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学的早年——艰苦的求学之路　难忘的师生之情

永学的早年——艰苦的求学之路　难忘的师生之情

熊家海

老年科学技术协会教育体育分会  332100

现在的永安中学的前身是港口中学，创办于1959年秋，是九江县当时的第三所农村初中，面向全区三乡一场招生。我是被保送到学校就读初一的第一届学生。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里，师生们都倍尝了为师为生者置身创业与求学岁月的艰辛。历经沧桑的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回忆起来，虽然是有一些苦涩，但更多的是有一番耐人寻味的感动。

一

初一的学习生活算是平静的。

初选的校址在港口街镇的血防站，借用两间大病房作教室，一间医务室作教师的办公室。当时的港口完小为大公社小学教学辅导区，故港口中学便依托港口完小代管，算来应是小学戴帽子的初中部。完小校长邹耀青是中学第一任校长。

初中部开设了两个教学班，由参加了省级师范学院培训的邓见琳、李天赐两位老师任教。邓老师主教语文，李老师主教数学。另一位兼职教音乐的女老师姓梅，是从港口完小借用的。这一年秋冬，“大跃进”的风浪似乎平静了一点，我们学校已不像58年、59年初那样地卷入狂热的大炼钢铁的运动中去了。学生既可不要去生产队割谷挖薯，也不须去搞因烧窑而上山砍柴挑砖挑水一类的勤工俭学了，我们便一心一意地在两位老师的带领下埋头读书。

这两个班中，一个是由原先港口完小毕业的甲乙两班并成的，约六十来人，全是走读生，由邓见琳老师带班主任，称一班。一个是由生机林完小、幸福完小、城子镇完小三校学生合成的，约五十来人，全是住读的，由李天赐老师带班主任，称二班。住读生住在港口完小的楼上，睡地龙铺，在完小用餐。从完小住地到教室约300米的路程。两个教室由两个方向开门，准确地说，一班是开边门，故两班的学生 很少搭讪。我记得几乎是没上过体育课，也没有打过什么球，只是1960年的“六·一”节，我们跟着参加了庆祝大会，因为我还是港口完小的少先大队长，在原港口公社的节日大会上出任大会主席，作了主席身份的发言。发言稿是邓见琳老师写的，誊在从练习本中撕下来的三页黑黑的纸上。本已编了序号，可是我念颠倒了一段，被坐在台下的邓老师听了出来。第二天，在一个很平和的氛围里，他提醒我说：“昨天你把‘希望台湾少年小朋友能早日回到大陆的怀抱，一同过上自由幸福生活’的一段念到前面去了。”当时，我不以为然，回去一看顺序，真的是序号编错了，顿时自责不已。真感谢邓老师的教诲，他没有一句责备的话。这使我至今难以忘怀。

还有一个特写的镜头，是我记忆犹新的。那时名叫友好互助合作社的（现在叫合桥村）周姓、徐姓与李姓的男同学有二十余人，他们都是湖畈汀子上的大姓人家之子弟，从小是光着屁股捞鱼、笼虾、摘菱、抽藕长大的，水性特别好。1960年的梅雨季节，水淹到教室门口不足五米远的地方。因为这些同学走水路上学的路程可近一半，于是他们天天划着两只船到学。一日，中午吃完饭（大多是没有带饭等下午回去吃的），便一船十一人，一人掌桨，十人各执一棹玩起划龙船的游戏来了。同班的其他一些不敢上船的旱鸭子，便都是摇手呐喊的观众了。玩累之后，采了荷花嫩莲蓬上岸来，正遇提前来班上的邓老师，他一见便涨红着白皙的脸，吼道：“撑饱了是吗，出了事由谁交差？”这时，一个同学说：“老师，他们划水的本领比《社戏》中月夜划船去看戏的朋友们都强，你莫吓到了。”这时，邓老师转脸一笑：“淘气鬼！”我顿时觉得好似一阵春风扑面吹来，脸上凉爽极了。其实是我们太幼稚，幼稚得不知道老师的好意和责任是什么。

这一年下来，中午我很少回家吃饭，饿到下午放学后，回家两餐当作一餐吃。生活是苦点，但我们在学校不仅是扎扎实实地学了一年，也是扎扎实实地乐了一年。或许那时也还是少年情怀，任随生活的波浪冲洗而已。

二

升到初二便不然了。

现时的港口片，当时是一个大公社，社址设在那时的幸福村，公社领导决定把学校迁到社址附近的白家寺。时值全国经济极端困难的时期，资金紧缺造成新房兴工推迟。为了不耽误学时，领导将我们初二安排到幸福良种场上课。八月底学生们各自把在港口小学用的旧桌凳，步行十华里抬到良种场，然后再回家吃饭。住读生住在王家堡村村部左侧老房子的二楼上，在地板上打统铺。晚上用水，常把被子弄湿了。上课则是在临时整修的牛棚里，初次进去的时候，用锹铲过的某些地方，还看到干枯的牛粪痕迹。屋低窗小，光线很暗，由于读书心切，空气中的异味就顾不上了。墙壁孔多，下雨天，外面刮大风，里面刮小风，也不问了。好像那时一律是大人或老师怎么说就怎么办，没有条件意识，也没有选择意识，按部就“学”。

因我们是学习的主人，当然就是学校的主人了，公社建房子有困难，我们就应以主人的身份投入到战胜困难的洪流中去。于是，我们经常停课去很远的砖场挑砖。我记得，一是生机林叶家垅前的砖瓦场，另一处是刘仓合作社的一个砖瓦场，来回插近路，也应有三十里。身材高大点的有挑二十来块的，矮小的八块十块一挑。为做学校，在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都拼着干，口渴了，或者肚子饿了就在田边饱喝一顿清水，然后挥手一抹，觉得十分满足。初搬到新校址时，只有教室。为了做寝室，学校又发动学生去幸福徐家湾挑土砖。一次能挑四块的只有长我五六岁的几个大同学，一担挑两块，二块半的人多。为了激励，学校还设了劳动奖，总数多的，得奖在当然之列，为了扩大激励面，来回担数多的也设了奖。我在班上是年龄小个子小的人，记得得的就是这个奖。我们的茅屋宿舍，就在这“奖”声中落成了。

那时，学生不但参加学校基建劳动，还有到生产队去捡棉花的任务。当时幸福合作社，是全国棉花实验地，经常有上级的领导来参观。到下半年，农田建设要搞大会战，劳动力全移到战场上去了，于是便向中小学伸手找劳动力了。捡棉花，通常是吃了午饭后动身的，定额半天每人要捡二十斤。老师手上捏杆秤，带队老农记上账，记账的丁不饶拐。当时，全九江县也只有幸福村大种棉花，我们这些粮区的学生不会摘，半天下来，专心的小个子尚能完成任务，大个子反而叫难。但学生们很团结，自个儿完成了就把多的塞给别人，归来的路上便其乐融融。我还记得学生参加农田劳动，来去都得排队，唱着革命歌曲朝前行。人人也都那么做，且做得挺认真，显得挺神气。

我真回忆不起来，初二那时的学习任务是怎么完成的。

我们的新教室是平房，比民房做得高，青砖墙，屋上盖的是民瓦，青灰色，可算得上是青堂瓦舍了。可住的，还是土砖茅房。在房里用木棍钉桩，架上竹板垫上稻草打统铺。后来大公社撤消，公社的办公楼便让给中学作师生宿舍和教师办公室。大厨房也有了，只是没有打井。开初雇员挑水，工资出不起，挑的人还嫌低，便走马灯一样地换。中间接不上趟时，就只有靠我们“高班”的学生轮班挑水了。这样老是耽误课，于是学校决定，让老师带领学生打口井。当时我们两个班确实有些能作奉献的强劳力，个别同学比乘跃进班上去读完大学来校任教的老师年龄还要大。此井好几年之后，才用火砖砌成一口井台围起来，学校经济之困难可见其大。

有了大食堂了，便采用蒸饭。记得最困难的岁月，米很少，搞的都是“瓜菜代”。山地来的学生能带些薯或玉米等杂粮，可平原地区来的学生就只能是白菜、萝卜再加南瓜。没有这些带的，只能餐餐蒸稀饭。若不小心，饭钵放歪了，那就只有一点稍稠的稀饭下肚了。虽然所带的粮米不多，瓜菜也并非充足，但一校之中，一室之内，丢吃物的事从没发生过，也许是人到越艰辛之境就越能共苦的原因罢。那时商品粮老师的供应粮也不多，本地来的老师尚可从家里取些杂粮蔬菜来补充，外地来的老师就只有硬扛了。特别让大家怜悯的是教我们化学的周智老师，据说是从国民党投诚过来的团级官员，远方人，写硬笔字时，握笔的手仰放着，如同侧着笔写外文。他教书很认真，精讲易懂。口头禅是“哈巴”,即“是吗”。由于粮少吃不饱，经常把学生切完之后扔掉的南瓜蒂与白菜蔸捡来再切，直至切不动为止，然后和着米蒸着吃。有一次匆忙之中竟然把手指削掉一大块皮，鲜血直流也顾不上。那时候，“此类事全国甚多”,学校领导、学生们也都没有余力资助。说句实话，也不敢公然助之。

三

那时，我们的政治书就是“六十条”。中央工作会后，发布“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了粮食过关，度过粮荒，可以开荒抓“瓜菜代”了。六十条贯彻之后，乡村逐渐有人敢搞点菜园了，再后来，还能搞自留地了。就着这股开垦春风，学校以走“五七道路”开辟劳动基地之名义，围了两处荒田。一是现横坝底下娘娘庙前的几块鱼塘，另一处是港口公社的长征合作社与富塘合作社交界处围的一片湖荒。鱼塘的开垦地点比较近，又是挑横坝起土后的土坑，为硬地，易成功。可围湖滩种稻则是一件艰难的事了。

这件事情的决定本身是有风险的，没有眼光，没有勇气的人，是难以下决心的。据我村的老队长讲，倡导和决策的核心人员是校长宋维、教导主任邓见琳及当时管理食堂的老师王其圣。据说宋维校长是省委某主要领导的秘书，因某一文章有右倾言论而被谪至乡下，港口中学有幸，由他当了这任校长。根据湖中地形，当时圈地有三十余亩，四月份便开始作堤，记得围好后的堤面，有一米二三宽，一米许高。 外堤做好后，圈内便依地形围成大小不等的长方块。我们高班的学生都参加了这一重大劳动，一搞就是个把礼拜。在这次围垦中，我又有一个小故事。

外堤围好的那天下午，快收工了，我就在堤面上平整，由齐龙水同学供应填堤面小坑的泥块，可一不小心，他扔来一铲泥正打在我的铁锹锹叶子上，锹口便没控制住，落在我右脚背上，由于推力作用，脚背切了一寸多长的口，顿时出了好多的血。老师们都吓了一跳，邓见琳老师把衣服脱了给我包脚，然后吩咐人驮着我（那时连板车都没有）到幸福李青云医生私办的医院诊治。我记得齐龙水老兄硬是背了 我两个星期，吃喝拉撒的事也都是他帮着做的。当时，我书照读不误，成绩也没落下来，反而增加了我们的友谊。至今，右脚背上还有寸长的疤痕，一个可以称得上是历史见证的疤痕。

围垦劳动中，老师们不论年龄、不分性别，或一起上阵或轮班下湖。有些老师在当时都算得上高干或高级知识分子行列的人，既是为学生，也是为自己，一样卷起裤子、捋起袖子甩手干。累了就在泥墩上，锹一横随便休息一会，渴了，就喝沟坑里浸出的生水。送的饭，也都是和的白菜萝卜什么的，所以饭里都是咸的。一天下来，人人满身泥浆，满脸的泥点，白的是干了的，黑的则还是湿的，头毛上粘的也是泥块。为了粮食过关，开荒也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呀，也是为了师生的切身利益着想啊，因此，大家的身子虽累，但心不累。

或许是我的养父在当生产小组副组长的缘故吧，学校同我家所在的生产小组的关系非常好。老师们中餐打点、计议事情，都在我家。每年的秧都归我父亲组织人代育，社员帮着插，代价便是学校的粪池，长年归我生产小组去挑。这样往来合作两三年，便像亲戚一样。在这个特殊的年代，这种为了共度难关而使双方共赢的劳动，让知识分子同地地道道的农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影响着几代人。后来政策变了，中学荒田便移送给我家的生产小组。那田，文革后期便改地种棉，四围的人也一直亲切地称为“中学荒”。而老师们中的一些趣闻，如把麦苗当成韭菜认的故事，还在老人们中传闻，对“宋校长现在怎么样，邓见琳老师身体好吗，王其圣老师爱人生孩子了吗”一类的事，常有人向我问及。

四

也许是“自然灾害”持续的时间太长的缘故吧，所以不少的人认为靠读书谋出路，简直是遥遥无期，必须急功近利地抓好当前，许多学生都抽身回家务农去了，也有的学手艺，如：木匠、砌匠什么的，也有少数人走后门插近当兵去了。初一将近六十人的班，连师范撤销后转来的几个人，到初三只剩下三十几个了。话说回来，那时一般人的成才愿望与奔前途的理念没有现在这么强烈，有的辍学学生，老师去他家里几请几接都没法回心归校，“远的顾不了啰，能顾得了眼前，就不错了。”

其实那时的港口中学，老师们对教学是抓得严严实实的。即使劳动占用了那么多的时间，被耽误的课程还是夺了回来，由于常规教学的管理非常到位，课堂的教学效果一直非常好。

那时的港中的老师，三分之二是解放前的读书人，少数年轻的，在解放初过渡时期受到的学校教育，也是严格的、规范的。知识分子嘛，大环境如此，政治上不太被人看重。加上有几位高级知识分子，又都是“问题”老师，如宋维校长、周智老师、张凤仪老师等；就是个人没有历史问题，解放前能读几年长学而成为知识分子的家庭，家境肯定不一般，如邓见琳、张韵国、王者师等老师都是地主家庭的后代；还有像罗嘉老师这样刚从大学毕业出来的青年人，又有海外关系；另外还有几个人，又都是因感情问题而被谪至农村来“锻炼”的。应该说，他们全是有思想的人。实践证明，他们都是自尊自爱者，是政治上能安守本分，处世上能谨慎为人的人；是工作上能忠于职守、潜心治教，以奉献为快乐的人；是生活上能以苦为甘，以苦为乐，与国家同肩扛难的人。此时此刻，回忆那时学校课堂内外的一幕幕，不说他们是共和国的脊梁，说他们是共和国忠实的建设者，应不为恭维。前几天翻书架，见到了尚存的唯一的一本初中时代的书，主人恰是周智老师。书名为《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是函授学员的读本。书中有两处他本人的签名，分别在“目次”第一页和第二课第一页；是纯蓝色的墨水写的，一行书一楷书的方形字。书页纸色如焦黄的玉兰树落叶，约3公分厚的一本书不到150页，纸色的深浅不同可分十来种，几乎成了“彩色”版本；纸很厚且厚薄不均，手摸上去感受到的不仅是粗糙，而且有明显的磨擦感；纸表面可看到草茎或谷壳形状的黑白斑点，有的地方应属成纸时就留下的洞孔，故字就没被印上，得自己补上去；墨浅的地方，看字很费力，注释与分析的字形略小，更是难认；翻书时，若用力重了点，书页会因焦而断折。凭此几点来看，当时生产的纸质是何等低劣，亦可见当时之国运寸步维艰和程度到了几分。感此良多啊!一个教化学的老师不一定是化学专业的，当是兼职者多，但为什么要做进修语文专业的函授学员呢?或许这也是一种选修“忠诚”的方式。为了爱护这本书，我用了1977年11期的《红旗》杂志封面包了起来，右下方写上了我的姓名，但记不清这本书是怎么传到我手上来的。老师是早已“托体同山阿”了，然睹物思人的我，不可能不想之悠悠又念之悠悠了。

记得那时每天上午的第一节课，路远的同学，常有迟到的，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把读书作“副业”的。他们中有的要在家里煮早饭，有的甚至要洗衣服或要放一会儿牛才能来学校的，有的人还要为完成生产队粪肥分配的任务而乘上学之便在路上边走边捡粪的……尤其是雨天，当先一个“报告”后一个“报告”送进老师的耳鼓的时候，回头看见那站立在雨地里戴着斗笠、穿着蓑衣、光着脚丫的学生，老师都是无语地点个头，有时，或许还会送去一抹赞许的神色，大概是在示意“来了就好”的心底里的认同吧!又尤其是下雪天，走读生迟到的会更多（当然不是全体）,但我几乎没有听到过老师的批评之声，斥责之声那就更不用提了，有时一个下午会突然缺四五个或七八个学生，因为他们要帮着挖薯，遇到干塘趁着搭点鱼虾卖钱买盐打煤油什么的。由于老师们都深知处在这些环境中的孩子，家庭都需要些什么， 所以不向班主任说什么，班主任也不会过重地批评那些迟到或旷课的学生们。这里，是不是就是一种理解，一种无声的怜爱呢?

那时，老师上课，教学环节把握得很规范。开始提问、板演、抽测，当堂打分并当即公开。计分用的是五分制，一律入册作平时成绩。然后是上新课，木黑板再大的莫过于现在黑板的1/3,所以老师最钻研板书，一堂课下来，要让黑板上一目了然地展示出本课时的主要内容与重难点。就这一点，可足见老师们备课应是精雕细刻的。

在学习时，老师最兴的是单元测验，以确保单元知识的掌握与能力训练的双过关。老师依单元旨要拟题，自己刻写油印。批改时，先用百分制量分，再折成五分制的分数。考完，我们常围着老师看打分。有的老师也圆滑，对成绩稍低的先骂几句，之后也时不时地送点分，还对围着的人假吼道：“看什么看!”好像我们做学生的也不怎么计较分数，所以相处很和谐。

说起走读，比起来回要走十多里路的人，我家就近多了。利用来回走路的时间，我读了不少课外书籍，现在还记得的现代小说有《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红旗谱》、《苦菜花》、《林海雪原》、《创业史》、《家》、《孤坟鬼影》(江西)等；古典小说有《红楼梦》(上)、《隋唐演义》、《薛仁贵征东》、《七侠五义》；另一类是五十年代末留传下来的小人书《红楼梦》系列、《水浒》系列、《三国演义》系列及《聊斋》系列的连环画。这些书中成功刻画的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深深地印在脑海里，至今还清晰可现。这对我后来的学习成长，不无影响。

到了初三，因为要抓升学考试，我们也住读了。但不像现在这么个抓法。一般晚饭后自修前，我们就学着吹笛，当时，最流行的歌是《洪湖水浪打浪》。到晚上， 一两个围着一盏用墨水瓶作的煤油灯，少数没法带煤油的就拼一张双人桌，四五个人合围在一起习作。由于是晚上，老师要坐班备课，不兴下班，偶尔来班上看看，是出自关心。天冷时，衣单袜破的同学也有提前回宿舍的，老师也不在意。记忆中好像那样子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习或自修。到了初三的下学期，便紧张了一点，组织了正规的晚自习，也点人数，但远不是现在这样的紧，没有搞什么集中复习与老师辅导。有月光的晚上，我们便哼着《洪湖水浪打浪》的曲子，回宿舍的地铺窝里睡觉。老师查房之前，睡在床上的不安分者，也搞什么“一百个和尚分一百个‘粑’,斑鸠四两、兔子半斤”之类的民间算术题逞能，一听到老师查寝的脚步声，便自动哑然了。我总觉得，那时同学们只有会与不会学之分，的确没有调皮的。老师晚上一律要坐班，两人共一盏煤油灯，两个钟头下来，鼻孔全是黑的。我们读初三时要住读，老师已没有集体办公的场所了，便各自在寝室备课。为了改好作业备好课，有的老师时常坐到半夜。那时，除了唱革命歌曲外，什么娱乐活动都是没有的，即便是三五人一起聊天都是有顾虑的。所以，挑灯夜战的老师肯定是在作“潜心治教”式的努力的。

直到我们毕业，我们的学校确是还没有一件实验器材，更就谈不上有实验室了，实验全是在黑板上画出来的。既是如此，那更谈不上图书室了。但我校首届的升学成绩还是名列前茅的。从全国讲，吃饭都没有解决，教育科技的投入怎么去谈?农村中学连外语都没有开设，教室这边也没有球场，只有大公社办公楼前有副球架，能打得上篮球也是一种奢侈之事。记得整个初中阶段没有什么文体活动，不过有两次例外。

一九六二年的“五·四”青年节，全校开了一个庆祝会，由宋校长作报告，讲台上连一张桌子都没有放。宋校长身材高大，也许那天是下雨的吧，他穿一双我们农村孩子少见的高筒靴，着一身青衣，一双手多是交叉在身后，讲的内容大意是回忆他战争年代搞宣传工作遭遇敌兵后如何周旋的事，因危险而使我们紧张且惊恐，其目的大概是要我们“珍惜幸福生活，天天努力学习”。台上的他时而挥一挥右手，语言铿锵有力，举步刚劲，一时又活像一个指挥百万大军的统帅，一时则又像一个只剩有文房四宝的穷酸书生，引得台下的我们顿生崇拜之心。

另一次是在幸福礼堂，搞了一次文娱演出，不记得学生们有没有节目了，但老师表演的两个节目迄今犹新。一是教几何的郑老师（代数是张韵国老师教）很滑稽地搞了个半分钟求证。过程是：“因为你是学生，所以你要好好学习；因为我是老师，所以我要好好教书。”节目编排新就新在“因为所以”是几何符号。他走下台之后，学生们才回过神来热烈地鼓掌。这倒不是节目怎么精彩，而是简单造成的滑稽。另一个节目是几个老师合奏一曲《洪湖水浪打浪》,一根短笛、两把二胡，一把是买的，另一把是别人打蛇制皮自绷的，还有两根弯成三角形的钢筋作的打击乐器，再是不知是从哪个戏班那里借来了一副木鱼，我们看了都很新奇。老师们都演得很投入，拉琴的前俯后仰，敲击钢筋的首手相应，打木鱼的一只手敲，另一只手作阿弥状，击节有声。情之所致，意之所切，让我们很是感染了一阵子，觉得是一次奢侈的陶冶。

初三时学校成立了学生会，何国屏是学生会主席，我是学习部长，其他的不记得了。

五

谨用以上的文字，献给我敬爱的母校五十周年的华诞，以此感谢老师们为培养我们这一代学生所作的艰辛的努力。学生不才，因出身原因，虽然考上了大学却不能就读深造，故没有用更好的业绩在五十年之后向老教师们汇报。但能自慰的是，本人在三十多年的讲台生涯中，已能忠实地将老师们传给我的厚爱传递给了我的学生与一切称我为老师的人。当然，尤为大家欣慰的是，通过几十年风雨的洗礼，一 代代校长与老师们的传承，今日的永安中学，真乃今非昔比。一栋栋 高楼耸立，一间间窗明几净，一排排绿树成荫，一坛坛鲜花簇放，真乃校园如花园。学校各项教学设施齐全，课堂教学的科技含金量空前提高。几年来，干群一致展雄风，师生团结战犹酣。2008年的中考创下了雄居全县榜首的优异成绩，这应是向母校五十周年大庆，献上的最丰厚的礼品。后继有人，当是开创者的最大的欣慰与骄傲；后来居上，当是后继者深刻心中的信念与座右铭。优良传统的传承，将必定铸就永安中学历史的永远辉煌。

“雄关迈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希望日后一代代的校友们，珍藏这一份难忘的岁月，以激励自己珍惜身处永中的大好时光，高举“博学、明礼、慎志、笃行”的旗帜，为永安中学永添光彩，且使之源远流长，如江水不息。

敬祝中学的开创者邹耀青、邓见琳老师健康长寿!

祈望同期的开创者已故的李天赐老师九泉安息。

祝愿所有在母校辛苦耕耘的新老教师和潜心读书的学子们在改革开放的时代里，与时俱进，永创新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