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重要贡献

邓小平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重要贡献

肖心怡

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专业

摘要：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历史。邓小平在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过程中，取得了一系列理论与实践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为我们坚持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合作学习的开放视野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中国式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同志的卓越领导，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同志大力倡导和全力推进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欣欣向荣，中国人民才能过上小康生活，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1]邓小平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与贡献，在学界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大多侧重于邓小平理论中某一方面的研究，本文试图对邓小平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过程中的探索、主要成果、主要经验进行综合性探讨。使我们更加自觉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努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一、邓小平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面对的局势十分严峻。邓小平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和强大的战略定力，开始了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思考与探索。

（一）理论前提：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探索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错误思潮，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为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提供了理论前提。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内在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极端倾向：一种是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一种是全盘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历史。使我国意识形态工作遭受严重挫折。邓小平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领导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历史决议》首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做了全面总结，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做出了彻底否定的结论。其次，最核心的一条便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功过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并且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加以区别，强调“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2]。对改革开放初期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决议》在改革开放中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党作出这个重大决策的勇气和远见。”

（二）历史经验：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突破建设社会主义的固有模式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产生诸多误解。在认识上把所有制的“一大二公三纯”、经济运行机制上的计划经济等看成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3]正如毛泽东所说：“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4]，这说明前一时期的探索不可能从根本上突破苏联模式。因此，邓小平强调：“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5]邓小平在思考前人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开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如邓小平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扩大企业自主权等政策，正是对马克思特别是列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

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第一次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找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答案，突破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固有模式。

（三）实践路径：深入调查研究，明确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方向

“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那么，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6]邓小平在各地的调查研究成为政策制定的具体依据，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强调利用典型调查解决社会问题，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地区问题深入研究，从而更好地解决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如邓小平曾先后三次实地考察大庆地区。1961年7月23日邓小平到萨尔图视察大庆油田，详细询问油田储量及职工生活问题。[7]1964年7月15日，邓小平再次调研大庆油田，在对情况进行深入了解后指出要多搞些畜牧业，多种树。[8]1978年9月14日，邓小平第三次视察大庆，在视察设计院地址陈列室时，指出我国在钻井、勘探等方面同国外的差距问题。除此之外，还重视大庆教育体制的问题。[9]大庆经验即大庆油田创造的一套具有建设和管理企业的经验，对建设中国特色的工业企业管理体系产生了重要的借鉴意义。正是在掌握客观情况的前提下，邓小平对有关基本国情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做出正确判断，将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和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二、邓小平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的主要成果

邓小平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经济发展路线和外交路线，形成了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明确实事求是的重要地位，并阐释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一致性，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人们的思想受制于“两个凡是”的禁区。邓小平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在各个领域开展思想解放的工作。如在教育战线上推倒“两个估计”，恢复知识分子的名誉，明确“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10]；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集中体现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在政治领域，邓小平明确解放思想“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11]他对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视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12]1978年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公开发表。邓小平表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13]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为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邓小平依据历史事实论证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反复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精髓”[14]就是实事求是。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事求是包含着解放思想的内容，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题中应有之义，解放思想必须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相结合。

（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路线

十三大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标志着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适合当代中国情况的建设道路。

“一个中心”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开启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序幕，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首要目的便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是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并非消极地被“基本点”保驾护航 ，它又是基本点的后盾和基础。[15]一个基本点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视为社会主义发展的政治保证，准确地把握了邓小平论述这个问题的真谛，也是对这个问题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恰当的定位。”[16] 另一个基本点是坚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断注入动力和活力。作为我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第三次伟大革命”，中国改革围绕市场化主线，从农村着手并逐步拓展到城市，从沿海突破到深入内地，从对内改革延伸到对外开放，由点成线、由线成面。[17] 两个基本点要紧紧围绕一个中心，一个中心也不能离开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相互依存、相互贯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

（三）“三步走”战略绘制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发展路线

邓小平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过程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18]。“三步走”战略是邓小平在分析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发展战略构想。

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结合我国的现实状况，认为社会主义基本实现现代化要经历较长的历史时期。不同于赫鲁晓夫宣扬“苏共的三个纲领好比一支三级火箭。第一级使我国脱离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级使它上升到社会主义，第三级的任务则是引入共产主义轨道。”[19]邓小平明确了“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任务还很艰苦”[20]。其次，“邓小平率先倡导使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一衡量单位，实现了与国际接轨。”[21]以描述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温饱”、“小康”、“富裕”作为发展目标，体现了其民本思想。最后，“三步走”战略如何走？邓小平提出“台阶式”的发展思想，“台阶式”发展不是经济发展的直线上升，而是强调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是盲目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而是讲求经济发展的高效益。“三步走”战略作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步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是沿着“三步走”战略的规划不断开创新局面，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三、邓小平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的主要经验

在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的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坚持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与合作学习的开放视野，推动中国的建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一）坚持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

邓小平是具有实践品格的唯物主义者，他明确指出：“二十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22]

邓小平思维方式的唯物性表现在对生产力的重视。首先，“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3]邓小平从社会主义本质的层面提出了生产力发展的迫切要求，只有实现共同富裕才能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其次，“改革和开放是手段，目标是分三步走发展我们的经济。”

[24]邓小平通过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通过开放引进技术和人才，使我国摆脱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邓小平运用辩证思维解决问题，真正将辩证法从理论层次运用到了实践层次，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思想即矛盾的两点论的运用；“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即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辩证关系原理的运用等。邓小平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在继承中创造出关于中国在当代世界如何发展的辩证法，为我们处理发展中的问题提供了指南。

（二）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在价值取向上，邓小平重视与人民群众相关的社会问题，明确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富裕的目标。

1978年，邓小平曾真切地说道：“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25]邓小平首先明确“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26]。他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基于各地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不平衡的特点，提出了先富与共富的构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此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富裕起来。邓小平富民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它不仅重视物质生活的富裕，而且将富裕的外延扩展到了精神文化的层面。1979年，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7]邓小平使人民在精神上获得满足，实现人自身的发展与解放，为物质文明的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邓小平始终以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改革开放事业中各种政策、方针的衡量标准，鲜明地体现了邓小平的民本意识。

（三）坚持合作学习的开放视野

在邓小平的带领下，中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的足迹遍及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我们迈开了学习合作的步伐，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得到改善和加强。

邓小平在历次出访中多次强调中国还比较落后，希望从先进的工业化国家那里得到技术和专门知识。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访问期间，邓小平先后参观了日产汽车公司、君津钢铁厂等大型企业，对中日之间技术的差距有了深刻的体会，邓小平不仅表示要日本朋友将先进的生产管理经验教给中国工人，并且期望能够扩宽与日本友好合作的道路。邓小平乘坐新干线“光-81号”超特快列车，以每小时210公里的速度赶往京都访问时，他感慨道：“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适合坐这样的车。”[28]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东南亚。邓小平在新加坡看到了中国需要培育的社会风气，无不钦佩地说“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的更好。”[29]

“邓小平获选为1978年风云人物，原因是邓小平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他让中国走向世界，也让世界走向中国。”[30]当今我们继续坚持合作开放的视野，加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交往交流，对于为我国发展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实现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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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页。

[3]徐贵相.《邓小平与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页。

[4]《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9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页。

[6]《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社1994年版，第219页。

[7]杨胜群，闫建琪.《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653页。

[8]杨胜群，闫建琪.《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822页

[9]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74页。

[10]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页。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页。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1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页。

[15] 李振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哲学思考》，《天津党校学刊》1996年第1期。

[16] 石仲泉.《当代中国的邓小平理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42页。

[17] 杨平川.《邓小平恢宏战略观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缘起、功能与贡献》，《理论建设》2024年第3期。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19]《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7页。

[20]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1页。

[21] 《中国发展大战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6页。

[2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页。

[2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24]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页。

[25]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81页。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

[2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页。

[28]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413页。。

[2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379页。

[30] 程中原.《转折年代：邓小平在1975-1982》，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