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文章研究梳理了道德认知研究中的测量方法的理论脉络及其演进。道德认知的测量始于皮亚杰和科尔伯格的临床访谈法。后来者从中汲取精髓，采用量表的形式进行道德认知测评，比如莱斯特的确定问题测验以及林德的道德判断测验。随着内隐社会认知理论的发展，研究者将实验测量方法（比如IAT）用于道德认知测评。文章研究分析了各种测量方法的优势和劣势，并对未来的道德认知测量作出展望。

简介：以湖北省当阳市“一户三化”活动为个案，探讨文明村镇创建的市场化模式。从理论上说，文明村镇创建市场化运作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市场经济与道德文明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从实践上说，创建文明村镇关键在于要积极培育农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市场，要努力提升文明中心户的市场竞争力，要认真搭建文明中心户与农民群众互动的市场平台。

简介：全球化是充满变数的人类文明模式的选择过程，面对政治、经济、文化，包括伦理道稳的挑战，我们应正确应对。赫尔穆特·施密特的《全球化与道德重建》一书就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伦理重建对于我们有很多启示：伦理学要与时俱进、反映新时代精神；充分发挥职能精英的道德责任，树立公共道德的榜样；正确处理道德生活中基本的问题和关系；伦理在各国虽有不同表征，但全球化伦理的真谛却是相同的——尊重和宽容。

简介：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客观事实和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人类利益实现形式的转换与更新.经济全球化中,不同利益主体需要遵循一定的道德要求,即全球伦理,以实现稳定的经济秩序和自身的利益.但全球伦理的实现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需要克服一系列价值观和价值取向的障碍,乃至冲破政治上霸权主义的干扰.

简介：<正>作为一个生物体的人从母胎里分娩出来,一开始就被置身于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中,任何时代的社会都会使用种种方法对它施加影响,使他成其为一个符合该社会要求的成员。个人也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其自身的独特方式作出种种反应,反作用于环境,从而表现出人的主动性。这种经过个体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而实现的个人对于社会事物的认识与掌握的程度,通常被人们称为“社会化的过程”。道德社会化是这种社会化全过程的具体表现。一个人生长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该社会有它的道德标准。社会通过各种手段要求个人成为一个符合该社会道德标准的人。个人也相应地以各种方式积极地做出反映。换句话说,就是人从生来是无

简介：伴随着现代高科技战争毁伤力的倍增及人类社会对生命关怀的重视，战争无人化的趋势越发明显。然而，当机器战士或生物战士全面取代人类主宰战争后，高端无人化战争也必将引发一系列伦理困境，这涉及战争权利伦理、战争行为伦理及战争责任伦理等多方面。本文探讨了无人化战争的兴起与根源、剖析了其面临的三大困境，并提出了化解这种伦理困境的社会调适机制，主张应尽早关注无人化战争对当代战争伦理原则的挑战。

简介：面对日渐公共化的现代社会,占据现代道德理论主流的规范伦理学是否为德性伦理预留空间？德性伦理在现代社会必然将遭遇公共化困境？文章从＂德性伦理公共化困境＂说法入手,通过梳理、分析当代伦理学界出现的几种化解德性伦理公共化困境之方案,并依据德性与人的生存之间关系论证德性伦理的现代价值。由此,问题的关键不是德性伦理是否遭遇公共化困境,而是揭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德性伦理类型、寻求现代人生存实践活动所需要的多样化德目清单。

简介：职业道德规范主体化机制探讨仲崇盛一职业道德这一概念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它是指从事一定职业的人们在其特定工作或劳动中的特殊行为规范的总和；另一方面，它是指从事一定职业的人们，经过职业活动实践和职业道德理想、意志培训，所达到的表现在职业工作上的道德品质状...

简介：在非理性主义和主观主义流行于伦理学时，黑尔将可普遍化规定为道德判断的基本特征，从语言与逻辑的角度重新解释和论证了可普遍化原则，恢复了道德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为伦理学奠定了客观基础。然而，黑尔的可普遍化原则却并不完全符合道德现实。

简介：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所包含的能力性质、能力范围、能力体现，合称为国家治理的道德能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主要表现为人的能力的现代化，其伦理意蕴主要体现为治理主体的道德能力、治理过程的道德落实、治理客体的道德塑造以及治理的国际伦理意义等几个方面。

简介：“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引发了一场颠覆性的技术革命。同时，在大数据背景下的个人隐私伦理失范的问题也面临着挑战，主要表现在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行为信息以及个人偏好信息的泄露等三个方面。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大数据应用主体自身的道德素质的缺失、大数据技术自身的不完善与不成熟，以及大数据使用者的道德原则与立法方面的缺失。大数据应用主体只有通过树立与时俱进的隐私观、大力开展有关大数据隐私伦理的道德教育、完善大数据技术、创建有关大数据隐私伦理的共有的道德标准以及完善有关大数据隐私伦理方面的法律法规，才是防止隐私伦理失范现象的发生的解决之道。

简介：普遍化原则是哈贝马斯交往伦理学中一条至关重要的原则，是一切有效规范必须满足的条件。中国社会转型期复杂多元的社会矛盾凸显了社会道德规范有效性要求，普遍化原则为有效性规范的产生呈扬了新的伦理致思向度，以人为本和民主协商应成为规范有效性生成的双重维度，共时体现实质普遍化与程序普遍化。这也必然成为建设和维护社会和谐秩序的逻辑基础。

简介：艺术（审美活动）与人生（生命活动）之关系是中国现代美学的重要论题，以朱光潜为代表的现代美学家曾以“人生艺术化”等学说及其相关论点予以观照和阐发，从而开辟了中国现代美学的人生论传统。“人生艺术化”是朱光潜综合中西文化和审美思维后的再创造，并成为其人生哲学的逻辑起点。通过这一命题，朱光潜宣扬了人性的高贵，肯定审美经验的共同人性基础，追求内在超越的人生境界。其“人生艺术化”理论即是以知-情-意的人生统一体为出发点，最终指向真-善-美的价值同构（幸福）。因此，向康德式的实践理性（道德理性）与共同人性的无限逼近，

简介：自由主义强调私人的自主权利,主张通过公民选举精英的民主模式来治理国家。在对个人自由的看护上,它寄希望于精英们的德性。相反,共和主义把民主视为一种整合社会的政治性组织,这种组织以全体公民的道德和伦理自觉为基础。哈贝马斯指出,自由主义赋予民主的规范性意义太弱,而共和主义赋予民主的规范性意义则太强,不具有事实上的生命力。据此,他提出了商谈民主概念。商谈民主是一种中立性的民主,它既对自由主义的私人自主权利保持开放,同时也积极吸纳共和主义的公民道德和伦理主张。这种中立的德性姿态,使商谈民主有效地调和了存在于自由主义、共和主义民主中的事实性与规范性之间的张力。

简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全球化潮流、全球发展风险、国际新秩序构建等视角提出的新理念,也是走向世界过程中中国话语和中国声音的典型体现,不仅具有深刻的政治内涵,还具有深邃的伦理意蕴。它体现了资本逻辑全球化过程中对发展正义的追寻,凸显了多元文明场域中共同价值的守护,彰显了构建国际新秩序中中国的责任和道义担当。从伦理视角透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有助于展现其价值理性和实践诉求。

简介：自从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人类即开始了社会公共生活，经过千万年的衍生和发展，各社会群体均形成了自我特定的公共秩序规范体系，表现人类特有的德性与理性之美，维系着社会的和谐与秩序。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之际，社会现代化的飞速发展，社会流动的急剧变化，新旧秩序的交融与裂变，迫切需要新的社会公共秩序规约人们的行为，使社会公共生活保持在秩序之中。本文从分析传统到现代，从公共秩序是人类德性之美、人类理性之维、社会和谐之基、人类文明之要几个方面揭示了加强社会公共秩序建设的必要性、重要性和主要途径，希望引起人们对公共秩序的高度关注，养成良好的公共生活秩序习惯，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简介：当前治理伦理的转型,更加倡导价值理性的复归。作为基层社会基本单元的村级、乡镇、县域也要遵循这样的治理逻辑,才能实现实现社会的良序运行。村级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关键一环,由汲取到服务这一村级治理逻辑变迁的过程,体现了广大农民平等公民权的回归,展现了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和依赖关系。作为国家行政权力体制的末梢,伴随乡镇机构改革推进,乡镇政权的运作逻辑发生了新的变化,强制行政管理逐渐退去,多元治理模式逐步确立。作为国家力量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县域治理伦理由动员型向回应型的转变,促使基层政府与社会关系不断完善,实现基层政府回应与民众反馈有效结合。

简介：法律中包含了伦理性内容和技术性内容，从内容上看，绝大多数法律都有着伦理道德的基础。道德法律化是立法中的普遍现象，它经历了从伦理、物理再到法理，最后成为法律的过程。道德法律化的具体方式包括道德向法律的直接转化和间接转化，法律最后拥有了技术性和国家强制性的特征。从道德法律化的表现形态上看，它包括道德义务的法律化和道德权利的法律化，以及道德的公法化和道德的私法化。在道德法律化的过程中，道德直接或间接地构成了法律的价值基础，演变成一种制度性的伦理形态，并对人类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简介：代孕,无论在生命伦理学界还是在生命法学界都引发了巨大争论。在代孕应否合法化问题上,学术界存在＂应合法化说＂与＂不应合法化说＂两种针锋相对的学说,这两种学说都基于各自的立场提出了相应的论据。立足于伦理与法律关系的角度,伦理是法律的基础,法律对于代孕的定位应取决于伦理对于代孕的定性。而在伦理上,代孕是一种违背人类天性的不合理行为。对于这种行为,法律应当予以禁止。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孕规制立法来看,代孕应当为立法谨慎规制。当前,我国对代孕采取了完全禁止的规制模式,但在具体制度设置上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

简介：佛教伦理的佛性论为中国人的伦理自觉，即成就人格完善的人、平等与泛爱万物、利他与舍己等奠定了基础。善恶与因果报应，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个人造业，个人受报，保证了中国人在伦理道德上将自觉、自重和自愿相结合。成佛的伦理修持则成就了中国人在道德上的自觉、觉他与觉行圆满，它将佛教引向主体，完善人格，并成就了中国人的佛性。这是佛教伦理同中华传统的儒家、道家伦理所共同构成的中华民族伦理道德基础的根本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