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体制转型与“道德阵痛”王淑君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关系由单一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体制转型，引起了道德观念的剧烈振荡，使道德问题成了人们空前关注和争论的热点。在争论中出现了“爬坡论”、“滑坡论”...

简介：企业追求和创造经济利润的过程,并不全然是一个经济数量关系的组合过程,也必然是一个伦理抉择的过程.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我国国有企业,利润最大化只是一种手段,满足人民需要才是目的.因此,利润合理化、利益协调、以人为本是国企改革发展中必须遵循的伦理原则.

简介：行政人员的道德责任不是一个内涵固定不变的范畴，随着行政模式的变迁，行政的方向和方式都在发生变化，对行政人员的道德责任也会有相应的要求，专制行政、精英行政和公共行政对行政人员的道德责任要求甚至是大相径庭的。就其核心道德责任而言，专制行政要求忠诚，精英行政追求效率，公共行政呼唤公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谈论中国公共行政中行政人员的道德责任及其实现的问题。

简介：当前治理伦理的转型,更加倡导价值理性的复归。作为基层社会基本单元的村级、乡镇、县域也要遵循这样的治理逻辑,才能实现实现社会的良序运行。村级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关键一环,由汲取到服务这一村级治理逻辑变迁的过程,体现了广大农民平等公民权的回归,展现了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和依赖关系。作为国家行政权力体制的末梢,伴随乡镇机构改革推进,乡镇政权的运作逻辑发生了新的变化,强制行政管理逐渐退去,多元治理模式逐步确立。作为国家力量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县域治理伦理由动员型向回应型的转变,促使基层政府与社会关系不断完善,实现基层政府回应与民众反馈有效结合。

简介：近代以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我国思想界展开了公德与私德的争论。梁启超认为,无论公德、私德,本质都在于为公共利益服务,他试图以构建公德来促使个人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献身,而将公德的培育又纳入私德范围,强调个体的道德实践。梁启超的公德观以日本的公德思想为中介,有其西方思想的渊源。在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边沁首次提出私人伦理与公共伦理的区分,密尔进一步将之发展为个人道德与社会道德。公共道德是不同于私人道德的外在规范,主要由社会制裁加以维护,其培育则依靠国家引导。中国古代的公共道德理论是强调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应用哲学,把公共道德看作是一种指导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活艺术。在这一视野下,由于商业在当代经济活动中居主导地位,因此我们必须以商业中的契约原则为核心,通过社会监督和国家引导,在上层建筑的领域中构建公共道德。

简介：道德困境是道德发展的常规现象,这在我国理论界多有表现。如理论界对道德冲突、道德矛盾、道德建设的路径选择以及个体道德的培养等方面展开过深入而激烈的讨论,这对于探索道德发展的规律、推动学科研究的深化乃至促进道德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理论是现实的反映,现实道德困境的形成和解决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道德困境理论的研究可以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有益启示。

简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资本以一种强劲的姿态在社会各个领域进行总体性扩张，成为当代社会不可忽视的支配性力量。资本为实现其价值增殖的本质，通过空间的扩张（即全球化进程）和领域的渗透（即市场化推进）确立自身。因资本构成、运营主体及约束机制的不同，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存在形态和发展方式呈现出差异化特征。当代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建设，应帮助企业超越资本逻辑的宰制，针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差异化现状，依据经济、社会、文化三元生态模式进行建构。

简介：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企业开始了海外直接投资,出现了跨国经营。参与其中的中资企业为此所做的准备并不充分,至少在早期阶段,几乎没有明确的企业伦理建设目标。在消费者、当地人士和学界的不断批评下,中资企业做出了伦理改进,但进度缓慢。这缘于国内的制度建设不足,减少了企业人士社会学习的机会,抬高了跨国经营的试错成本。中国政府应当放松管制,开放社会空间,鼓励非政府组织生长,从而为跨国经营的中国企业伦理跃升提供动力。

简介：当前社会处于快速转型时期，出现了诸多引发道德焦虑与道德滑坡论的社会现象，实际上主要源于伦理规范缺位与道德评价错位。前者指人们面临新的社会生活中的道德情境，相应伦理规范的缺位现象；后者指社会转型时生活方式与道德价值多元格局中，不同的道德观念与行为之间相互评价的错位现象；对这两种机制的分析与阐明，有助于清醒认识当前道德生活的变化，理性面对道德焦虑与道德滑坡论，预防焦虑心理与滑坡评价引发负面的道德情绪与行为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