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俞吾金教授的新著《实践与自由》和他的整个实践哲学研究体现了实践哲学的根本旨趣——爱智慧与爱自由。“文革”后,中国学界对实践的理解经过了四个演进环节,分别由四位学者所代表:艾思奇——把实践规定为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把自由规定为对必然性的自觉服从;李泽厚——提出了实践哲学的主—客体框架;高清海——用实践观点超越“唯物—唯心”的哲学范式:俞吾金——以揭示实践的自由本质为己任。俞教授把康德看作通向马克思的桥梁.通过阐发康德对“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与“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的区分.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与本体意义的自由关联起来,为中国社会未竞的启蒙事业和政治自由揭示了一种最具合法性的理论根据。在相关实践课题和思想资源长期被各种意识形态教条和学术行话所层层遮蔽的情况下,俞教授坚持不懈地为实践自由而思想,显示了一位哲人的睿智、良知和勇气。
简介:基督教的神性爱是全无差异的普遍之爱,儒家的人性爱则是亲疏有别的差等之爱,这是学界中具有广泛性的一种看法。然而,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以及后儒的文本分析显示:儒家仁爱涵盖天、地、人,既是君子人格和政治伦理之基,也是天地大化、生生不已之源,本质上乃是一种具有普遍性、超越性的爱。在实现之道上则讲究由亲到疏、由近及远、推己及人直至天地万物的次第性之序。然而,这一次第之序既合乎自然人伦,也因合着生生之道的大仁而成为天伦之序。对此,既要看到仁爱具有以爱亲行孝为起点,然后外推的差别性,也要看到仁爱上达天命、下贯万物、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的普遍性。在本质上和践行上,仁爱都带有普遍性和超越性与顺序性和差异性的双重性特征。
简介:德行教育预设我们能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并加以贯彻实行。知而不行的事实。使得道德自律的可能性遭到质疑。以价值灌输或行为规训做为保证知行一致的教育手段.这种德行教育的迷思普遍存在。首先批判来自知行双轨论的教育学迷思,并透过柯尔伯格(LawrenceKohlberg)的知行同轨论,说明知行不一致的现象其实只代表:道德判断是道德行动之必要但非充分条件。借助布莱西(AugustoBlasi)与蒂尔曼·哈贝马斯(T.Habermas)对于道德行动之充分条件的探究,最后将指出,以自我本真与群体团结做为基础的责任判断.才是德行教育真正的基础。
简介: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存在着三种类型的实践观,其间的根本区别主要在于对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理解,以及在这种理解中所做的本体沦预设。在第一种实践观之中,理论与实践之间只有一种外在的关联,即实践只是获取感性材科和验证认识真理性的手段。而在后两种实践观之中,这一关系则是内在的,但在第二种实践观中,实践实际上已经被理论化了,成了理论体系中的一个奠基性要素,而在第三种实践观中,理论活动则被视为实践活动的—个要素,理论被还原为了一种特别的实践活动。三种实践观对应着三种哲学思维范式:第一种对应于实体性哲学,第二种对应于主体性哲学,而只有第三种实践观才构成了实践哲学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哲学的实践转向。
简介:技术在其产生之初就与人的生活紧密相联,几乎涵盖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人的生活;然而在其发展历程中与生活渐行渐远的同时也让生活的技术化程度越来越高,一旦现代技术成为人们改善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物质手段、成为一种高高在上的操控人的独立力量,生活就完全地技术化。在生活技术化的进程中,一方面人们可以通过技术的便利来改善生活的质量和丰富生活的内容,另一方面人们也面临着生活无意义与人生无价值的生存论困境。基于生活的多维性与技术的二重性,技术的功能定位必须服务于生活的价值旨归,生活的终极关怀必须眷顾技术的良性发展,生活技术化的同时也必须进行技术的生活化。
简介:自我根本上是由其目的论属性所定义的.自我是与生命相关联的,具有复杂大脑的生物所经验到的自我,在许多方面是由有机体存在的自我所涌现的.从主体性问题回到对有机体维持、保护和繁殖自身的原因分析,可以得到一种解决问题的视角.我们相信存在一种科学性的说明,可以解释自然界的目的论过程如何从非目的论的前件中产生,这有赖于一种形式因果关系调解从动力因果关系到目的因果关系的涌现.那么,什么能够构成这个过程中的自主性?依据康德,我们认为一种双重自反的形式生成的动力学构成了自然目的生成的关键程序,或者说,一个自我是以一种双向自反方式而组织的,具有以自反的方式组织的自反性和因果关系的循环递归性.然而,关于人类自我的主体经验成分还有待说明.在解释主观自我时,一个重要的模型在于阐明拥有大脑的生物体的出现是演化阶段上一次特殊的水平跃迁,并引发全新的自我动力学涌现领域,人类大脑所具有的超个体符号工具,增加了又一层自反性循环,从而能够产生目的论关系和更高级的主体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