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从业务实战角度探讨了数据在检察案件中的应用，描述了数据在检察系统电子取证应用的现状及存在的局限性，探讨了多数据分析在案件中可能的应用及多数据分析软件现阶段的状态和存在的技术难点，最后肯定了多数据分析是大数据时代来临的前奏。

简介：如何面对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现行维稳举措如何调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发布的《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长篇研究报告提出了一个相当明确的思路。这个思路可以概括为4个关键词：有限政府、法治渠道、利益表达和多元机制。

简介：<正>传统合同理论以意思理论为基础,将合同拘束力建立在当事人的意思之上,此为追求合同实质正义的结果,但是在具体运用时,由于实证主义的影响,无论是大陆法系合同法还是英美合同法均以形式化的法律规则作为判断当事人意思的标准。但随着社会经济生活日益信息化和复杂化,合同有时不再需要复杂的缔约过程。例如,在消费者合同领域,"磋商"常为定型化合同所替代。并且随着信息技术的运用,合同的缔结也变得更加的容易。在许多合同领域,EDI(ElectronicDateInterchange)正代替书面合同成为主要的合同缔结方式,坚守传统合同拘束力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因此现代合同立法在合同拘束力

简介：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股权确认及／或变更争议案件为平等主体之间的民商事案件，可以通过仲裁或民事诉讼得以解决。对此，人民法院不应裁定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予以解决。行政机关不予审批的不作为行为以及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是提起行政诉讼的两个基本要件。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正常行政许可行为不服不构成行政诉讼的标的，但构成行政复议的内容。当事人通过虚假或欺骗行为获得的行政许可，如本案的股权变更等，依法可通过向行政部门申请撤销得到补救。当事人只有在行政机关不作为不予撤销以欺骗行为获得的行政许可／审批时才应提起行政诉讼。

简介：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制现代化所涉及的不单纯是法律制度构建问题,而在深层次上,更是一个包括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的重构与转变问题。历史事实和现实实践一再表明,法制现代化离不开一种普遍信任的社会文化来启动和支持。普遍信任,是法制现代化最为深层的内驱力,也是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赖以生成和确立的社会文化根基。普遍信任的社会文化,生成于有限政府及民众习惯于合作、自治的开放式社会结构之中。探究普遍信任的生成及其对于法制现代化的根基意义,对后发现代化国家避免和克服本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理性贫困和危机具有深刻启示价值。

简介：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现代治理本质上是一种法治化治理。实践证明，在法治的规范下，治理将更具有规范性、权威性、连续性和稳定性。让法治治理成为常态，既是治理的必然要求，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内在需要。经验告诉人们，现代治理虽然有宗教、伦理、习惯和政策等多种方式，但是从根本上讲，法治乃是根本之途，它能为调控社会秩序提供基本规范。尤其是它通过克服人为主观因素的干扰，增加人们对治理活动的预期判断，减少盲从、规避风险，能增强治理的可预期性；依据反映多数人的意见并经过严格程序而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法律，能督促和强化社会成员正确行使权利、履行义务、遵守规则，能增强治理的权威性。

简介：<正>一、问题的提出构成要件实现,作为构成要件符合性阶层的问题被提出来,其初衷是用来解决一些特殊案例的理论范畴的。对此,日本刑法学者高桥则夫在故意的结果犯中讨论了"过早的构成要件的实现"问题,也就是在比行为人意图更早的阶段发生了构成要件性结果的场合,逐一检讨是否满足构成要件的"行为·实行·归属"的规范设定标准。

简介：国家理性的法律表达就是国家理性在现代国家的法律治理层面上的理性推展。本文将现代国家理想性地划分为绝对主义国家、立宪国家以及自由民主国家三种历史类型,从而将国家理性法律表达置于这一历史线索之中加以考察。国民身份的塑造、规则模式的创制和生活意象的营造是国家理性法律表达所遵循的机制,依凭这三种法律表达的机制,现代国家在自身的建构历程中相应地将国民塑造为臣民、市民和公民,创制出了行政规章模式、宪法—民法模式以及社会法模式,并在国民的私人生活中营造出"君主是家庭荣誉的守护者"、"男人即家中的君王"、"个人即国王"这三种生活意象。基于这种历史考察,本文力图提炼出国家理性法律表达所内含的历史逻辑。

简介：公力救济的严格程序法定限制了私权保护，其所依据的法律的正当性决定了人们对私力救济的选择。法理上，法律本身的局限性，使公力救济无法提供正当的评判依据；法律实践上，实体法提供的评判标准不正当：适用法律不当，赔偿制度及赔偿标准的制定失当、缺乏客观公正的特别证明，致使人们抛弃公力救济。

简介：在中国的法官职业化建设背景下，各地法院出现追求法官年轻化、推行竞争上岗、过度倡导办案效率等现象，法院在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追程中产生的造种思维误区与法官职业化建设目标背道而驰。审判职业决定了法官应具备的特有思维，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思维应当符合审判规律特点和法官思维的特性，应从机制上激励法官职业化的思维，改革法官管理制度，延迟法官退休年龄，提高法官应有待遇等方面，为职业化法官提供制度保障。

简介：在近代刑法的责任主义原则之下，没有责任能力则意味着犯罪的不成立。现行刑法第39条是这样规定的，“对心神丧失者的行为不应施加惩罚”，在明确规定不对欠缺责任能力的人的行为进行惩罚的同时，又在第2项中规定，“对心神耗弱者（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的行为应当减轻刑罚”，确定在行为人的责任能力减弱的情况下，

简介：所谓“宪政”（constimtionalism），是指一种使政治运作法律化的理念或理想状态，它要求政府所有权力的行使都被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它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标志，与作为宪法基本权利之一的公民表达权关系密切．公民表达权，即公民表达自由权，具有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权利的双重属性。本文分析了表达权的内涵，包括其概念、性质两方面，提出了表达权的宪政意义，文章最后简要分析了中国公民表达权的保障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宪政保障举措.

简介：

简介：私力救济和公力救济是权利救济的两种基本历史形态，两者之间的对立和统一只有把它们放置到更为宽广的历史视野中才能体察。当判断权、要求权和执行权被归于国家。而且判断权还被赋予给同样作为第三者的专家系统时，就出现了权利救济的现代性问题。现代性的权利救济没有使权利救济的历史结构发生转型，而是进一步强化了公力救济的运行机制。

简介：热点案件的不断涌现揭示了民意与法意之间不可消弭的矛盾.在现代司法程序中,民意处于司法合法性与司法理性构筑的二元困境之中,一方面民意是司法合法性的基础,另一方面民意审判又违背了现代司法理念的要求.如何正确处理司法程序中的民意是现代司法不可回避的课题.实际上,司法程序中的民意可以划分为制度化民意与非制度化民意两种类型.司法合法性的基础是制度化的民意,而与现代司法理念不相容的是非制度化民意.因而,吸纳制度化民意应当成为化解民意与法意之间矛盾的努力方向.就我国而言,司法活动中曾经出现过人大个案监督、涉诉信访、品格证据、人民陪审员制度等制度化民意表达机制.但是只有人民陪审员制度实现了民意与法意的平衡.人民陪审员制度产生的目的便是表达民意,基于此也就产生了评价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三个标准,即民意表达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及时性.从这三个标准出发,检视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可以进一步提出更加明确的完善措施.

简介：“像法律人那样思考”是美国法学院流行的说法，本意在于鼓励法学院新生尽快熟悉实践中的制度环境与法律技术。但自从20世纪90年代这句话被引入中国，它就被误读为法律人拥有且应当拥有一套独特的思维方式。本文试图探讨这一误读的成因，论证所谓“法律人思维”其实并不为法律人所专有，以及在所谓“法律人”共同体中也不存在统一的法律人思维方式。进而本文还将指出，这种误读是中国法律人有意营造出来的结果，因为他们可以借此获得话语权威以及其他一些特权。本文不想贬低常规意义上的法律技能，而只是认为，法律人不能沉湎于纯粹由概念和规则编织出来的天国，而应当在实践中慎重考虑社会后果，善于运用各种社会、政治的知识与经验，最终作出恰当的判断和行为。

简介：话语分析有助于阐释执法活动中呈现的多重意义解释,通过话语分析可丰富对城管执法困境的认识。严格执法、服务大局的执法话语存在诸多不足,遭受来自其他话语的质疑,难以有效实现对城管执法活动正当性的论证。媒体舆论对权利话语和'弱者的武器'话语的片面采用存在较大偏差,城管执法状况被选择性呈现,执法问题泛政治解读,易导向对体制的否定,引发社会对立情绪。社会主义话语的使用方式具有多样化,既会导向舒缓执法冲突,也会导致加剧执法者和执法对象之间的紧张关系。改善城管困境,需要塑造话语,推动公共规则的形成,达成兼顾不同社会群体利益的执法效果,推动法治建设的务实开展。

简介：在当前的研究中,陪审制被普遍认为是一种能够对司法审判与民众意见进行沟通的制度形态,但是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由于受功能定位的限制,英美国家的陪审团在事实上并没有承担表达民意的职责,而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和近年来出现的人民陪审团则由于自身结构及相关条件的影响,在表达民意的效果上存在明显的限度。对陪审制的改革和加强无法解决司法机关的民意获取难题,对此还需要通过借鉴域外经验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制度创新。

简介：人类之所以需要诗，是源于生命与存在的需求，本真的生命就是诗化的生命；诗歌是什么？诗歌无非就是写出自己的感悟，同时也能让别人受到感悟。

简介：正确理解“用外语思维”这一主张的真实含义，在外语学习中不依赖本族语，直接使用外语进行思维是可行和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