主审判模式下的古希腊时期,由演说家担任的＂演说写手＂和＂辩护帮助人＂未能在法庭辩护的活动中形成一门固定有序的职业,律师职业被扼杀于摇篮之中。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和帝国初期,随着诉讼程序的不断发展,陆续产生了由演说家担任的诉讼代表、诉讼代理人和由法学家担任的法律顾问,帮助当事人进行诉讼,他们被统称为＂诉讼保护人＂。至罗马帝国中晚期,国家公权力对司法诉讼的干预日益强化,执法官的专业化使得法庭演说家迅速成长起来。他们学习专业的法律知识,并肩负起法学家的法律咨询功能,还组建了自己的职业团体,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要职能,律师由此正式成为一门职业。这是国家政权认可法治观念、司法诉讼制度不断发展以及法律制度日益完备的历史产物。

简介：沈家本的历史法哲学可以用三个短语表述，即“权时应变”，“融会贯通”，“保守经常”。其目的在于建立起具有中国历史传统特色的西方化的法律体系。他认为，对传统法律既要有所保留，更要大力变革；对西方法律既不应也不可能全盘移入，更不应也不可能拒之门外。其历史法哲学表现出稳重性、建设性、时代性、进步性的思想特征。

简介：《周易》是儒家群经之首，亦是研究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典籍，它在诉讼观上集中体现了儒家主张的“无讼”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传统法律文化的“无讼”价值观和“息讼”之术，使百姓产生“贱讼”、“耻讼”和“厌讼”的心理，不敢主张权利，是造成我国传统法律“义务本位”的重要因素；“无讼”的法律文化意识使我国传统法律体系中诉讼法制不健全，阻碍法律自身的发展；“无讼”思想是我国古代“律学”发达而“法学”落后的重要原因。

简介：伴随着弹劾式刑事诉讼向纠问式刑事诉讼、纠问式刑事诉讼向现代混合式刑事诉讼的历史更替过程，刑事诉讼价值发生了由古典的实现刑法目的价值和妨碍刑法目的价值并存的价值体系向单一的实现刑法目的价值体系、单一的实现刑法目的价值体系向现代的实现刑法目的价值和妨碍刑法目的并存的价值体系的历史嬗变。

简介：

简介：20世纪末期,还居位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的蔡定剑写就《历史与变革》一书,将新中国法制建设成就与挫折做出一番梳理,并在此基础进行回顾与反思,最终结合西方法制发展经验提出中国法制发展所特有的阶段特征。但是,此文叙述是基于既定历史事实的梳理,亦或是作者臆断之下的演绎,在研读全书后,终须作出一番定论。

简介：欧盟目前的风险管制类似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做法：一些有影响的精英人士和公共舆论对于社会风险特别敏感，经常质疑新技术的危害，却忽视其给人们带来的好处。美国在经历了与欧盟相似的公共危机后，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安全监管体系，公众对于政府防范风险能力的质疑逐渐减少。这是转基因生物的研究和产业化在美国得以顺利发展的客观条件。相比之下，欧盟的体制建设仍处于进行之中。虽然预防原则可以给欧盟及其成员国保护环境和公共安全暂时提供一顶有效的挡箭牌，但是面对转基因生物这样新科技产品，一味采取回避态度不是长久之计。只有通过建立和健全监管机制，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同时，积极推动技术进步，这才是符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根本目的。

简介：中国历史上的＂治外法权＂一词最初同时表达＂管辖外国人的法权＂之属地主义和＂治域之外的法权＂之属人主义两层意思。就属人主义的性质而言,1864年丁译《万国公法》所谓＂法行于疆外者＂的表述就表明领事裁判权是治外法权的一种,1902年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将＂治外法权＂与＂extra-territorialrights＂相对应,就是这种观念的延续。而1905年后从日本传入中国的国际法学在引入＂领事裁判权＂概念的同时,却将＂治外法权＂概念硬性与＂exterritoriality＂相匹配,使得＂治外法权＂变成了与＂领事裁判权＂完全相区别的一个概念,从而在中文语境里造成了混用和混乱。在1903年中外条约中已经出现外交＂特权与豁免＂语词的情况下,继续使用＂治外法权＂来表述近代语境下的外国在华司法管辖权问题,也许更为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