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智能动力观”是黄明理在《现代科学的大历史观———唯物史观的现代形态》（南京出版社１９９３年出版，以下简称《大历史观》）一书中所提出的重要观点。几年来，黄明理通过理论讨论、讲学等多种形式反复提及这一观点并进一步提出了“科技动力观”，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简介：行政公开就是指政府向人民公开其信息的行为和制度，它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普遍认可的理念。现代法治要求政府必须向人民负责，人民有权监督政府，行政公开是人民行使主权的必要手段，也是现代政府的一项基本义务。

简介：预算透明是良好的财政治理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实现财政民主和有效财政监督的生命线。本文从人民主权理论、公民知情权与参与权理论、治理理论和民主财政理论四个方面剖析了预算透明的理论依据。基于英美等国预算透明演变、公共预算形成的历程,提出预算透明度提升的压力模型、推力模型和耦合模型。并结合中国政府预算透明度现状,从法律法规建设、预算信息披露、政府会计改革、财政信息质量四个层次提出提升中国财政预算透明的具体措施。

简介：目前学术界对协同治理行动者结构的双维通道和动力构成的运行机制讨论尚不充分。文章通过分析协同治理在制度形式系谱中的定位，梳理其与协同政府、官僚制政府和外包型政府等话语体系的关系，继而探讨其行动者构成的差异，分析了基于“部门合作”与“公私合作”双向维度的行动者网络。从动力产生的来源、表现形态和协同演化等三个方面探讨了协同治理的动力构成及其运行机制。

简介：儒家是要成德的。儒家为什么要成德?这就是儒家之所以为儒家的精神动力问题，从心理学看则是动机问题。儒家成德的精神动力源于孔子“以德配天”的天命思想。“以德配天”的思想一方面为成德找到了外在本原依据，另一方面也彰显了人的主体性。但面对天不应德的现实，孔子虽然以盲目命来化解，但儒家的成德内在合理性毕竟受到怀疑。先素儒家通过“时”来化解这种质疑。后儒则逐步从外在预设向个体内在、本然性方面转换，逐步形成了以张载为代表的人的内在本原成德观。虽然如此，面对成德过程中的诸多不确定性，外在的盲目命思想一直保留下来。这样内在本然成德动力和外在“际命”化解的思想从内外方面使儒家成德动力得以维系和作用。

简介：在我国严峻的就业形势下，民工荒的出现似乎发出了这样一个信号：劳动力供需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相对紧张。然而，我国就业难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城镇失业人数上升的趋势没有得到抑制。民工荒与就业难并存，使我国的就业形势变得更加复杂。本文通过预测我国劳动力供给，分析我国劳动力需求面临的挑战，对我国就业问题进行了战略性思考，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简介：本文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指导，以现代科技和现代实践为根据，从哲学视角认真研究了江泽民同志的“科学技术动力观”，认为：科学技术动力观是现代实践格局的哲学映现，它所实现的跨越是划时代的哲理飞跃，它对唯物史观经典框架的突破，为哲学的划时代发展开辟了道路、指明了方向

简介：由于政府的缘故而产生的环境外部性的非内部化是普遍可观察的事实。本文讨论了它的两种重要类型及其产生原因，并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如建立更加科学的考核政府官员政绩的标准体系、以适当的制度保证公民的评价能够影响官员的政绩考核和任命过程等。

简介：近年来，“金砖国家”经济表现欠佳，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金砖国家”是否还能称为“金”受到人们的质疑。实际上，发达国家也出现了经济波动，“金砖国家”的经济波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发达国家经济波动造成的，是世界经济周期变化的一种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潜力可以从社会需求和社会供给两个角度考察。从作为经济增长拉动力量的社会需求分析，“金砖国家”人口众多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低，经济增长潜力远强于发达国家。从作为经济增长推动力量的科学技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分析，“金砖国家”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快于发达国家，它们的生产能力在不断提高，它们的产值在未来仍然有可能以高于发达国家的速度增长。但是，制约着“金砖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它们在存量意义上的科学技术水平和流量意义上的科学技术进步还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因而它们还需要通过自主技术创新和引进先进技术的方式加快科学技术进步。但是，从总体来看，“金砖国家”具有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它们在总量意义上的经济地位将迅速提高，在未来20年里世界经济格局将会发生重大变化。

简介：组织内部的集体抗争及其参与兴趣是以往社会运动研究很少涉及的领域。那么，一个组织内部如果发生集体抗争，哪些人最有可能参与？本文把那些有意参与的人称为“风险人群”，将其中态度最为坚定的那一部分称为“高风险人群”。本文利用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从入职渠道、组织内部控制、组织内部交往、在组织内的社会经济地位、工作满意度等角度研究了“高风险人群”的特征，以及他们参与集体抗争的兴趣与上述组织过程和特征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入职渠道的市场性和组织的国家属性越强、个人年收入水平和工作满意度越低、与下级同事的交往越多，参与集体抗争的意愿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