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与形态各异的历代法律制度形态相对应，中国古典法律解释方法亦呈现出多种样式。官方解释在古典中国的法律解释体系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主导作用。但这种事实并不影响民间解释和司法解释在历代法律实践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本文分别从三个方面剖析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三种样式。

简介：中国古代法律解释中的知识智慧,乃是在政治哲学--经学框架下的法律智慧.律学是相对独立的法律解释智慧,是运用经学的神髓来解释法律的问题,它的对象、问题、专门术语等等都是法律和法学的,它有自己的范畴术语、运思方法和知识体系.中国古代的司法裁判活动也为法学的创生提供了一种可能.中国古代的判词反映了法官的法学世界观、法律方法论和法律发现方法,在中国法学学术史上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简介：中国古代在法律和法律解释中，对法律合法性的阐述被置于对“天人”之关系的追问中，及“通古今之变”的追求中。中国占代追求通过法律解释和法律调整中人们的“身心之和”，通过两造的道德内省实现对两造的道德约束。“求实质公平”为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结果旨归。

简介：本文针对我国学界(特别是法学界)和社会其他各界(特别是法律界)对法理学的实用化期待以及因为此种期待的难以实现而对法理学的指责,论证了这种期待本身具有非理性。不但如此,而且这种期待对法理学研究产生了诸多的误导,举其大者为:它影响了法理学的“自然”发展;消弥了读者对法理学的兴趣;最终影响了法理学“实用性”的发挥。在此基础上,作者论证了法理学在法制建设中的能与不能,认为:法理学在法制建设中的基本功能就是精神教义功能、方法启示功能和实践应用功能。除此之外,都是法理学所不能的“广阔空间”。最后,文章提出了应当区分“主观的法理学”和“客观的法理学”的观点,并通过对两者的界定及其功能的哲理说明进一步论证了法理学在法制建设中的能与不能。

简介：在有关法制现代化的论述中,人们尽知法制现代化是西方文化的产儿.然而,随着"东学西渐"研究的在中国的逐渐展开,人们对西方法治中的中国因素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1].

简介：如同习惯是法律的前身一样,习惯权利也是法律权利的前身。但法定权利对习惯权利的认可,仅具有相对性。大量的习惯权利仍存于法律之外。对此,只有采取法律叙事视角的转换,即从权利叙事视角出发,才能借权利的包容性把习惯权利纳入人权体系。习惯权利作为人权,与少数人的权利具有交集,但并不等同。习惯权利具有普遍性,表现为有些习惯权利是人类共有的,有些习惯权利虽为部分人所有,但任何＂部分人＂都可能有其特定的、独享的习惯权利,故习惯权利在此获得了＂族群—地方性的普适性＂,也获得了人权的一般属性。习惯权利不同于法定权利,但可以被法定化。在法治社会,对习惯权利之保护可经由权利代入的自治性保护、契约沟通的互治性保护和权力强制的他治性保护来实现。

简介：通常认为，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民间法，只对人们交往的非正式秩序发生作用。但民间法作为国家法制订的社会渊源之一，被纳入国家正式法律秩序，也有利于其作用的发挥。那么，民间法结构于正式秩序的方式有哪些？主要有五种，即通过主体自治的权利表达（运用）和权利推定；国家立法的认可和授权；地方立法及其变通；通过法律渊源的法律执行（行政和司法）以及通过契约合作的公共交往。

简介：法律的合法性缺陷包括了价值缺陷和技术缺陷。无论是哪种缺陷,一旦发生,就需要寻求救济,其救济的基本方式有立法救济和司法救济。其中司法救济是一种针对个案的日常救济。司法救济法律合法性缺陷的资源和方式有两种：一是在法律体系内部寻求救济方案和资源的内部救济;二是在法律体系外部寻求救济方案和资源的外部救济。其中外部救济即民间法的救济。民间法是个内涵丰富、外延广阔的概念。作为非正式法源且对司法实践中具有规范意义的民间法,必须具备八个基本条件。对法院和法官而言,在司法实践中运用作为非正式法源的民间法,是一种权利。民间法作为法律合法性缺陷的外部救济资源,只有经过法律授权和必要的司法审查程序后,才能和案件事实结合,构造裁判规范,从而完成其对法律合法性缺陷的外部救济。

简介：判例规则是由法官所创造的、在判例中所蕴含的对其后的类似案件具有类似拘束力的规则和原则,它不仅是法律的重要渊源,而且在英美法系国家以之为中心构成了独特的判例法体系.判例规则之所以能够成为法律,在于司法活动的典范性、人类交往行为的可重复性和类似性.该规则具有开放、进化、不确定和借助个别正义达致普遍正义等特征.判例规则与法官职业之间形成明显互动的关系:一方面,法官职业缔造了判例规则;另一方面,判例规则完善了法官职业.

简介：如何能创造一种有效的政治统治，并在此统治体系中形成自由秩序体系。根据政治治理方式和政治智慧的关联，可以把人类从古至今的政治智慧分为神学政治智慧、圣贤政治智慧和法治（公民）政治智慧。神学政治智慧和圣贤政治智慧，对于我们这个正在艰难地寻觅法治之路的国家而言。可视为是旧的或者传统的政治智慧。而要推进法治政治智慧的实现需要考虑以下路径：国家必须承认并保障在官方政治智慧之外，还有民间政治智慧，并且要突出民间政治智慧在法治政治中的必要性、优先性。国家必须承认并保障公民利益的获得，是公民自身参与和争取的结果，而不是任何道德的想象共同体恩赐的结果。国家必须承认并保障每位公民的主体性和个体人格，营造主体多元、文化多元和价值多元的环境。

简介：法律是社会交往和社会需要的产物，因之，法律也是主体交往中日常生活的公共产品。它不仅作用于人们日常的物质生活，而且也作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更重要的是，法律作为正式制度，还缔造着人们的制度生活。但法律的规定并不是完全自足的，一方面，需要关注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民间规则的作用，另一方面，当法律规定有所遗漏，或者法律规定对公民的日常生活不能调整、规范时，民间规则对救济法律的不足，就可能会派上用场。甚至即使法律对相关社会关系有所规定，在实践中也免不了法律和民间规范相互交叠地发挥作用。基于这种认识，在两岸有关民生的交流中，应当把民间规则纳入保障两岸民生、促进两岸往来的重要社会因素中.

简介：社会契约理论起初不过是人们假设的一种乌托邦。社会契约理论从乌托邦到现实政治的过程，乃是一个法律化的过程。法律就是社会契约的一般规范表达。法律本身承载的”作为乌托邦的社会契约”使命，使得法律自然具有制度修辞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