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论语·阳货篇》记载孔子谈诗(指《诗经》,下同)的一段话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又《泰伯篇》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其中关于“诗可以兴”“兴于诗”的“兴”义,古今学者多有分歧。“诗可以兴”的“兴”,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曰:“兴,引譬连类。”朱熹《四书集注》曰:“感发志气。”“兴于诗”一句的“兴”,《集解》引包咸注:“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现代学者对“兴”的解释也不尽一致。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对“诗可以兴”的“兴”义,采取朱熹的解
简介:春秋前存在两种指意截然不同的“兴”,一种属于音乐内容及演唱形式,即瞽礞乐师“六诗”之“兴”;另一种是国子教育“乐语”之“兴”,属于正式场合富含道德性的言说。孔子继承二者,《论语·阳货》中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即指乐语系统之“赋诗言志”与“观诗知志”。孔子发挥此意以为教,并进一步赋予“兴于《诗》”以道德意涵,即借《诗》中对自然万物的感发,兴起对天地之道、内在仁性、礼乐政教之体认。此思维方式亦推广应用于《诗》之外,如伯夷叔齐之事迹。这种道德认知、体悟上的启发,适合士君子的自我道德修养;而对一般人民百姓,孔子则提出了“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更加强调道德情感之联结、感染与共鸣。
简介:先民信奉的术数有天启与人为之别。天启是消极被动地等待“天垂象,示吉凶”,人为则是以卜筮“决嫌疑,定犹豫”。龟卜繁难,筮占简易。殷人尚卜与周人用筮,实为不同民族的稽疑习惯。周人受封于商,殷周始有文化往来,而周人迁岐之后,殷人之龟卜乃行于周邦,但周人仍以筮占为主。周朝开国立基,依其传统的稽疑之法编纂筮书,称之为《易》,其命名之朔,正是着眼于龟卜的繁难与筮占的简易。而《周易》卦爻辞乃旧有之象占、星占及筮占甚至龟卜之辞的鸠合与改编,具有相当程度的加工与润色。六十四卦卦画符号的原初功能就是“纪数”与“检索”。内“贞”外“悔”的爻辞顺序,也是针对六十四卦卦画绝大多数皆可“表里视之,遂成两卦”所作的规定。因此,《易》之所以名“易”,一是相对龟卜而言,筮占简单容易;二是筮书编成之后,卦画符号具有方便的检索功能。而各种不同的筮法,皆可视为筮书的不同检索方式。
简介:吕楠乃明代与王阳明中分其盛的关学集大成者,以“取法程朱、辨乎阳明”为宗旨对《孟子》展开创造性诠释。在理(性)气关系上,他反对张载、朱子的“理气为二”,主张“性在气上求”的“理气非二”说;在“良知”上,他批判阳明的“良知”之教过于浑沦和笼统,并以朱子的“知先行后”纠正阳明的“知行合一”;在“浩然之气”上,他认为这恰恰是孟子不及孔子处;在心性工夫上,他提出“收心之学,以仁为主”,以求凸显仁学的本旨和地位。吕楠的《孟子》学折射出秉承张载关学重视践履、批驳阳明心学、羽翼、修正朱子学的诠释特质,有力推动张载关学、朱子学的深化与发展,对于探究张载关学、朱子学在明代的流变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
简介:基于以荀解荀的方法论自觉,本文取一种元伦理学的进路,在荀子本人“共名与别名”的逻辑架构之下,内在于荀子哲学的固有脉络考察和分析了荀子㈠性”概念的多重意涵,揭示了荀子人性理论的多层次性,进而在道德主体的理论层面探讨了荀子人性观念的语境、意义及其哲学重构的可能性。本文以如下三个基本问题为线索:第一,荀子的性恶观念在何种意义上是成立的?第二,既言性恶,则善从何而来?易言之,善在荀子那里是否也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先天根据?第三,如果对第二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这是否就意味着苟子人性理论中存在着结构性的悖论和矛盾?通过对这样三个基本问题的讨论,本文认为,荀子的“性”概念乃是一种结构论的人性观念,而非本质论的人性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