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创地区新型合作,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有正确义利观支撑的大国外交新理念,并秉持新理念着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它紧密地将中国与世界、政府与企业、企业与市场联系在一起,真正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倡议综合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和辩证法思想,超越了霸权主义的思维和国强必霸的逻辑,具有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特点。乘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东风,塞尔维亚与中国建立起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企业也积极走出去,中塞合作成为中国一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样本和模范,积极践行了当代具有全球意义的外交义利观。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周年之际,需要回顾梳理中塞合作的成果,同时总结把握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新理念。
简介:作为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柯亨围绕自我所有、剥削与正义等焦点问题对自由主义展开了一系列的批判,对自我所有的态度经历了从拒绝到限制的过程,并借助描述性特征和规范性特征论证了剥削的非正义性,阐述了“适度稀缺和有限慷慨”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平等主义的正义观。而日本/寸析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创始人之一松井晓则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方法对马克思关于自我所有、剥削和正义的观点进行了梳理和解读,认为柯亨从一开始对自我所有就持有限制的态度,而自我所有本身是随社会经济发展而自然消亡的,坚持剥削的非正义性源自其对劳动时间的偷窃,主张正义在共产主义社会已经不再是社会价值规范的标准。二者论证自我所有、剥削与正义的不同路径,为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正义观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新的视角。
简介:资本主义社会导致了“人的问题”,即人不但丧失了自由个性,而且由于片面发展而成为机器附属物和简单的生产工具,因而导致了人失去了社会生活所应该蕴含的价值和意义。“人的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直接原因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的“异化了的分工”。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要解决“人的问题”,一方面要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彻底消灭“异化了的分工”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需要借助“综合技术教育”,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综合技术教育的“多元”本质能够促进劳动者在不同部门之间自由流动,进而恢复其自由个性;它的技术(工艺)内容则能够让人的社会关系日益丰富,进而为恢复人的意义提供社会基础。
简介:国有企业和技术创新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但在改革中却把二者结合起来思考并加以运作。本文依据近现代市场规则以及国企性质和特征,阐述了国企作为公益性社会组织与作为竞争性经济组织的矛盾,分析了国企作为历史和现实中的社会存在是否具有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合理前提与条件。认为,国企虽然具有作为公益性社会组织存在的必要,但在实践中维护国企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在逻辑上仍然要求国家或社会直接承担创新投资的风险和收益,这不仅不利于积极吸引民间资本投资,形成以民间资本为投资和收益主体的技术创新的格局,而且有悖于改制的初衷,进而指出了国有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风险和出路。
简介: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思想、霍克海默科学技术的“合理性等同于政治统治的合理性”,以及马尔库塞“社会生产过程也是意识形态的产生过程”等思想。哈贝马斯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政府干预的视角,认为科学技术掩盖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危机,成为新的合法性基础与社会意识形态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蕴涵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关系问题。这对于我们发挥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树立正确的科学技术观,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与科学技术发展的互动共进具有重要启示。同时,哈贝马斯夸大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和混淆意识形式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值得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