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美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复杂且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两国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既有结构性对抗又有利益捆绑,同时易受第三方因素影响.理解两国互动所薤涵的这种复杂性并把握其动态特征,对于应对未来中美关系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至关重要.21世纪以来,中国的快速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中美实力变化动摇了中美战略稳定的基础,美国的对华政策出现摇摆,双边关系在传统竞争领域之外还面临着新领域、新问题的竞争与摩擦,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大.但这些挑战中也蕴涵了有利于未来发展的巨大机遇.中美两国的主体性特征、时代条件和历史条件是双方走出“守成国家与新兴大国必有一战”历史逻辑的基础.未来中国对美国外交将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保持-贯性、连续性和稳定性.中国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将是把握机遇,以自我发展为核心,沉着应对周边局势,积极扩大外交布局并承担国际责任.在创造有利的国内国际环境的基础上,加强中美合作,管控危机,促进中美共同利益,通过建立功能性伙伴关系走上共同演进之路.
简介:权力转移导致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维护中美战略稳定成为攸关中美关系发展以及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大问题。构建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框架是实现中美战略稳定的基石。传统战略稳定理论主要基于美苏两大对称性阵营的敌对关系,对于不对称性和动态权力转移背景下的中美核战略稳定性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指导性不足。基于非对称战略平衡视角,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框架应以保证中国第二次核打击能力为基础。在机制层面,中美要加强交流、协商和谈判以建立相关机制,逐渐形成中美核战略关系的共识,推动达成稳定中美核战略关系的协议、条约等法律性承诺,从而构建稳定中美核战略关系的政治框架。在结构层面,中国无需谋求与美国对等的核力量。统筹考虑军事效用和政治效果,构筑包括核实力、核威慑决心和核威慑信息传递的完备核威慑战略,确保处于弱势的中国拥有对美国进行核反击造成美不可承受损失的能力,是实现中美核战略稳定的关键。
简介:<正>去年以来,随着日本国际收支特别是贸易收支盈余的再度上升以及美国经济的持续不景气,美日两国间的经贸关系复趋紧张。布什总统今年初的亚洲之行不但没有缓解这种紧张,反而使日本的“嫌美”情绪由小心翼翼变得公开表露,高层人物屡屡失言;美国的反日情绪也高涨起来,一些地方发起了“抵制日货”的运动,对日政策成为大选年的争论焦点之一。美日经济摩擦由来已久,不断深化,成为影响两国间经济甚至政治合作关系的一大症结。本文试图对美日两国经济摩擦的结构性原因作一简要的分析。一、美日企业体制的重大差别日本的系列企业体制正日益成为非关税壁垒的象征而受到欧美国家的指责。所谓系列企业即企业集团,包括综合型(或水平型)和垂直型两种。前者指跨行业经营的企业集团,多以银行为主体,拥有较大的贸易公司,主要有六大集团:源于战前旧财阀的三井、三菱、住友集团和新兴的芙蓉、第一劝业、三和集团,也有人称之为金融系列。垂直型系列以39家重要的制造业公司为主,每一家下面都有若干从属公司,自成体系,如日本钢铁、日立、丰田等系列,也有人将这样的系列称之为生产系列。这有点类似于西方的企业集团,但家族色彩更浓。系列企业共同的特征是:交叉持股、长期联系,广泛的内部商业往来。与美国的企业集团相比,日本系列企业有三大特点:
简介:国家始终面临着如何实现国际安全的难题,因而也向来偏好于获得地区与国际环境中的“确定性”。不过,这通常会面临地区与国际形势演进“常态性”及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影响,而在“不确定”时代,这则会体现得更为明显。“不确定”时代的“不确定”实际上表现为全球治理的“失序”,主要呈现在国际经济层面的保护主义、国际政治层面的保守主义、社会层面的民粹主义与国际安全制度性安排的“滞后”等诸方面。这些“不确定”因素深刻作用于国际安全的“确定性”本质,在影响国家实现国际安全的“自助性”和国家间安全关系的同时,更使国际体系的“确定性”难有保证。因此,重塑国际安全并不能囿于哪一个范式的解释,它是一项系统的、复杂的国际战略议程,在重塑国际安全进程中依赖于经济领域开放、互惠互利的地区与全球秩序的建立,依托于全球范围内“积极有为”国际安全理念的共享,依靠于国际安全治理制度的“与时俱进”。而在国际安全实践中,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安全进程中所体现的安全实现路径则为在“不确定”时代重塑国际安全“确定性”提供了一个经验性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