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引言后冷战时期，世界安全范式已经从传统的军事威胁转变为非传统的非军事威胁。恐怖主义威胁占据当前全球安全的主要议程，取代了冷战时期恐怖活动的平衡状态。

简介：作为最古老的全球公域的海洋，承载着世界的安全与繁荣的重任。确保航海自由、海上贸易航线、海上关键基础设施以及能源流向，都涉及北约的安全利益。在海洋安全面，瞄着巨大的诸如海洋环境恶化、海盗肆虐、新兴国家海军快速发展等挑战下，北约打着保护全球公域的旗号，根据后冷战时代海军执行的几个行动实践，在北约新战略概念指导下，2011年1月通过了“联盟海洋战略”。北约海洋战略赋予其海军承担“集体安全与威慑”、“危机管理”、“合作安全”和“海上安全”的核心使命。在利比亚战争中、在反海盗行动中以及目前的叙利亚危机中，北约海洋战略得到检验，尽管也暴露了一些存在的问题，如缺乏政治意愿投资海军。偏重于海洋的军事领域、并以军事手段解决海上安全的北约海洋战略，对中国海洋强国战略存在着潜在的负面影响：北约的海军力量可能会遏止中国海军突破第一、第二岛链；可能会介入中国与邻国的海疆纷争；对中国海军保护能源安全也会构成挑战。这是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确保海洋安全战略所必须高度重视的。

简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海洋强国＂,预示着海洋强国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以全新的姿态和全新的步伐加速推进。在推进海洋强国历程中,我国既面临重大机遇,也面临巨大挑战,需要国家增强忧患（危机）意识,强化顶层设计,加大战略统筹,提升海洋维权能力,推进国际合作。一是维护海洋权益问题。

简介：法律序号：越南第十三届国会2012年第十八号根据1992年颁布施行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依照2001年12月25日第十届国会通过的第五十一号决议即《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已经对部分条款进行修改、补充过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国会颁布《越南海洋法》。

简介：“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之后,中国在南海面临的安全形势相比之前发生了极大转变,如美国、越南等国家均因该案而对其原有立场进行了调整。同时,随着近年来中国远洋活动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的海洋发展利益已经突破领海、专属经济区等近海区域,不断向公海、国际海底区域等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领域延伸,例如积极参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问题执行协定》谈判与国际海底区域勘探活动等,因而海洋安全利益的范围亦相应随之拓展。在全球现代海洋安全问题的范畴之内,“新安全观”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对中国当前海洋安全形势下的需求具有极强针对性。而在海洋法规则中,海洋保护区制度无论在特征、目标还是功能方面,均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一定的契合性,该制度适用与否的问题,对中国维护海洋安全利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然而,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全球海洋划分为多块不同性质的海域,导致该项制度在不同位置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也同样有所区别,所以即便决定选择适用时,亦不能完全一概而论,应当始终坚持在不同时空维度下的灵活运用。

简介：进入21世纪，中日两强并立日趋明朗，中国从海上走出去和日本走向正常化国家的力度和速度几乎同时加大。两国的海上交集、碰撞日益激烈。21世纪初中日两国海权的国家战略设计基本清晰，都有了一系列的指导性纲要，中国的“海洋强国”与日本的“海洋立国”，都是国家战略设计。但是中日两国海权的国家战略设计在孕育时间、思维基点、海洋经济基础、历史责任和未来追求上有很大的差别。“海洋强国”与“海洋立国”在国家战略目标、海权方向、治理体系上都有无可避免的碰撞。中国的“海洋强国”与日本的“海洋立国”从本质上讲是中日两国的抱负冲突。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的海洋强国之路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不做国际体系的挑战者。

简介：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战略,这是中国在21世纪实现＂中国梦＂的伟大举措之一。纵观16世纪以来的世界文明发展史,成功的崛起大国无一例外都是海洋强国和海权大国。从17世纪英国崛起到19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美国崛起,海洋强国始终是过去400年人类历史进程中引领科技、产业、教育和体制发展最为重要的力量。同时,科技、产业、教育和制度的进步和发展.

简介：UNCLOS中尚存“灰色区域”,没有对“海洋科研”、“军事测量”等词语进行界定,导致条款的不同解释和争端.主要原因在于其既是政治性协定又是法律协定.UNCLOS的大部分内容都相互联系并构成一个整体,为“一揽子交易”.美国并未批准UNCLOS,却常选择性援引相关权利条款,规避义务.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规定,第三方享有条约下的权利并非没有任何限制;第三方应受习惯国际法规则和强行法的约束;应根据VCLT来解释UNCLOS.应在整个国际法体系下理解条约对第三方的法律效力以及“海洋科研”条款的含义.

简介：中俄两国在太平洋、北冰洋等海域存在诸多共同的海洋安全目标和利益,双方的海洋安全合作不仅可以在理论层面丰富发展国家间海洋安全合作的内涵,也可在现实层面改善两国的海洋安全环境,维护两国海洋安全权益,同时为全球海洋安全治理做出贡献。21世纪以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俄关系的相向而行给双方海洋安全合作营造了良好的外交环境。中俄两国多层级、多领域的合作机制,为两国海洋安全合作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交流沟通平台。北极地区作为新疆域为中俄海洋安全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俄罗斯“向东看”发展政策也在不断拓展双方共同的海洋安全利益。与此同时,中俄两国的海洋安全合作也面临着“互信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海上防卫方向不完全重合、世界海洋安全环境的复杂与敏感”等问题。在此情况下,通过加强中俄海洋经济的合作、积极构建海洋安全利益共同体以及合理规划中俄海洋安全合作的重点方向和拓展空间,可有效应对双方海洋安全合作面临的挑战。同时,推动多边海洋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不仅可为新时代中俄海洋安全合作的深化保驾护航,也有利于促进全球海洋安全的制度化建设。

简介：越南东面和南面临海,有漫长的海岸线。海洋在越南社会和经济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越南将海洋看作是与国内4个大经济区同等重要的一个特殊的经济区。越南能从海洋中获取和利用的资源,据其本国学者的统计,主要有:海产、石油和天然气、矿产、海盐、海洋化学物质、海洋能源等等。越南对海洋的开发仅是初步的,但已获得了巨大收益。例如,海产、石油天然气、海盐、

简介：2005年3月,'颜色革命'蔓延到吉尔吉斯,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颜色革命'并不属于革命,它是在民主口号掩盖下的政治、经济利益再分配.吉尔吉斯'郁金香革命'的原因既包括内部因素,也包括外部因素.吉尔吉斯'颜色革命'的影响是深远的,俄美在中亚的博弈也将持续下去.

简介：海洋自由是现代海洋秩序的原则之一,其内涵包括和平时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称《公约》）赋予各国在不同海域不同程度的权利;以及战争时期,在规范海上封锁基础上,中立国船只自由航行和贸易的权利。从海洋政治的历史演进来看,先后有四个部分进入海洋自由完善的进程之中：提出海洋自由原则、界定海洋自由的权利边界、否定私掠与海盗以及完善战时海洋自由。和平时期的海洋自由常常被一些国家曲解和利用,战时海洋自由在二战之后被迫中断。从历史来看,权力斗争伴随海洋自由制度完善的整个过程,海洋大国则发挥了主体作用。具体来说,当权力斗争没有导致权力转移时,海洋大国会促使海洋霸主修正既有制度,或否定海军大国的不合理行为来完善海洋自由制度。当权力斗争导致权力发生转移时,霸权在海洋大国间的转移推动海洋自由制度的合理部分不断被引入、继承、积累和固化。

简介：一、海洋战略新疆域解读2017年1月18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召开的＂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上,习近平在主旨演讲中提到＂要秉持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原则,把深海、极地、外空、互联网等领域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竟技场＂。非常精炼地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秉持的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原则以及新疆域的领域做了明晰的勾勒。新疆域的概念为什么会被提出？

简介：南海是一带一路构想的战略支点,经略南海必须密切与南海周边国家(地区)的经济联系,并制定正确的海洋政策。以一体化理论为指导,以历史事实为背景,以实际数据为依据,在对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地区)的海洋政策协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南海海洋政策协调的基本策略:重塑战略互信关系,以制度创新推动政策协调,走渐进式的政策协调之路,南海政策协调的目标是建立南海共同体。

简介：认识和研究全球海洋治理的客体是开展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保障和关键环节。从实践层面看,全球海洋治理的客体是人类实践活动导致的全球海洋问题或者极有可能诱发全球影响的海洋问题。全球海洋问题的本质是人与海洋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矛盾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这些问题不仅对海洋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影响,而且也危及到人类社会的存续。

简介：古代中国对陆地和海洋的探索与利用或许在国家战略中偶有轻重之别，但在文明层面却无主从之分。由于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经略海洋的需求与能力的互动关系，使得古代中国的海洋经略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三次历史周期。本文认为，古代中国的海洋经略同世界上其他涉海大国一样，都遵循着普遍性的历史逻辑：一是国家的海洋需求决定着海洋经略的地位：二是国家的海洋能力决定着海洋经略的效果；三是海洋经略可能实现海洋强国的塑造却无法阻止海洋强国的衰落。与此同时，古代中国的海洋经略历史还在经济基础、政治安全与文化传统层面存在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特殊性逻辑。

简介：日本于2005年提出新时期的海洋战略——海洋立国,（1）接着于2007年4月制定了《海洋基本法》（2）作为实现海洋战略目标的政策与方针。（3）《海洋基本法》规定,政府为落实海洋政策每五年推出一期《海洋基本计划》。（4）《海洋基本计划》既是贯彻《海洋基本法》的有效举措,又是海洋综合管理的载体和抓手,也是日本举国落实海洋政策的行动纲领。从2008年开始,日本每五年推出一期《海洋基本计划》,至今已有三期。每期都有相同的地方,更有根据新形势、新变化、新任务进行调整后突出的不同重点。其中,第一、二期重在海洋综合管理服务的基础性工作,主要查清日本管辖海域的面积和范围以及辖区内蕴藏海洋资源的种类及其数量;第三期重点为海洋调查,并向以领海警备和海岛防御为主的海洋维权倾斜,突出警队合作、日美联手以及与东南亚国家结合的大范围海洋监视活动,即加大收集处置掌控海上实时信息的力度。第三期《海洋基本计划》问世,预示着在未来五年的实施期间,中日在海洋权益斗争方面的矛盾和纠纷将加剧,甚至有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我应未雨绸缪,早做准备,防范于未然。

简介：中国因历史、地理、科技和意识等原因,积累了较多的海洋问题。为解决这些海洋问题,中国提出了具体的海洋政策,包括优先使用政治方法解决海洋争端,兼顾他方立场提出＂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合作制定规则、管控危机、资源共享的基本政策,坚持＂双轨思路＂,提出＂和谐海洋＂理念等。它们蕴含丰富的文化要素,体现了中国文化以和为贵的特质。同时,中国的这些海洋政策,不仅具有国际法的基础,而且经实践检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符合国际海洋发展趋势。为此,国际社会应积极支持中国的海洋政策,使中国在搭建海洋平台、加强海洋合作、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为维护海洋安全和秩序、实现人类与海洋的和谐共处作出更多的贡献,以确保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维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国际法制度和国际秩序。这是国际社会的重大责任和应有职责,也是传承中国文化的应有之义。

简介：2013年2月，韩国新一届总统朴槿惠上任，揭开了韩国海洋开发、利用的新篇章。朴槿惠政府重建了韩国海洋水产部，同时提出了关于海洋发展的七大重点课题和一系列新思路、新政策、新举措，对外宣示了韩国发展海洋的决心和信心。朴槿惠政府之所以积极推出海洋发展新政，既可归因于世界科技化、信息化和海洋发展潮流的推动，更是韩国国内重视海洋的传统及新时代发展的需求使然。这一切对于中国树立全民海洋意识、推进海洋事业发展和努力建设海洋强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简介：与海洋国家结盟成为近代以来日本对外战略的重要构成和支撑。日本不仅有日英同盟这一历史的外交轨迹。而且有日美同盟这一现实的外交基轴。经历一个世纪多的发展演变．日本“海洋国家结盟”战略呈现出非常鲜明的特点。从结盟的对象来看．日本以世界霸主、强国为主，并逐渐向地区大国、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扩展。从结盟针对的对象来看，中国成为日本“海洋国家结盟”战略遏制的主要对象。从结盟的战略目标来看，扩张海权成为日本“海洋国家结盟”战略追求的终极目标。从推动结盟的战略手段来看，其更加多元化。从推动结盟的战略姿态来看，日本更加积极主动。从结盟战略发展的模式来看，日本欲构建以“日美同盟”为核心的“海洋民主国家联盟体系”。当前，日本正积极构筑以“日美同盟”为核心的“海洋民主国家联盟体系”。扩张海权．遏制中国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