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马科斯政府时期,由于菲律宾基督教教会活跃的“人世”表现,加之马科斯政权实施军管法引起人权状况恶化,以及政府对基督教人员、财产等权益的侵犯,菲律宾政府与基督教组织的关系经历了从合作到对抗的变化。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对待菲律宾基督教组织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从忽视到逐步重视,从观望到接触、援助、施加影响,而菲律宾基督教组织也希望借助美国政府向马科斯政府施压,推动结束军管并恢复正常的政治局面。美国政府力促菲律宾基督教组织恪守“政教分离”和“非暴力手段”的原则,关注并默许基督教组织与反对派势力合作,最终菲律宾在1986年通过“人民力量革命”实现了政权和平过渡。
简介:但是在1900年以后,东欧犹太移民的条件开始慢慢地得到改善。虽然拥挤、噪声、肮脏等情形依然存在,但新的希望冉冉升起。到20世纪初,纽约下东区的犹太人口大大增加,爱尔兰人和德国人逐渐失去了对当地的控制。代表移民利益的犹太组织日趋活跃,出现了像美国希伯来慈善会这样的德国犹太慈善机构,利莲·沃德和雅各·希夫建立的移民居留地也帮助移民们的住宿、医疗和就业问题。而希伯来移民援助协会则帮助新来的犹太移民适应美国的新生活。1903-1910年数千个同胞会涌现出来。这些旨在帮助来自欧洲同一地方的犹太同胞组织,为东欧犹太移民提供了解决现实问题而非意识形态问题的途径。一般人可以在这里找到除自己小家庭之外的社团大家庭,这里也提供医疗和身亡救济,在这里能够听到欧洲的消息。碰到社会交往的同伴。
简介:自2005年底以来,泰国一直深陷政治危机之中,到目前已经历了2006年9月和2014年5月两次政变。这两次政变深刻暴露出了公民社会和政治体制在政坛中的矛盾作用,其中尤以宪法与宪法法院最为突出。尽管人们普遍希望公民社会和宪制架构(constitutionalstructures)能够实现与选举授予权、问责制和政治权利密切相关的民主目标,但是人们在泰国所目睹的一切却与此有着天壤之别。公民社会和宪政的参与者一直为党派利益而非民主价值观所驱使。作为2006年和2014年两次政变的导火索,公民社会的各种势力强力动员起来,涌上曼谷街头,试图推翻民选政府。在此过程中,他们为军方实施干预提供了政治空间和合法性。宪法法院和宪法也在反民主活动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起草《2007年宪法》就是明摆着要削弱政党的势力,恢复机构割裂的格局,其终极目的是不让他信·西那瓦(ThaksinShinawatra)及其阵营重返政坛。宪法法院所宣布的许多判决也同样反映出政治利益,而非客观地依法办事。因此,泰国的民主政体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人们原本指望一些社会力量和社会制度可以巩固民主,但是事实表明,就连他们自己亦对其与民主的关系深感困惑。
简介:近年来,欧盟危机叠加,问题丛生,行动力下降,衰落趋势渐显。种种衰落迹象中,三个主要问题值得关注。一是倒退风险增大。欧盟近年来遭受重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其几十年来持续深化、扩大后反作用力的集中爆发,而欧盟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联合体,难以应对危机,倒退、解体风险将长期存在。二是经济活力匮乏。欧盟目前的问题和危机,包括社会的激进化、穆斯林融合难、极右势力兴起、恐怖主义威胁增大、难民潮、甚至乌克兰危机等等,都与其经济低迷、缺乏活力密切相关。三是国际地位下滑。无论从欧盟所面临问题和危机的复杂性、严重性,还是从欧盟危机应对的表现看,欧盟国际形象和影响力受损都不是短期或暂时现象,而是长期性问题。欧盟的衰落趋势虽难以逆转,但仍主要是相对而言,且这一进程是渐进的、缓慢的,欧盟当前是、未来也仍将是一支重要的全球性力量。
简介:所谓“南亚双斯坦国家”是指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个中国的友好邻邦。两国都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规划中的重要投资国家。两国人文相似,国情类同,地理相连,安全捆绑。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的“三股势力”对“一带一路”在阿、巴两国的建设和运行构成严重威胁。特别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旗舰项目和样板工程“中巴经济走廊”,不仅与巴基斯坦,而且与阿富汗的国内稳定紧密相关。只有客观正视“南亚双斯坦国家”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有针对性地设计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应对措施,才能有效地规避和减少可能发生的风险,保障“一带一路”建设在“南亚双斯坦国家”的成功。
简介:国际政治中的角色身份与利益认知是在社会性交往互动中被不断建构的产物。在以“主权零死亡时代”为核心特征的洛克体系文化成熟阶段,单纯的权力转移已不再构成体系内大国间安全困境的原因。不论是崛起国,还是守成国,其在权力转移进程中对体系主导观念的认知决定了其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又决定了战略手段的选择,并最终在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建构出不同的社会性关系与互动模式。权力转移进程中,大国间敌意身份的互主性建构是如何形成的?通过对其成因的分析,能否为避免敌意螺旋的生成提供新的解决方案?通过对权力转移进程中出现的“想象的安全困境”成因分析发现: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并不存在现实的生存竞争,但却可能由于经济领域同质化竞争而产生族群排他性负面意象的敌意投射,并在对声望和荣誉的追求基础上形成虚幻的不相容与想象的敌意螺旋。从崛起国战略谋划的角度出发,选择“联系性崛起战略”往往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非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而选择“变位性崛起战略”则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
简介:宗教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一直以互相交织的形态沿着“海丝”向各国传播。站在国际文化战略高度,宗教领域的民间外交可视为国家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明互鉴和民心相通的角度挖掘宗教的人文内涵是十分可行的。福建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具有重要区位优势和侨缘优势。福建民间宗教信仰,就其规模和影响已远超正统宗教的民间信俗,在走向东南亚的历史播衍中,已不仅是单纯的宗教性或学术性问题,而是在某种意义上担负起与东南亚各国进行文明对话、传递中华文化、营造中国形象的政治文化外交使命。东南亚也是海外华人最集中的地区,一方面,同根同源的民间信仰成为海外华族与祖籍国精神文化互动的源头;另一方面,福建民间信仰也渗入居住国民众生活,以自身蕴涵的中华文化基因勾画出多元兼容、和谐共处,知恩图报、崇德敬贤,敬天法祖、慎终追远的中国文化图景。在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文化推广格局中,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理念通过民间信俗渠道“走出去”,将民间信仰纳入对外传播影响力与话语权建构的主体框架中,纳入公共外交新生态的良性培育体系内,是极具前瞻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