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在定罪量刑时,对犯罪情节认定的主要意义在于:决定罪与非罪、决定是否处刑、决定量刑幅度和决定具体的刑罚。在刑法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可以将情节区分为:作案前情节。作案前情节指案件发生以前,行为人原已具有的情节。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行为人以往的行为表现,如是否有前科,一惯表现如何等;另一种是行为人的生理条件或

简介：<正>一、刑罚适用情节的概念情节,指的是事物存在与变化情状与环节。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情节即是指犯罪存在与变化的情状与环节。任何犯罪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由一定的人在某种心理状态支配下实施的侵犯某种社会关系,并且造成或可能造成一定危害结果的行为。其中的行为人、犯罪的心理状态、时间、地点、行为、结果等等,就形成了犯罪过程锁链中一个先后有序、相互依存、彼此衔接的环节。而每一环节又都有自己特定的情状。例如实施犯罪的

简介：犯前、犯后情节简单归属于人身危险性不只是语义缺损，而且违背法治原则。因为处罚未然之罪缺乏正当根据。从理论上讲，累犯、惯犯可罚性的根据是行为人蔑视、敌视法益的意志状态能被罪过归属；积极救助、赔偿被害人或者威胁被害人或因部分减轻犯罪侵害程度、或客观说明其犯罪意志状态和改变而可以影响刑罚轻重：行为人自首、立功从宽处罚在于他与法律合作的态度是其再社会化的基本要求。简言之，为安全适用刑法，所谓“人身危险性”在特定情况下可影响刑罚适用的综合评判标准，但不宜直接成为情节的定性根据。

简介：试论贪污罪情节及其司法适用世平，石金平，李克非贪污情节对贪污罪的准确认定和恰当量刑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正如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２条中所指出：“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同时，该条文中又多次出现了“情节特别严重”、...

简介：量刑是指在被告人的行为被确定为犯罪行为后，审判者在选择法定刑和量刑起点的基础上，适用量刑情节，决定对被告人刑罚的裁量过程。刑事司法过程中，刑罚目的应为报应目的和特别预防目的。预防刑不能突破报应刑．但可以在其以下调节报应刑。决定量刑起点之外的报应刑量刑情节应同时统一适用，由其先调节量刑起点，确定报应刑刑罚量．然后再适用预防刑情节在报应刑以下范围内确定宣告刑。基于此，更合理的量刑步骤为：量刑起点一报应刑（报应刑情节适用）一宣告刑（预防刑情节适用）。

简介：在乡土社会中，生存秩序是第一位的。在未出现纠纷的日常生活交往中，村民的行事策略是基于现有村落的生产关系与交际网络的清晰理解和准确把握；而一旦出现纠纷，首要的考虑不是对纠纷利益的获取，而是对破坏了的关系网络的修复与生存结构的重组，以保证未来的长远利益。为此，村民需要权衡究竟诉讼会给这样的策略带来什么：积极推动效应还是消极负面影响。选择还是不选择诉讼依赖于特定地域下的社会情境与双方间的互动关系，而非单纯地为了纠纷利益。

简介：人民法庭的存在源于中国乡土社会和民众法律心理基础的现实需要，在依法治国和乡土司法的融合中起着桥梁的作用。发挥这种作用，需在三个方面实现融合，即现代法制运作与传统司法意识的融合、国家法律与民间习俗的融合、法官专业化与世俗化的融合。

简介：<正>我国目前的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对财产型犯罪的被告人退赃,在刑事处罚中仅作为酌定从轻情节。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已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有必要加以改进,建议将被告人退赃作为法定从轻情节。将财产型犯罪中被告人退赃作为法定从轻情节的理由:

简介：周村的司法实践表明，乡土社会交往的基础是关系网络与生存结构。利益已经成为影响人们构建和维持关系的主要因素。当今的中国村庄面临着两种利益与价值共生的局面。乡土正义就是在这两种利益与价值之间寻求平衡与调和，这不同于西方价值体系中的正义观。

简介：在大多数人眼里,在传统时代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国家政权一般只延伸到州县一级,乡村基本上处于一种自治的状态,自民国以来,许多学者都对此津津乐道。河北谚语就有"纳了粮,自在王"的说法,以此来说明乡村一级社会的"自治"。但其实,这种说法至少在某些场合的运用中,多少有点含糊不清的意味。

简介：《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重大修改,引入了数额与情节并重的二元定罪量刑标准.最新的司法解释具体化了这一标准.从规范法学的角度对有关情节的适用加以考查,存在着情节标准中的数额问题、标准竞合下的情节适用问题以及数罪并罚下的情节适用问题等争议问题.对于情节标准中的数额问题,应当坚持罪刑相适应的基本要求,将特定“情节”的数额因素比照“数额”标准加以考量.对于标准竞合下的情节适用问题,应当以数额为基准,并辅以“重法优于轻法”原则加以处理.对于数罪并罚下的情节适用问题,应当贯彻充分评价与禁止重复评价之原则,区分不同情形进行处理.

简介：通过对河南省巩义市社会法庭的调研,可看到公平正义的法治在我国乡土社会遭遇了不同方面的阻碍,导致了法治困境。我国乡土社会法治困境的真正原因在于文化的冲突,在于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的法治文化和我国乡土社会的传统文化之间的巨大鸿沟。要走出这法治困境,我国的法律规范就应根植于我国的传统文化,把优秀的传统文化和良好的民俗习惯吸纳到法律和司法实践中,在程序和实体两方面同时加强法治在乡土社会民众中的威信,久而久之就可以在我国传统文化和民俗习惯的支撑下进一步形成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代表公平正义的法律规范才能顺利地推行,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法治文化才能真正实现。

简介：在中国传统社会，基于宗族乡谊等各种联系纽带，凝聚了数额不菲的共有财产，承载着不同群体内部互助合作的特定目的和使命。近代社会发展转型，改变了传统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那些族产、社产、会产等共有财产因疏于管理和丧失公益使命，普遍受到社会民众的诟病，面临地方政府提拔公用的命运，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形形色色的利益抗争和诉讼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