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研究以128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2(心理控制源:外控型、内控型)×2(自我道德感:内疚感、羞耻感)两因素被试问实验设计,考察了外控和内控大学生在内疚感和羞耻感两种不同的自我道德情感下反事实思维内容的差异。结果表明:(1)心理控制源对大学生反事实思维不同内容的诱发具有重要的影响:外控者更倾向于产生行为和情境导向的反事实思维,而内控者更倾向于产生自我导向的反事实思维。内疚感和羞耻感对大学生反事实思维内容的产生没有直接的影响;(2)反事实思维内容的产生受到了心理控制源与内疚感和羞耻感两种自我道德情感的交互影响:外控者在羞耻感的启动条件下比在内疚感的启动条件下表现出了更多的行为和情境导向的反事实思维,而内控者在内疚感的启动条件下比在羞耻感的条件下表现出了更多的自我导向的反事实思维。研究结果有助于解释以中西方不同被试而得出的内疚感和羞耻感与反事实思维关系的矛盾结论。
简介:为考察智力和人格内隐观对大学生应对方式和抑郁的影响,采用智力和人格内隐观问卷、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和抑郁量表对624名大学生进行测查。结果如下:(1)变量中心的分析结果表明,整体上大学生智力和人格内隐观仅对积极应对的预测作用显著。(2)为考察智力和人格内隐观在大学生群体中的组合类型,采用个体中心的分析思路对智力和人格内隐观得分进行潜在剖面分析,可将大学生的内隐观划分为四种类型:智力/人格固存观型、智力/人格内隐观适中型、智力增长观/人格可塑观型、智力固存观/人格可塑观型。四类大学生在智力内隐观上的得分两两差异显著;除智力增长观/人格可塑观型与智力固存观/人格可塑观型外,四类大学生在人格内隐观上的得分也两两差异显著。(3)智力增长观/人格可塑观型大学生的积极应对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三类大学生,而消极应对和抑郁显著低于其他三类大学生;智力固存观/人格可塑观型大学生的消极应对和抑郁显著高于其他三类大学生。
简介:以1008名初中流动儿童为研究对象,在压力背景下探讨亲子关系和朋友支持对流动儿童不同情绪适应(孤独感、社交焦虑)和行为适应结果(问题行为、亲社会行为)的保护作用,并揭示二者保护作用的适用领域及其差异。结果表明:(1)亲子关系显著预测行为适应,朋友支持显著预测情绪适应和亲社会行为。(2)亲子关系能够缓解压力事件对流动儿童问题行为的消极作用。(3)朋友支持能够缓解压力事件对流动儿童孤独感和社交焦虑的消极作用。(4)尽管亲子关系和朋友支持都能够缓解压力事件对流动儿童亲社会行为的消极作用,但压力事件较少时二者的保护效应更强。这提示流动儿童与父母和朋友的紧密情感联结能够缓解压力事件对其情绪和行为适应的消极作用:父母是缓解行为适应问题的保护因素,朋友是缓解情绪适应问题的保护因素;积极行为适应能够同时获益于父母和朋友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