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城市化和产业发展进程中均呈现集聚经济特征,城市化发展中的要素集聚对集聚形态下的产业层次提升具有明显的推动。基于2005—2012年西北地区3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方法分析了城市化发展对产业升级的推动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西北地区城市化发展带来的要素集聚对产业升级具有明显的正向推动,同时城市化集聚对相邻城市的产业升级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利用空间阈值权重矩阵进一步分析后发现,600km以内时城市化发展对产业升级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但溢出效应随空间距离的增长呈现下降趋势,超出600km之后转为负向空间溢出,同时城市化发展中其他结构性因素对产业升级存在空间效应,空间效应方向和趋势由于各结构因素的特征而有所差异。基于上述实证研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简介:对中国23个资源衰退型城市2003—2014年的脆弱性进行了测度,并通过Moran指数和LISA分析法对脆弱性的集聚情况以及空间相关性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23个城市的脆弱性具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呈现空间集聚现象;高高型聚集区域主要分布在东北部,低低型聚集区域主要分布在中部和南部;其中,黑龙江省的伊春、鹤岗、七台河和双鸭山市的脆弱性较高,且具有较强的显著相关性,较难摆脱资源枯竭困境。应对各区域城市进行差异化发展:对脆弱性较高的城市,加大帮扶力度,且以鹤岗为中心,探索其新型产业发展模式;对脆弱性较低的城市,应积极发展本地的优势产业,不断提高城市的稳定性。
简介:基于2012年与2015年贵州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截面数据,运用三阶段DEA对贵州省县域减贫效率进行了测度,并通过探索性数据分析(ESDA)对其空间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剔除管理无效率、随机误差、环境变量等因素的影响后,贵州省县域减贫效率得到了提高,使用环境变量与随机误差项对原始投入值进行调整具有合理性;贵州省县域减贫效率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纯技术效率下降是造成贵州省县域减贫效率降低的主要原因;县域减贫综合技术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特征,HH型和LL型的县域单元具有明显的聚集特征,研究期内空间范围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县域综合减贫效率呈现出黔东北、黔西南高,黔中、黔西南低的空间格局。从综合减贫效率的冷、热点格局变化来看,黔东北、黔西、黔中的减贫效率在下降,而黔东南的减贫效率在提高。
简介:由核心城市及其所影响的周边城市组成的都市圈是现代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空间单元。通过对核心城市的经济引力与场强范围以及圈层划分的计算,确定金融地理学中的“核心-边缘”模型的空间范围,从地理学的角度对金融加以认知与研究,使其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同时也深化了金融地理学的理论研究。采用定量方法引入了引力与场强模型,对都市圈范围进行了系统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广州都市圈为例,将都市圈的最大空间考察半径由300千米扩展至600千米,在较为广阔的地理范围内考察了广州金融都市圈所覆盖的金融空间范围并作出界定。结果显示,广州都市圈的大致范围包括25个大小不等的地级市,并在此基础之上对广州金融都市圈进行圈层划分、时间效应分析与金融中心建设提出建议。
简介:利用2012年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农村住户调查数据,采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测算了新疆南疆三地州多维贫困状况,研究了贫困空间分布与区域差异,得到以下结论:从多维贫困程度看,多维贫困发生率为24.5%,多维贫困指数为0.138;从多维贫困组成看,收入低、饮水困难、教育水平低、卫生条件差、少数民族汉语能力差等是核心问题,且收入贫困户几乎都是多维贫困户;从多维贫困空间分布看,克州地区最为严重,其次为和田地区和喀什地区,阿克陶县和疏勒县形成第一贫困级,阿图什市和和田县形成第二贫困级,疏附县和墨玉县形成第三贫困级,其他各县形成第四贫困级,且边境县多维贫困状况更加恶劣。
简介:忽略经济增长模型的合适性及时变特征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测度严重背离现实。根据Solow与Lucas的两类经济增长模型,序贯性构建了6个时变参数经济增长函数。通过贝叶斯推断与MCMC抽样获得刻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时变特征,应用模型选择与比较得到相应结论:规模报酬时变的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要优于其它5个模型,人力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具有溢出效应,提高了经济增长的内源性效率;物质资本弹性、人力资本弹性及溢出效应具有较强上升趋势,对中国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发挥良好支撑作用;尚未达到递增阶段的规模报酬以及收敛性波动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都需审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