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大陆法系国家大都把公证规定为不动产物权登记的前置程序。公证以其特有的职能和效力．使不动产物权变动顺利进行．把可能发生的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我国物权法和大多数国家的立法一样．把登记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但近年来因不动产登记引发的纠纷居高不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动产登记程序中的实质审查环节存在严重缺陷．

简介：《物权法》第24条未规定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从体系解释来看,该条文仅适用于特殊动产所有权、抵押权的变动.一般情形下,特殊动产所有权转让适用“交付生效十登记对抗”规则,特殊动产抵押权设立适用“合意生效十登记对抗”规则,这两种规则均属第24条之规范意旨.至于特殊动产质权设立则应适用第212条所规定之交付主义.由于特殊动产物权变动兼采形式主义与意思主义,特殊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与生效要件呈现出对应性与非对应性并存的复杂局面.具言之,形式主义下的物权变动之公示方法与生效要件具有对应性,即均为交付;意思主义下的物权变动不存在公示方法.《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的制定者没有理清不动产物权（尤其是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程序与特殊动产物权转移登记程序存在的差异性,进而混淆了主合同义务、从合同义务与物权请求权,致使该条规定与现实规制存在脱节.

简介：无论哪个诉讼模式、法院体系亦或哪种类型案件都有司法认知的存在。它是人类理性与经验在诉讼中的映射，有助于在诉讼效率和司法公正的实现中找到理想的平衡点。掌握司法认知的基本原理，有助于法官正确司法，准确地裁判案件，避免错案的发生。

简介：有一个男孩被指控谋杀生父。人证、物证俱在,且被告人无法提出一个合理的无罪解释。其中一位证人是一个老头,他作证说,他是男孩家的邻居,曾听到男孩对父亲喊'我要杀了你',案发时听到隔壁有动静,当他跑出走廊时,还看到了男孩逃跑的身影。另一个证人是一位目击女证人,她说在60码以外,亲眼看见男孩把刀插入其父亲的身体。还有店主证明,被告人曾买过一把与凶器一模一样的刀,而且不是一把普通的刀子,店主说店里只有一把这样的刀子。被告否认犯罪,称自己不在犯罪现场,案发

简介：自70年代末期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不动产等高价值财产作为一种基本的生活资料也开始进入普通百姓家庭，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社会关系都亟需相关法律的调整与保护。但我国不动产立法却相对滞后，至今没有突破改革之初借鉴香港法所确立的法律政策框架。然而，香港与内地在基本法律制度方面有着根本上的差异(分属于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法系)，其相关不动产立法也不符合内地的基本国情，无法适当地调整与保护相应的社会关系。

简介：动产抵押权的登记公示制度破坏了公示方法选择之统一性原则,导致登记公示的动产抵押权与占有公示的动产所有权之间的矛盾,并最终将因登记而获得对抗力的抵押权人与因信赖占有而受公信力保护的第三人推向了利益尖锐对抗的两极.现有的立法与学说在平衡与协调两极利益上均无功而返,唯有将动产抵押物限制在一定范围的"准不动产"上,并在该领域也采行物权的登记公示制度,才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最具合理性的方案.

简介：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律方法,法律解释的价值必须要通过其运用来实现。从当下司法实践来看,法律解释的运用难题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解释权限模糊导致“不敢”解释;第二,裁判后果导向“不想”解释;第三,运用标准欠缺“不会”解释。如果说前两者更多涉及解释体制和司法理念等宏观内容,那么解释标准欠缺就直观体现了裁判实践中法律解释方法“运用难”,这也被称为“法律解释的困境”。

简介：社会变革下的中国司法不信任源于人理性的自我保护。从认知心理学角度切入,民众延承的传统认知基于对现代社会形态下显现'陌生'与'信息'的新认知与安全顾虑而演变出现两种背反的心理因子:'依附'与'怀疑'。在面对现代司法制度时,两种心理因子相互作用,滋生出先验的不信任者们,随着孱弱的司法制度被破坏,其缺陷被认知传递,从先验者到参与者再到普通民众,基于安全的'认知平衡'与高效的人际传播,司法的不信任随之成型。不信任的传染凸显了人的认知理性,司法信任重塑应当以制度为保障,以规则立信,可预期可置信地在传染源、传染受体与传染途径以及民众认识水平等方面予以修正与提高,并反射给民众认知,恢复民众对司法之信任。

简介：认知询问技术是一种科学实用的侦查询问手段,这一技术自其产生便受到司法实践部门的高度重视,在英美法系一些国家有着广泛的应用并得到不断修正。其理论基础源于认知心理学的编码特性理论与记忆多元视角性理论,主要内容包含四个记忆提取规则和若干辅助技术。近期的研究发现受询问者的视觉图像表征、精神状态、情绪唤醒水平以及询问前不当干预等因素对认知询问效果有着较大的影响。实践应用表明,认知询问技术对于包括成人、儿童以及老人在内不同人群都有良好的记忆提取效果,这一技术从测量学角度讲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但是,从英美法系国家实践应用角度看,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与不足,如认知询问技术执行较为困难,并且有些方面仍然存在争议,因而亟待进一步的修正与完善。

简介：2016年3月1日，我国反家庭暴力法开始实施。该法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的基础上规定：本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同时，该法在第三十七条将共同生活者纳入暴力主体。

简介：原告俞某于2000年9月18日购买一部摩托罗拉V8088手机，同年10月，手机不慎掉入厕所。俞某即到被告某维修中心检修。被告经初步检查，即告知俞某手机已进水腐蚀，不能维修，只能更换主板，经双方口头协议约定以2000元价格达成更换手机主板的协议。2001年4月，俞某使用手机时发现按键失灵，即到维修中心检修，方知其更换的手机主板为旧板。为此，原告、被告经多次协商未果诉至法院。庭审中，原告主张双方约定为更换新板，被告以旧充新，系欺诈行为，应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承担双倍赔偿的责任。被告认为双方约定为更换修复板，不是新板，同时举证其手机新板成都内部报价为2200元，故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简介：<正>违法性认知是对法规范的态度、取向的认识。[1]违法性认知包含形式违法性认知和实质违法性认知等多个方面。犯罪人对其犯罪行为的违法性是否存在认知,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存有多大程度的认知,不仅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探讨,更需要从实证角度进行调查研究,如果能够建构出违法性认知[2]的结构方程模型,则对元违法性认

简介：名词化现象在英语中无处不在。名词化是语法隐喻的主要来源。名词化过程主要是把表达“过程”的动词或说明某一事件的小句加以“物化”，从而浓缩成动词性名词。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动作过程的参与者或发出者丢失了，这样所得到的名词化词组就会损失部分原有的信息，语义上可能产生歧义或模糊。但是，名词化词组却孕包和浓缩了许多信息，它可能是多个命题的组合体。名词化词组由于失去了动作的参与者或发出者，在描述事件或说明事物时它显得更为客观；因此，名词化是科技英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简介：认知不协调指人同时持有不一致认知时所产生的心理紧张状态.犯罪人在犯罪前、犯罪时、犯罪后都会经受认知不协调.本文论述了认知不协调与不良行为演变为犯罪心理和犯罪行为的关系,与反社会意识的关系,以及犯罪人的自我辩解原理,最后论述了如何利用认知不协调原理进行有效的审讯.

简介：量刑是一种法律实践活动，对量刑中隐性因素的认知，能够客观、全面揭示量刑过程的复杂性。在量刑过程中，排除隐性因素的影响既不现实，也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根据当前我国社会现状、司法体制、执法环境，量刑的隐性因素集中体现在案件社会结构因素、审判管理性因素、瑕疵证据性因素等方面。隐性因素能够对量刑产生影响，发挥潜在的作用，其着力点是法官，如直觉、思维、经验、情感及其对瑕疵证据的认知与判断等；其撬动杆是形形色色的社会权力，如领导权、监督权及审判管理权等。实现量刑公正，应当规制隐性因素，实现隐性因素的显性化、规范化。

简介：司法认知作为一种诉讼证明方式，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并不鲜见，笔者在法院系统经过细致的调查和访谈，试图站在审判实践的角度剖析司法认知，以期对我国即将进行的证据立法有所裨益。

简介：不动产物权变动规则在立法和学理上有很大的争议。本文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指出，从不动产登记程序这种实践操作机制入手，就会发现，加强对不动产登记程序机理的理论研究，是更有意义的智识活动，因为不动产登记程序决定了不动产物权的实体法律效果，整合了不动产物权变动实体法律规则，我国不动产物权交易实践也亟需完善合理的不动产登记程序制度。

简介：行政法学的认知基础是指研究行政法问题以及对行政法学科进行构建时所依赖的那些最为基础的因素。它有助于树立科学行政法观，形成科学解释逻辑，使行政法问题的分析具有底土根基，使行政法学与行政法治相契合。然而，长期以来，我国行政法学研究局限于用政府管理、平衡理念、行政秩序、公权性能等来认知行政法，致使行政法学研究视野相对狭隘、研究理论基础相对单薄、研究方法论不足。为此，应当通过厘清行政法学的认知基础进而倡导研究者根据行政法的认知基础来思考行政法问题。并利用行政法学的认知基础树立良好行政法学风，建构科学方法论，完善行政法学分析技术，丰富行政法学知识，形成和建构行政法科学。

简介：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改革目前面临着诸多选择，人们的认知和态度对于少年司法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对公众和法官两组群体进行问卷调查，将他们对少年司法改革的认知态度进行比较分析，结合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对我国的少年司法改革会有较好地推动。

简介：又是岁末，农民工讨薪艰难的事件屡见于报端。我们选取了发生在北京大兴的一起农民工用极端手段讨薪的案件，对行为人涉及此罪与彼罪、重罪与轻罪的法律问题进行研讨。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关注案件定性疑难本身，更在于提醒这类案件中当事人应如何更好地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合法权利，同时也彰显司法过程中的人文关怀，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