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心脏大血管手术后患者谵妄的发生率及相关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5月至2019年5月南京市第一医院7 001例行心脏大血管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记录患者一般临床资料、手术名称、手术时间、体外循环时间、主动脉阻断时间、术后ICU镇痛和镇静药物使用情况、ICU意识模糊评估法（CAM-ICU）评分、住ICU时间、总住院时间、不良预后及术后谵妄发生情况。分析术后谵妄对于患者住院时间和不良预后的影响，探讨术后谵妄发生的危险因素。结果7 001例患者中，573例（8.18%）发生术后谵妄（谵妄组），未发生谵妄6 428例（非谵妄组）。急性主动脉夹层（AAD）孙氏手术患者术后谵妄发生率明显高于其他心脏大血管手术患者[45.03%（204/453）比5.64%（369/6 54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谵妄组年龄、住ICU时间、总住院时间、不良预后发生率、手术时间、体外循环时间和主动脉阻断时间明显大于非谵妄组[（59.72 ± 12.48）岁比（58.81 ± 12.16）岁、5.49（2.87，9.49）d比1.12（0.90，1.95）d、21.92（17.90，28.22）d比17.85（14.93，21.76）d、7.33%（42/573）比2.13%（137/6 428）、（5.43 ± 2.51）h比（4.06 ± 1.33）h、（140.01 ± 55.13）min比（108.07 ± 42.98）min和（85.23 ± 37.30）min比（72.50 ± 34.15）min]，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深低温停循环和选择性脑灌注是心脏大血管手术患者发生术后谵妄的独立危险因素（OR = 10.922，95% CI 7.444~16.120，P<0.01）。排除AAD患者后，<40岁、40~49岁、50~59岁、60~69岁、70~79岁和≥ 80岁患者术后谵妄发生率分别为2.63%（11/418）、4.16%（34/817）、4.37%（71/1 625）、5.13%（122/2 379）、9.34%（114/1 221）和19.32%（17/88），随着年龄的增长术后谵妄发生率呈明显升高趋势（Z = 2.63，P = 0.009）；住ICU 1、2、3、4、5、6、7和>7 d术后谵妄发生率分别为1.47%（45/3 056）、3.22%（63/1 954）、5.69%（34/597）、12.14%（38/312）、18.18%（22/121）、22.62%（38/168）、25.93% （21/81）和41.70%（108/259），住ICU时间越长术后谵妄发生率越高（Z = 3.34，P = 0.001）。根据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方法对患者各系统功能进行评分，谵妄组呼吸系统、循环系统、肝功能及肾功能评分明显差于非谵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两组凝血功能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根据术后ICU期间镇静镇痛药物的使用情况分为单用右美托咪定组（3 355例）和右美托咪定联合地佐辛组（1 396例），右美托咪定联合地佐辛组术后谵妄发生率明显高于单用右美托咪定组[19.20%（268/1 396）比5.66%（190/3 3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年龄、手术时间、体外循环时间、主动脉阻断时间、术中接受深低温停循环及选择性脑灌注、病情危重程度及住ICU时间是心脏大血管手术患者发生术后谵妄的危险因素。围手术期镇静镇痛药物的选择会影响术后谵妄的发生率。

简介：摘要目的分析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术后需要接受肾脏替代治疗(RRT)的危险因素，根据危险因素构建预测模型并评估其预测效能，以期实现早期干预治疗。方法回顾分析2016年4月至2019年4月在南京市第一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215例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信息，提取年龄、性别、基础血压、手术前血肌酐、术中血压变化、手术时间、体外循环时间、主动脉阻断时间、术中输血量(包括自体血)、晶体液输注量、胶体液输注量、术中尿量、出血量、总的液体平衡以及术后入ICU时血乳酸值等临床指标，分析这些指标与患者术后接受RRT的相关性。应用lasso回归进行临床指标筛选。应用筛选后指标通过logistic回归构建预测模型，计算预测模型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以及最佳阈值下的敏感度和特异度进行模型评估。结果全组38例术后需RRT，占17.67%。术前血肌酐值、手术时间、体外循环时间、主动脉阻断时间、术中血压低于80 mmHg(1 mmHg＝0.133 kPa)时间、术中血压低于基础血压55%的时间、术中输血量、术中晶体液用量、术中尿量、术后入ICU时乳酸值是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术后需要接受肾脏替代治疗的独立危险因素，应用这些指标建立的预测模型的AUC为0.955(95%置信区间0.897～1.000)，最佳阈值下特异度为96.1%，敏感度为90.9%。结论应用围手术期临床指标可以预测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手术后接受肾脏替代治疗可能性，为早期干预治疗提供可能。

简介：摘要目的分析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ATAAD)患者术后30 d死亡相关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7年12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151例ATAAD患者的临床资料，分为存活组(134例)和死亡组(17例)，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ATAAD患者术后30 d死亡的危险因素。结果ATAAD患者术后30 d死亡率11.3%。死亡组患者年龄≥60岁、术前存在肾功能不全比例均高于存活组(52.9%比18.7%，20.1%比52.9%，均为P<0.05)，累及冠状动脉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率死亡组高于存活组(41.2%比4.5%，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年龄≥60岁(OR＝5.433, 95%CI: 1.618～18.240，P＝0.006)、术前存在肾功能不全(OR＝1.011, 95%CI: 1.004～1.020，P＝0.019)、同期行CABG(OR＝10.288, 95%CI：2.513～42.118，P＝0.001)为ATAAD患者术后30 d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年龄≥60岁、术前存在肾功能不全、累及冠状动脉同期行CABG是ATAAD患者术后早期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强离子间隙(SIG)对于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术后病死率的预测价值。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观察性研究，筛选2017年1月至2018年3月于南京市第一医院行外科手术治疗并收住重症医学科的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收集患者术后的血气分析及生化指标来计算近似强离子差(SIDa)、有效SID(SIDe)和SIG等Stewart模型酸碱变量的数值，分析其与病死率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最终纳入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术后患者93例，包括存活组87例和死亡组6例。死亡组患者的术后SIG水平显著高于存活组[9.7(8.8，13.7)mEq/L比4.1(1.8，6.7)mEq/L，t＝4.432，P<0.01]。单因素逻辑回归分析显示，术后动脉血pH值、PaCO2、乳酸、SIDe、SIG和血清肌酐水平均与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的病死率显著相关(均为P<0.05)。进一步行多因素逻辑回归分析显示，pH(OR：4.83×1028，95%CI：0.00～1.46×1061，P＝0.08)和SIG(OR：0.09，95%CI：0.01～1.23，P＝0.07)与患者病死率显著相关。SIG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0.92(95%CI：0.85～0.99，P<0.01)，大于pH的0.86(95%CI：0.74～0.98，P<0.01)，提示SIG升高是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术后死亡的较好预测因子，敏感度100%，特异度84%。结论术后SIG水平升高可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术后死亡。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中性粒细胞与白蛋白比值（NAR）和乳酸对脓毒性休克患者28 d死亡的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0月至2019年10月南京市第一医院ICU收治的118例脓毒性休克患者的临床资料，记录所有患者的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BMI）、急性病生理学和长期健康评价（APACHE）Ⅱ评分、序贯器官衰竭估计（SOFA）评分、C反应蛋白质（CRP）、降钙素原、NAR、白细胞计数、红细胞分布宽度（RDW）、乳酸、住ICU时间、机械通气时间、行连续肾脏替代疗法（CRRT）、肺部感染、腹腔感染、泌尿系感染、血行感染和28 d死亡情况。将上述因素纳入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初步筛选出相关的影响因素，再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得到影响脓毒性休克患者28 d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NAR、乳酸及两者联合对脓毒性休克患者28 d死亡的预测价值，并用Z检验比较曲线下面积（AUC）。结果经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初步筛选出影响脓毒性休克患者28 d死亡的9个因素，包括男性[比值比（OR）= 0.345，95%置信区间（CI）（0.603，3.357），P = 0.004]、SOFA评分[OR = 1.183，95%CI（1.036，1.350），P = 0.013]、NAR [OR = 2.849，95%CI（1.487，5.457），P = 0.002]、乳酸[OR = 1.275，95%CI（1.108，1.467），P = 0.001]、机械通气时间[OR = 0.254，95%CI（1.025，1.223），P < 0.001]、行CRRT [OR = 4.585，95%CI（1.737，12.100），P = 0.002]、存在肺部感染[OR = 0.282，95%CI（0.898，4.732），P < 0.001]、存在腹腔感染[OR = 0.460，95%CI（0.392，1.989），P = 0.002]、存在泌尿系感染[OR = 0.464，95%CI（0.201，2.195），P < 0.001]。将上述影响因素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NAR [OR = 4.424，95%CI（1.427，13.717），P = 0.010]、乳酸[OR = 1.267，95%CI（1.008，1.594），P = 0.043]、机械通气时间[OR = 1.168，95%CI（1.007，1.356），P = 0.041]、行CRRT [OR = 5.148，95%CI（1.069，24.794），P = 0.041]是脓毒性休克患者28 d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NAR [AUC = 0.676，95%CI（0.572，0.780），P = 0.001]、乳酸[AUC = 0.696，95%CI（0.592，0.800），P < 0.001]及NAR和乳酸联合[AUC = 0.759，95%CI（0.699，0.850），P < 0.001]均对脓毒性休克患者28 d死亡具有预测价值，且NAR和乳酸联合的AUC显著高于NAR（Z = 2.110，P = 0.035）及乳酸（Z = 1.991，P = 0.047）。结论NAR和乳酸对脓毒性休克患者28 d死亡有一定的预测价值，且两者联合能够提高预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