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１〕———邓小平这一铿锵有力的论断，为我们指出了怎么样依靠科技进步去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

简介：<正>九十年代,深化企业改革、转变企业经营机制,需要解决的问题有方方面面,但是,我认为,实现企业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是个关键问题。在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资金的汇集与联合,无论是在优化资源配置过程中,还是在提高企业效益过程中,都起着举足轻重

简介："文化研究的关键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聚焦讨论了"习性作为文化研究中的关键语汇"、"习性、审美与自由治理之间的关系"两个中心主题,反思了文化研究中出现的体制化和研究对象过于泛化的问题,为文化研究中国化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思路。这些问题的探讨无疑有助于深化和确立国内文化研究的未来走向。

简介：当前，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正处于关键阶段。在这个历史时刻，科学理论的重要作用显得尤为突出和鲜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在当前应当承担什么使命、确立什么主题，理论研究应当如何突出主线、调准角度、改进方法，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党的十七大为我们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指明了方向和思路。

简介：近期，一部全景式展现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历程的纪录片《永远在路上》，让千千万万群众清晰地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敢于直面问题、纠正错误，勇于从严治党、捍卫党纪，善于自我净化、自我革新的坚定决心。对于一个拥有8800多万党员和440多万个党组织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永远在路上》再一次敲响了全面从严治党的警钟，“老虎”“苍蝇”“狐狸”的纷纷落马也拉响了全面从严治党新征程的号角——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强化党内监督，从严治吏必须抓住“关键少数”。

简介：审美交流是审美人类学凸显出来的重要问题。审美交流存在着三种不同的阐释维度。现代美学的审美交流是一种以审美普遍性为基础的、以想象为核心的精神性交流,企望自由境界;后现代美学突破了审美的自律性,其语境观和问性观念使审美交流的理解具有了新基础,突出了审美交流的平等性和复杂性;而审美人类学对审美交流阐释注重其文化机制,从而凸显了审美的语境性、经验性和完整性。

简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全体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一部思想规范、行为规范,也是适用于各级党组织的一部组织规范。全面落实《准则》,需要抓住三个关键点。逻辑起点上,要明晰《准则》的历史地位和在党内法规中的地位。《准则》因党内外情况的变化而修订,与其他党内法规协同配合,助力扎紧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的笼子。理论基点上,要厘清《准则》与《党章》的关系。《准则》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是对《党章》要求的具体化。同时,由于历史环境的变迁,党所面临的具体问题的变化,《准则》发展了党的理论和党内政治生活制度,服务社会主义新征程。实践支点上,要把《准则》的要求落在日常,加强对《准则》的研究。

简介：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必须遵循服务原则、法治原则、市场原则、公开原则,以尊重公众权益,增加社会共识;必须确立公平正义、依法行政、公共治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以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必须健全社会管理机构,加快社会管理法制建设;健全协调利益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馈渠道;创新社会服务体制,建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机制;创新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坚持社会管理的群众路线;创新社会管理手段,建立社会管理绩效评估体系,以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简介：江泽民同志5月31日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思想深刻，一论述精辟，对于更好地团结和动员全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实现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党的庄严使命而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下面说一点体会。

简介：本文提出应该从青年马克思所持的人类学和存在论(本体论)相结合的实践论哲学立场出发,来具体地解读《巴黎手稿》关于美的规律的三个关键词:尺度、规律和美的规律,认为美的规律的基本内容是:任何人的对象化劳动的产品(包括艺术产品),只要其外在具体的感性形状、形象、形式既符合这产品所属的物种的尺度(合规律性),又符合人对该产品的衡量尺度(合目的性),它就具有审美的意义;这两种尺度辩证统一的客体表现就是美,主体表现就是美感。

简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点内容，但要顺利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需要一定的方式方法。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关键环节，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力工具。毛泽东、邓小平是最好的表率与典范，他们丰富的方法论思想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强有力依据。当今中国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必须通过正确的途径，采取一定的方法，而精通马克思主义、熟知中国文化、把握时代脉搏、深入调查研究、进行科学抽象思维等是最有效的方法。

简介：鸦片战争代表着“中国”历史的中断，鸦片战争后“天下”为“世界”所取代，“中国”史融入了“世界”史。从这一语境中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意义，我们提出和回答四个关键问题：中国近代是谁的“近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什么性质的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是哪种意义上的“科学”。从这里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构成了中国融入“世界”的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

简介：[访谈嘉宾简介]李忠杰,男,1952年生,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马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委监察部特邀监察员、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国际共运史、世界社会主义改革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政治与我国对外战略等。两次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多次获各种教学奖、优秀论文奖等。代表性著作有《社会主义改革史》《社会主义改革论》《列宁主义论纲》《苏联的演变和解体》《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与中国》《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等。

简介：邓小平以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深刻阐述了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确定了这项工作的大方向与着力点：要克服偏软偏宽现象，敢于动真格、不手软；要加强主观世界改造，坚定理想信念；要通过改革消除制度上存在的弊端，不断完善制度。经过长期接力探索，管党治党工作不断向前推进。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抓紧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这与邓小平的论述相对应和衔接，彼此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十分清晰。当前这场新时期以来力度最大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彰显了我们党的自我净化能力。邓小平说过：“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前一件事已经得到很好印证，后一件事同样也能做好。

简介：技术创新在当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但它本身又可能是一把双刃剑。技术专家体制的社会背景、组织和意识形态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东方后资本主义社会中似乎完全不同,但其基本目标和价值又很相像。苏联模式是国家主义,其基本弱点在于过分集中且服务于官僚统治精英的利益。南斯拉夫模式是国家主义和自治的结合,其特征是工人和经理在企业层次上起一定作用,但官僚在更高层次上起更大作用。技术专家体制的哲学是一种缺乏社会责任的哲学。一种批判的社会哲学既要为技术进步提供各种可能,又要铭记技术考量最终必须服从于人道主义考量。

简介：在毛泽东博大精深的自然科学与自然哲学的理论体系中，对“技术革命”的倡导和论述是核心内容却又容易被忽视。笔者试通过对毛泽东。技术革命“理论与实践主要内涵与特征的考察分析，探讨它的科学价值、深刻意义及其于今有益的启示。

简介：<正>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生产发展的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生产力是“全部历史的基础”。列宁也提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毛主席曾指出,评价一个政党作用的大小及好坏,“归根结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

简介：资本主义社会导致了“人的问题”，即人不但丧失了自由个性，而且由于片面发展而成为机器附属物和简单的生产工具，因而导致了人失去了社会生活所应该蕴含的价值和意义。“人的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直接原因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的“异化了的分工”。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要解决“人的问题”，一方面要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彻底消灭“异化了的分工”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需要借助“综合技术教育”，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综合技术教育的“多元”本质能够促进劳动者在不同部门之间自由流动，进而恢复其自由个性；它的技术（工艺）内容则能够让人的社会关系日益丰富，进而为恢复人的意义提供社会基础。

简介：国有企业和技术创新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但在改革中却把二者结合起来思考并加以运作。本文依据近现代市场规则以及国企性质和特征，阐述了国企作为公益性社会组织与作为竞争性经济组织的矛盾，分析了国企作为历史和现实中的社会存在是否具有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合理前提与条件。认为，国企虽然具有作为公益性社会组织存在的必要，但在实践中维护国企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在逻辑上仍然要求国家或社会直接承担创新投资的风险和收益，这不仅不利于积极吸引民间资本投资，形成以民间资本为投资和收益主体的技术创新的格局，而且有悖于改制的初衷，进而指出了国有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风险和出路。

简介：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思想、霍克海默科学技术的“合理性等同于政治统治的合理性”,以及马尔库塞“社会生产过程也是意识形态的产生过程”等思想。哈贝马斯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政府干预的视角,认为科学技术掩盖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危机,成为新的合法性基础与社会意识形态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蕴涵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关系问题。这对于我们发挥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树立正确的科学技术观,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与科学技术发展的互动共进具有重要启示。同时,哈贝马斯夸大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和混淆意识形式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值得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