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体制转型与“道德阵痛”王淑君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关系由单一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体制转型，引起了道德观念的剧烈振荡，使道德问题成了人们空前关注和争论的热点。在争论中出现了“爬坡论”、“滑坡论”...

简介：行政人员的道德责任不是一个内涵固定不变的范畴，随着行政模式的变迁，行政的方向和方式都在发生变化，对行政人员的道德责任也会有相应的要求，专制行政、精英行政和公共行政对行政人员的道德责任要求甚至是大相径庭的。就其核心道德责任而言，专制行政要求忠诚，精英行政追求效率，公共行政呼唤公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谈论中国公共行政中行政人员的道德责任及其实现的问题。

简介：当前治理伦理的转型,更加倡导价值理性的复归。作为基层社会基本单元的村级、乡镇、县域也要遵循这样的治理逻辑,才能实现实现社会的良序运行。村级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关键一环,由汲取到服务这一村级治理逻辑变迁的过程,体现了广大农民平等公民权的回归,展现了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和依赖关系。作为国家行政权力体制的末梢,伴随乡镇机构改革推进,乡镇政权的运作逻辑发生了新的变化,强制行政管理逐渐退去,多元治理模式逐步确立。作为国家力量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县域治理伦理由动员型向回应型的转变,促使基层政府与社会关系不断完善,实现基层政府回应与民众反馈有效结合。

简介：近代以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我国思想界展开了公德与私德的争论。梁启超认为,无论公德、私德,本质都在于为公共利益服务,他试图以构建公德来促使个人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献身,而将公德的培育又纳入私德范围,强调个体的道德实践。梁启超的公德观以日本的公德思想为中介,有其西方思想的渊源。在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边沁首次提出私人伦理与公共伦理的区分,密尔进一步将之发展为个人道德与社会道德。公共道德是不同于私人道德的外在规范,主要由社会制裁加以维护,其培育则依靠国家引导。中国古代的公共道德理论是强调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应用哲学,把公共道德看作是一种指导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活艺术。在这一视野下,由于商业在当代经济活动中居主导地位,因此我们必须以商业中的契约原则为核心,通过社会监督和国家引导,在上层建筑的领域中构建公共道德。

简介：道德困境是道德发展的常规现象,这在我国理论界多有表现。如理论界对道德冲突、道德矛盾、道德建设的路径选择以及个体道德的培养等方面展开过深入而激烈的讨论,这对于探索道德发展的规律、推动学科研究的深化乃至促进道德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理论是现实的反映,现实道德困境的形成和解决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道德困境理论的研究可以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有益启示。

简介：当前社会处于快速转型时期，出现了诸多引发道德焦虑与道德滑坡论的社会现象，实际上主要源于伦理规范缺位与道德评价错位。前者指人们面临新的社会生活中的道德情境，相应伦理规范的缺位现象；后者指社会转型时生活方式与道德价值多元格局中，不同的道德观念与行为之间相互评价的错位现象；对这两种机制的分析与阐明，有助于清醒认识当前道德生活的变化，理性面对道德焦虑与道德滑坡论，预防焦虑心理与滑坡评价引发负面的道德情绪与行为预期。

简介：人际伦理观下的资源物权立法的理论与实践局限，导致了人与资源的紧张关系。资源物权立法应凸现生态伦理观的价值取向，并具体贯彻生态限制、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利用、环境权限制以及强化资源物权的生态义务等原则。加强生态伦理观的价值取向在我国资源物权立法中的渗透力度，确立有关资源物权立法的一般生态原则，为防止生态伦理成为生态乌托邦，特别应将资源物权的生态义务类型化、内化。

简介：公权力是国家社会维持社会秩序所必需。公权力维持社会秩序的主要手段是合理配置资源。但公权力配置资源并不必然合理,腐败就是公权力配置资源的不合理现象。这就形成了公权力配置资源的二律背反。实际上,腐败早已蕴涵在公权力的私人性和增值性之中。因此,公权力配置资源是私有制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无奈的选择。

简介：亚里士多德指出，德性是那些值得称赞的品质，人的德性就是既使得一个人好又使得他出色地完成他的活动的品质。我们认为，公民德性是指公民为了实现人的价值、追求幸福生活和实现社会的善，正确行使一国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和履行宪法规定的基本义务而应具备的优秀品质和能力，这些品质和能力体现在道德、理智和实践三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德性资源，这些德性资源对今天的公民道德建设和公民德性培养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简介：对于步入老龄化社会的美国,如何在卫生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既能满足老年人的医疗卫生需求又能不损代际公正,美国学者Lamm、Daniels、Callahan和Churchill分别提出了功利主义、罗尔斯式的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出自同情的正义这四种分配正义观。这四种分配正义观各有其理论得失,它们对于同样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当今中国有着深刻的现实启示,即老龄化社会卫生资源分配正义应秉持尊重老年人的基本立场、保持同一性正义与差异性正义的协同、诉诸相关制度安排的合理性以及个人的道德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