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自东汉以来，多数易学家认为《杂卦传》末尾八个卦存在错简。其主要依据有两点：一是这八个卦不依“二二相耦，非覆即变”方式排列；二是这八个卦的《杂卦传》传文也不叶（协）韵。然而，虞翻、干宝等则以为，此八卦不依“非覆即变”方式而成杂乱排列，体现了某种深义；另有一些通音韵的易学家也考证出相反结论，认为《杂卦传》末尾八个卦是叶韵的。所以，简单地以是否按“非覆即变”排列和是否叶韵来考察《杂卦传》的错简问题，是靠不住的。当代学者对《杂卦传》错简说做出了进一步的证明与推测，但理由同样不能成立。前贤对于《杂卦传》错简问题之所以争论不休，原因在于对《杂卦传》内在的象数结构与规律及其体现的深层思想缺乏认识。《杂卦传》卦序效法的是昼夜变化之道，依其内在的象数结构，可分为上、下、杂三篇，表明《杂卦传》的传承足完整无缺的，“错简”说不能成立。《周易折中》针对《杂卦传》提出的互卦与循环互卦的观点，也明白无误地证明了这一点。

简介：韩愈强调孔墨相用，建立新儒学，认为孔墨相同，直接利用，包括：爱的内涵、思想来源、圣人崇拜、贵王贱霸、尚贤、尚同、天神等七大方面；主张孔墨互补，甄别利用；同时注意孔墨不同，谨慎利用。韩愈的一生是对孔墨精神的践行，是孔墨互用的典范。历史上对韩愈孔墨互用进行了评说，认为孔墨互用很有必要，肯定了韩愈的积极贡献，其中有蔡元培、冯友兰、陈寅恪、英国著名汉学家葛瑞汉等。

简介：六十四卦如何由八卦重叠而成，思想家们给出了不同的说法。本文立足“重”与“错”的同异，探讨其成卦的内在机制及其与天地万物变化的联系。孔颖达以相错解释相重，在忽略二者矛盾的前提下进行推论。邵雍立足一分为二发明相错，”重”在他是指天圆地方的天道运动，而与重卦无关。以为邵雍言先天方位的八卦相错是讲重卦的观点缺乏根据。胡宏从太极——天道的运动说明八卦与六十四卦的关系。利用“重道”去解释“重卦”，揭示了六十四卦生成的不同机理。朱熹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按照太极生万物模式的需要发挥邵雍的理论，反映了邵雍以后易学的发展。来知德批评了邵雍、朱熹对相错与相重的混淆，但又不是胡宏的一“重”到底．而是重与错双方相互补充发明，合力生成六十四卦。尽管哲学家们对”重”与“错”的方法的把握和定位不尽相同，但易卦的生成应当是天道运动规律的概括和表现则是他们的基本的共识。

简介：对于《荀子·成相》的文化渊源,全文试从三个层面加以考辨,一是乐器辨名：＂拊＂是以糠填充的鼓类乐器,因齐人称糠为相,故又名＂相＂。＂相＂与＂舂牍＂是两类不同的器乐,在礼乐仪式中也承担着不同的作用;二是祝官文化：《成相》并非单纯的瞽矇文化产物,其中经典的三言句式,出自周代祝官,功能重在训诫和宣教,后该句式为《成相》沿用。由于礼乐仪式中文体形成的复杂性被忽视,从而导致《成相》中的祝官文化隐而不彰;三是地域文化：《成相》的源头是祝官制度,实为周文化的产物,在后来流变的过程中,又受到鲁国礼乐文化和齐国方言的影响,实与楚文化无关。

简介：《周易》涵具着卓异的“时的哲学”的智慧。《周易》“时的哲学”发轫于古经而成熟于《易传》。这一哲学晓示人们，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象，都是时的存在。人所值的时与该时下所存在之一切，相对于人就具有了遇的意义；时遇是人所不可自主选择的，但人却完全可以成为时遇的成功回应者与驾驭者；挺立人在时遇中的主体性，应时因机适遇而同时遇脉动之流相偕成一体，凭借方法论上的“时中”，人才能最大限度地创拓出自己人生德与业上的辉煌。自战国时代起，这一哲学又与孔子、孟子等的相关慧见渐次融而为一。从此，“时的哲学”成了儒家的基本哲学；“时的哲学”的精神，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之一。中华民族成为一自强不息、与时俱进、德业日新的伟大民族。

简介：<正>王时槐(1521—1605)是晚明江右著名王门学者。字子植,号塘南,吉安府安福(今江西省安福县)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授南京兵部主事等职,隆庆五年升任陕西参政,自请告退。万历十九年再次诏起贵州参政、南京鸿胪卿、太常卿等,皆未上任即请告退。八十四岁卒。著作有《论学书》、《语录》等。《明儒学案》中“江右王门学案”共九卷,立二十七人学案,附录六人,黄宗羲在卷首写道:

简介：程门弟子杨时承洛南传，开拓了洛学在南方的传播与发展，特别是为南宋朱熹闽学的诞生并上承二程洛学为儒学正脉提供了必要的学脉渊源。杨时的理学思想即是以洛学为宗，在洛学的论域内所作的阐释与发挥，他强调理本气化，重视分殊之用，主张反身格物，关注静中体验未发等，这些观点虽不为后学朱熹完全泥守，但却有开启闽学端绪之意义。杨时的理学思想在程朱理学的传衍中起上承下启的作用。

简介：目前通行的王弼本《老子》，经文业已经过大幅度的改动，并非王弼所依据的文本。通过考察王弼注直接引用以及间接表述的经文，可以发现其中与王弼今本经文相异的句例基本可以在简帛文本以及其他传世本中找到依据。王弼注所引述的经文，与楚筒本、汉简本、帛书本以及傅奕本最为契合，而与河上公本距离最远。王弼今本的经文与河上公本最为接近，当受到以河上公本为代表的通行本的大面积同化。

简介：<正>一、引言中国人讲时间与空间,一向很少作抽象的运思,而习惯于扣紧现实的人事界说话。早期的资料除《墨经》、《尸子》、《庄子》偶而提到“大宇宙”的观念外(注1),其他书中涉及“时、空”的问题时,往往把人的主客观才质条件一并纳入考虑,并以寻索“如何应时守位”为其目标。故与“时间”相关的观念,有指四时、节气、时辰,更有指时机、时会、时用、时宜等;与“空间”有关的观念,则多偏指“人之所立”的处所、场合、位置,或地位、位阶、位分等,而未尝涉及点、线、面、体的关系讨论。此一思维走向,实与西方数学或物理学对“时、空”观

简介：《周易》作为五经之首,对于中华民族性格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通过诠释古老的天圆地方宇宙观,塑造了中华民族外圆内方的理想人格模式：效法天道,刚健自强,圆转不穷;效法地道,守正固本,崇德广业;刚柔立本,变通趋时,方智圆神。但是,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却很难实现外圆内方、圆神方智的理想,总是处于非圆即方的状态：多数人却走向了世故圆滑,那些始终坚持内在品质和理想的少数人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简介：在宋元明诸多学者对＂大同小康＂之论提出各种质疑的背景下,清初王夫之明确指出＂大同小康＂之论存在错简。其后,清代学者任启运、姜兆锡、李绂、孙希旦、黄式三、邵懿辰等,现当代学者钱基博、任铭善、徐仁甫等,围绕错简问题亦各有阐发,只是缘于视角的不同,提出的见解彼此不尽一致。不过,将各位学者的＂纠错＂主张代入＂大同小康＂之论文本之后,不难发现,问题并不能有效解决,更常见的是＂按下葫芦起来瓢＂。这说明,＂大同小康＂之论＂其言杂乱,……其文不次＂的问题固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归咎于错简却不恰当。事实上,在＂其言杂乱,……其文不次＂的表象背后,＂以注为经＂当是症结之所在,只要把注释与原文区别开来,＂大同小康＂之论逻辑不通、文气不顺的问题也便不复存在了。

简介：一代贤相万古流芳──齐相晏婴评传景以恩春秋时代，齐国值得大书特书的政治家莫过于管仲、晏婴。从建勋立业讲，晏子不如管子，从节操人品讲，晏子似又胜过管子。太史公曰：＂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可见其人格力量感人之深。研究晏子一生处世为人，对...

简介：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各诸侯国为国家的发展和壮大,政体先后向中央集权方向演变,围绕着中央权力机构的系统分化和进一步完善,其人才体制出现了新的特点,重视“中央之人”的选任,尤重相的任置。本文试以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为例,来分析相任的人才理念的形成、贯彻及社会影响等。

简介：《周易时论合编》是方孔熠易学思想的结晶。本文以这部著作为中心，阐发了方孔熠对“时”的形而上意义的理解。首先，他增加了“时”的内容，将其扩展到一切知识领域；其次，他依靠“中统有无”、“中五”等范畴，揭示了事物的三层本质规定．以作为“时”的形而上意义；景后，他还利厢“格物”说表达了本体和认知统一的思想，实现了本体之“时”和价值之“时”的沟通。

简介：邹忌是田齐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任相封君，辅助国君称“强于天下”。根据相关史料对这一人物进行详细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战国时期齐国人才思想的鲜明特点：德才兼备而更重才，与才相比，德的要求大降。这既富有战国时期鲜明的时代特色，又带有齐国社会风俗的一些印痕。

简介：人性论是荀子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存在着性恶、性朴之争，以及调和二者的观点。但以上做法均对《荀子》文本做静态的理解，往往取《荀子》某一篇作为立论的根据，而排斥观点相反的其他各篇，或将不同篇的内容强行统一在一起。其实荀子一生可分为居赵、游齐、退居兰陵三个阶段，其人性论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荀子》各篇也是在不同时期完成的，

简介：几年前，在中国学术界爆发了一场关于儒家“亲亲互隐”的讨论，这场讨论的导火索是刘清平教授发表于《哲学研究》2002年第2期的文章《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个案例》，引发了该杂志同年第10期郭齐勇教授的商榷文章《也谈“子为父隐”与孟子论舜》，此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在杂志上公开反复辩难的文章达30多篇，涉及辩论的学者有30多人。这场争论的一些文章收录在由郭齐勇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版）一书中。从收录文章的状况看，如果我们将捍卫儒家“亲亲互隐”的一方称为“正方”（以郭为代表），将批判这一原则为“腐败之源”的一方称为“反方”（以刘为代表）的话，那么这部70万字的文集中“反方”只占12％的篇幅，约8万余字，其余60余万字全是“正方”，形成了对“反方”的“围攻”之势，“反方”在文集中的意义似乎只是充当“活靶子”。当然。我并不是说主编者有意造成了这种“围攻”。但这种现象至少客观上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内学术界捍卫儒家传统的学者们在涉及到自身“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上有一股不可遏止的热情；相反，批判这一传统的学者则比较相信逻辑的力量，只要这种逻辑没有被驳倒，就无意于反复纠缠于一些没有理论意义的口水仗中，只限于坚持自己的逻辑一贯性。所以笔者在通读这部文集之后，深感双方在所争议的问题上并没有形成真正有利于推进理论本身的对话，而是存在着严重的语言障碍。问题主要在于，“正方”的多篇文章中包含太多的自相矛盾和逻辑错误，并且由于情绪化的色彩太浓而发现不了自身的这些错误；而“反方”虽然文字大大少于“正方”，但实际上基本立场并没有被动摇，�

简介：唐、宋时期,将范畴及学说进行图型表达的哲学发展过程中,儒释道也有近似的发展趋向,其中,以“圆相”为基础图型的佛学阐释和易学图型“太极图”及其学说,便是哲学图型发展中的典型案例。虽然,佛学圆相大致是由本体论层面的图型诠释而落实到具体修行次第及勘验方式,易学太极图及其学说则由尽可能完善图型诠释而至充实宇宙本体论,但儒释道不同形式的图型演绎,却有异曲同工之妙,更在提高传统哲学思辨水平及丰富思想资源上各有贡献。本文尝试通过述说太极图所出渊源之历史疑问,由此引出相关图型演进问题,进而述说佛学圆相法的运用,以两相陈述相关学说具体发展脉络的方式,尝试对传统哲学图型法的逻辑演进做个初步展示,并联系康德哲学图型法阐释,略窥所涉图型演进问题的意义。

简介：<正>《管子》一书中有《幼官》和《幼官图》两篇。这两篇的题目,经学者考证,原先应作《玄宫》和《玄宫图》,现已成为定论,但它们的内容到底是讲什么,这在很长时间里却一直是个谜。1980年,我在一本研究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的小书中曾对这两篇的图式结构和读图顺序试作复原。经过反复研究,最后确认:《玄宫图》所记乃是布图顺序,即从西开始,然后到

简介：在出土的汉代文物中，存在着一批表现儒家“亲亲相隐”观念的画像和铭文（习称汉画），为考察早期儒家亲亲相隐这一学术公案和消除当前相关研究中的诸多疑问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亲亲相隐是对血缘亲情的维护，亲属之间的相互保护是率真的表现，是对人性的尊重，“隐而任之”兼顾了亲情和公义，是亲亲相隐中的责任担当。亲亲相隐与血亲复仇是孝悌思想的两个重要侧面，同’根相生，儒家对血亲复仇的重视与播扬，是在亲亲相隐流播线路上安装的预防滥隐闸门，体现了儒家对亲亲相隐利与弊的深入鉴察，对可能出现的徇私枉法行为提供了有效制约。司法腐败无论是品格还是意趣，都跟儒家的亲亲相隐别同霄壤，亲亲相隐本身并不具备生发司法腐败的基因。亲亲相隐题材汉画是早期伦理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全面深入地考察早期儒家孝道伦理的学术价值和现实作用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