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寒门之士到一朝宰相——唐初宰相岑文本为相原因探析

从寒门之士到一朝宰相——唐初宰相岑文本为相原因探析

由佳琦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岑文本是唐太宗时期的重要宰相之一。从两唐书《岑文本列传》中可以看出岑文本深受太宗信任，太宗屡次将机要之务委任于他。岑文本非功非旧，却受到太宗的如此信任，其背后原因值得探究。笔者认为，岑文本之所以能从寒门庶族一介书生位至宰相，得到太宗信任，一是因为其深厚的才学修养，而岑文本之才学与其家族的文化与经济积累有一定关系；二是因为太宗对待功臣及子弟的态度。因此，岑文本能接连升任，实现命运的转变。

关键词：唐代；岑文本；寒门宰相

一、相关学术史回顾

关于唐代宰相的研究一直是唐史研究的重要关注点之一。唐代初年，政治秩序处于重新构建的过渡时期，高祖太宗两朝对宰相的任命体现着其政治方针政策的转变等诸多问题，是研究唐初政治史不可忽视的。岑文本是唐太宗时期的宰相之一，深受太宗的信任，被委以执掌机密。对于岑文本的研究，学界也已经有了很大的成果。兹将目前对岑文本的研究概述如下以供参考。

在著作方面，唐长儒先生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一书中指出唐代贞观时期宰相岑文本，凭借其家学与文化修养得以进入唐代的统治阶层，其子侄也“一族登清要者数十人”。[1]《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唐太宗之拔擢山东微族与各集团人士之并进》一篇叙述了岑文本的家世，指出岑文本虽家世不显，但依然是南朝名臣之后。[2]曾志华、杜文玉、白玉林主编的《唐史解读 旧唐书 新唐书 上》一书，认为唐太宗重用岑文本是因为其忠谨、机敏的品质和个人能力。[3]此外，一些知识普及类或是辞典类的书籍，也对岑文本的人物生平与其为父申冤的事迹等方面进行了介绍。

有关对岑文本研究的学术论文，庄昭的《唐太宗朝宰相考述》考证了岑文本的家世为南阳棘阳的岑氏，为庶族。[4]任大熙、胡宝珍在《唐朝前期政治中的山南、剑南地区》一文中讲到，唐太宗任用岑文本、刘洎为宰相，与唐太宗对山南地区采取宽容政策有关，而在岑文本与刘洎掌权期间，对山南、剑南地区在政策上给予关照。[5]陆翠安的硕士论文《鸣凤政权研究》论述了岑文本在萧铣政权以及唐太宗时期的政治活动。[6]梁尔涛在他的博士论文《唐代家族与文学研究》中指出，岑文本家族是唐代的“近世新族”之一，“近世新族”有“唐前家族地位不显”、“入唐后以词科振起”、“家族中有若干成员以仕宦显于当代”三个特征。[7]

综合来看目前对岑文本的研究，研究内容缺乏深入，没有对岑文本的入仕生涯以及其岑文本入仕背后的原因做出深入的研究，且缺少对岑文本的专门研究，这或与相关史料记载比较少有关。笔者以两唐书《岑文本传》为主要参考史料，结合其他史料中有关岑文本的相关记载，运用历史文献学、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岑文本的人物生平进行考证，探究岑文本从寒门之士到一朝宰相的背后涉及的政治原因，以期形成对宰相岑文本的更全面的认识。

二、岑文本其人

岑文本在《新唐书》与《旧唐书》中皆有传，据两唐书所载岑文本传记，可对其人物生平做出基本的认知。

岑文本生于隋开皇十五年，字景仁，南阳棘阳人。祖岑善方，为后梁吏部尚书。《新唐书》载其家随其祖“更家江陵”。其祖为岑善方， 据《周书》：“岑善方，字思义，南阳棘阳人。汉征南大将军彭之后也。祖惠甫，给事中，父昶，散骑侍郎，善方有器局，博综经史，善于辞令，以刑狱参军随詧至襄阳。”[8]时萧詧在襄阳，梁元帝坐镇江陵，两方势力之间多有冲突。岑善方随萧詧至襄阳时，无由其家人却迁居江陵。是以笔者认为岑氏迁居江陵应该在萧詧称帝于江陵之后。岑善方有七子，“并有操行”[9]，而之元、之利、之象最为知名。岑之象即岑文本之父。两唐书都载有岑文本十四岁为父申冤而作《莲花赋》并以此闻名之事，为时人所称道。而值得一提的是，《新唐书·孝友传》也记载了相似的事，为裴敬彝十四岁为父申冤而作赋，二者基本相同。但未免太过巧合。因裴敬彝晚于岑文本，裴敬彝事可能是据岑文本事编撰,又或者此二事都是后人编撰。然而无论此事系真实或是编造，岑文本才学出众，文采过人却是事实。

据两唐书记载，岑文本“博考经史”。隋末，岑文本“郡举秀才，以时乱不应。”[10]萧铣称帝之后，召岑文本为中书侍郎。李孝恭平萧铣后，岑文本归唐。因其见识过人，任荆州别驾，后又任行台考功郎中。贞观元年，任秘书郎，“兼直中书省”。[11]之后又因李靖的举荐，升任中书舍人。贞观十六年，拜为中书侍郎，“专典机密”[12]。贞观十八年，又拜为中书令。十九年随太宗征辽东，筹备军中事务，因耗神过度，病死于幽州。

秘书郎为掌管图籍之官，唐代秘书郎为从第六品上职事官，“掌四部之图籍，分库以藏之。”[13]，然又令其“兼直中书省”。据《旧唐书·职官志》：“凡九品以上职事，皆带散位，谓之本品……武德令，职事高者解散官，欠一阶不至为兼，职事卑者，不解散官。贞观令，以职事高者为守，职事卑者为行，仍各带散位。其欠一阶，依旧为兼，与当阶者，皆解散官。”

[14]然而此处“兼直中书省”显然并非以职事官兼散官。按“直”有“当值、轮值”之意，应为岑文本在任秘书郎时兼在中书省当值。唐代中书舍人之职“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凡诏旨、制敕及玺书、册命，皆按典故起草进画；既下，则署而行之。”[15]中书侍郎掌“贰令之职”[16]，以其所掌来看，已是中央机要之官，而太宗又令其“专典机密”，事实上已以侍郎之职参预宰相事。[17]从岑文本的任职来看，其显然在不断接近唐代中央政权的核心之职，最终官至中书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宰相。再结合太宗欲令其兼令东宫官职以及从太宗征辽东之事，可见太宗对其十分信任。然而岑文本既非秦王府旧臣，也无显赫家世荫庇，何以从一布衣升至宰相且深得太宗信任？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内容。

三、岑文本任宰相的背后原因

（一）岑文本的才学

纵观岑文本的任官生涯，岑文本得以步步升迁，最后位至中书令，成为宰相，与他个人的才学修养与见识是密不可分的。《旧唐书》称岑文本：“性沈敏，有姿仪，博考经史，多所贯综，美谈论，善属文。”[18]萧铣迁都江陵时，召岑文本为中书侍郎，专典文翰，“令掌机密”[19]，这是岑文本官涯的开始。岑文本时已随祖父岑善方迁至江陵，其祖父岑善方曾为后梁官员，后梁宣帝萧詧为萧铣曾祖，而萧铣是打着梁的旗号称帝，由此猜测萧铣引岑文本为中书侍郎可能与其祖父岑善方有一定的渊源。虽没有确切史料证明萧铣引岑文本掌机要是因其才，然而试想若岑文本无过人的才能，并以此闻名，空凭其祖，萧铣应也不会特意征召。李孝恭、李靖平定萧铣之后，岑文本投于李孝恭麾下。岑文本进言阻止李孝恭纵其士兵掳掠荆州，可见其见识长远，因而任荆州别驾，之后从李孝恭平辅公袥，掌管军书，任行台考功郎中。贞观元年，岑文本被提拔为秘书郎，之后连上“藉田颂”[20]、“三元颂”[21]，才华益显，“文本才名既著，李靖复称荐之，擢拜中书舍人，渐蒙亲顾。”[22]，可见，岑文本之才学确是其蒙受宠信的原因之一。

而岑文本的才气与学识应与其家族家学的传承有一定的关系。岑文本为岑彭之后，岑彭在王莽新朝为棘阳县令，后降刘秀，助刘秀统一天下，为云台二十八将之一。岑彭死后，其子继承侯位，之后侯位又经代代相承。经此，岑氏实际上已经迈入东汉时期的功臣豪强的行列，这为之后岑氏家族的传习经史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此后岑氏虽没有被列为世家大族，任机要官，但也有多代为官。至岑善方这一代，《周书》记载其“有器局，博综经史，善于辞令。”[23]，有著文集十卷，而文本亦“博考经史，多所贯综，美谈论，善属文。”，想必与其祖父所传下来的家学有一定的关联。又见《法苑珠林》记载，眭仁蒨“少事经学”，岑文本未及弱冠时，其父岑之象曾经请眭仁蒨“于家教文本书”。[24]因古时从事文化学习的代价比较高，寻常百姓无力供奉家中子弟读书，更别提请讲师来家中教授。世家大族便是靠这种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来垄断入仕。与此相类，岑氏虽不是世家大姓，却由东汉至唐代经久未衰，其背后定是有一定的家族文化和经济原因的支撑。综上，岑文本的才学是其得以在太宗时得到重用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岑文本的才学是靠岑氏累世的积累与家族文化的传承培养起来的。

（二）太宗的用人思想

岑文本虽才学显著，然而，若岑文本单以其才学而位至宰相，应是不够的。被太宗委以中书令后，岑文本也曾日日忧惧，这从多处史料中可以看出。岑文本任中书令之后，并无升官之喜色，面对其母的问询，他说：“非勋非旧，滥荷宠荣，责重位高，所以忧惧。”[25]，而有人来庆贺，岑文本竟说今日只接受吊唁，不受贺喜。由此可见岑文本对自己担任中书令之位的忧惧。这虽然可能与岑文本谨慎的个人性格有关，但又不尽于此。从岑文本的入仕经历来看，岑文本得到重用乃是在太宗朝。自贞观元年升为秘书郎，又兼直中书省，岑文本才开始由地方进入唐朝中央任职。因此，岑文本的受重用与太宗有密切关系。

据庄昭先生考证，唐太宗时期的宰相有29人，其中出身庶族寒门者较高祖时期增加，这说明太宗在确保关陇士族为核心力量的前提之下注重吸收其他地区的士族和庶族参政，而岑文本便是南阳棘阳寒门庶族出身。[26]而若考证唐太宗时期各宰相的任命时间，便可发现太宗任命宰相的前后变化。在贞观初年，宰相以高祖时的旧相或有佐命功的大臣为主体。据《旧唐书·太宗本纪》，贞观四年以前太宗任命的宰相有萧瑀、封徳彝、长孙无忌、高士廉等总计14人。其中萧瑀、封徳彝、长孙无忌、宇文士及、高士廉、房玄龄在高祖时及已经任宰相；房玄龄、杜如晦、戴胄并为太宗秦府旧臣，杜淹为杜如晦叔父，也曾为文学馆学士；李靖、侯君集并有征讨之功；王珪、魏征为建成旧臣，为太宗起用；温彦博为温大雅之弟。由此可见，太宗贞观初年所任命的宰相以旧臣和功臣或功臣子弟为多。而除魏征、温彦博、侯君集、戴胄为庶族小姓之外，剩余都是士族或是与皇室有关系的贵族，而这几人虽为庶族，却或有功勋、或是旧臣，都有一定的渊源。此后至贞观二十三年，太宗新任的宰相有杨师道、岑文本、张亮、刘洎、马周、褚遂良、张行成、高季辅、崔仁师、许敬宗、于志宁。至贞观十七年，贞观初期所任的宰相或逝世、或辞官或因其他原因遭贬谪流放，所余无几。而之后新任的这些宰相，任命时间多在贞观十六年至贞观十九年之间，且以贞观十七年和十八年为多。据此推知，这个时间点为太宗朝宰相换代的时间点之一。考察在贞观十七年与十八年所任的宰相，岑文本、马周、张亮、刘洎都是庶族小姓，唯褚遂良为南方侨姓士族。其余几人，杨师道在贞观十年为侍中，是关陇士族；张行成为山东小姓庶族；高季辅、崔仁师为山东士族；许敬宗为南方士族；于志宁为关陇士族。这确实体现了太宗注重吸收不同区域和集团中的人士。然而较之贞观初期，庶族宰相所占比重有所增多，来自于高门大姓和贵族的宰相减少，这与太宗对功臣既需安顿，但又始终有所疑虑的心理有关。贞观十一年，太宗下诏：“功臣密戚及德业佐时者，如有薨亡，宜赐茔地一所，及以密器。”

[27]同年，太宗下令子弟及功臣世袭刺史，然而在听取大臣的建议之后，此事终搁浅。可见，太宗此时对功臣的态度是既给予尊崇，又抱有怀疑。贞观十七年，太宗又问侍臣：“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何也？”，房玄龄认为是因为幼君主居于深宫，不能体察民情所致。太宗对曰：“公意推过于主，朕则归咎于臣。夫功臣子弟，多无才行，藉祖父资荫遂处大官。德义不修，奢纵是好。主既㓜弱，臣又不才，顚而不扶，岂能无乱？”[28]之后太宗又举了隋代功臣宇文述之子宇文化及弑逆之事，看似在论前代，实则以史为鉴，告诫自己与大臣。正是因为对旧功臣的疑虑，太宗在宰相换代之时，不再考虑从功臣及子弟之中选任，而是从现任官员中选择无深重门第渊源，可以信赖之人。而岑文本为南阳小姓，背后无强大的门阀支撑，又来自于自南北朝时文化正统所在的南朝系统，为梁代旧臣后代，博考经史，才学深厚，因此，太宗任岑文本为宰相的原因从此可窥见。

综上，岑文本得以在太宗朝担任宰相，与其才学和家世脱离不开。岑文本才学显世来自于岑氏一族的积累与家学的传承，为岑文本学习经史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而父祖都为官，也对岑文本有一定的熏陶作用。另外，岑文本在太宗朝受到重用，与太宗的用人思想有关。太宗所任命的宰相在前后有所变化，贞观十七、十八年庶族出身的宰相所占比重增多。这是因为太宗对功臣及子弟怀有疑虑之心，唯恐重蹈前朝覆辙，因此注重吸收庶族进入中央政权。岑文本正是因为无显赫家世，也无功勋傍身，且忠谨拘礼，因而太宗也言其“弘厚忠谨，吾亲之信之。”[29]

参考文献

[1]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2页。

[2]汪篯：《唐太宗之拔擢山东微族与各集团人士之并进》，出自唐长儒等编《汪篯隋唐史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39-141页。

[3] 曾志华、杜文玉、白玉林:《唐史解读 旧唐书 新唐书 上》，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91页。

[4] 庄昭：《唐太宗朝宰相考述》，《史学月刊》，1983年第5期，15-22页。

[5] 任大熙、胡宝珍：《唐朝前期政治中的山南、剑南地区》，《河北学刊》，1992年第2期，第75-78页。

[6] 陆翠安：《鸣凤政权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12年。

[7] 梁尔涛：《唐代家族与文学研究》，苏州大学，2011年。

[8] 《周书》卷48《萧詧传》，第1403页。

[9] 《周书》，卷48，《萧詧传》，第1403页。

[10] 《旧唐书》卷70《岑文本列传》，第2536页。

[11] 《新唐书》卷120《岑文本列传》，第3966页。

[12] 《旧唐书》卷70《岑文本列传》，第2536页。

[13] 《唐六典》卷10，第298页。

[14] 《旧唐书》卷42，《职官志》，第1785页。

[15] 《唐六典》卷9，第276页。

[16] 《唐六典》卷9，第275页。

[17] 参见张国刚先生著《唐代官制》，陕西：三秦出版社，1987年，第4页。

[18] 《旧唐书》卷70《岑文本传列》，第2535页。

[19] 《旧唐书》，卷56《萧铣列传》，第2263页。

[20] 见《全唐文》卷150，第913页。

[21] 见《全唐文》卷150，第914页。

[22] 《旧唐书》卷70《岑文本列传》，第2536页。

[23] 《周书》卷48《萧詧传》，第1403页。

[24] （唐）释道世撰：《法苑珠林》卷10，第414页。

[25] 《旧唐书》卷70《岑文本列传》，第2538页。

[26] 庄昭：《唐太宗朝宰相考述》，《史学月刊》，1983年，第15-22页。

[27] 《旧唐书》卷3《太宗本纪》，第48页。

[28] 《贞观政要》卷3《君臣鉴戒》，第224页。

[29] 《旧唐书》，卷70，《岑文本列传》，第25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