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的“地方现实主义”——重读《白洋淀纪事》兼论“孙犁风格”

孙犁的“地方现实主义”——重读《白洋淀纪事》兼论“孙犁风格”

杜春梅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有限公司 北京 100000）

摘要：孙犁的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乡土风味浓厚，笔触浓郁清丽，构思精巧别致。作者的“地方现实主义”非常典型地体现在《白洋淀纪事》中。作者将地方作为核心，以妇女儿童和老人为主，诗意地展示后方的战斗，补充、拓展并深化了对战争的书写，形成了自有的“孙犁风格”。

关键词：地方现实主义地方的风景地方人地方故事

孙犁的创作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其作品以迥异的风格与当时的主流文学叙事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既能维持其文学初心一如既往地存在，又能以巧妙的方式构成主流文学的一部分，由此奠定了这些作品的经典性。在历来的论述中，研究者多强调孙犁是“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将其作品指认为是对“优美的历史与意识形态”的描摹，女性、柔美、疏离、诗情画意等是常见的词汇。但品鉴孙犁的作品，可以看到的是他和他的创作与主流文学的“若即若离”关系既不体现为“多余人”“边缘人”的角色，也不体现在“同路人”“局中人”的界定，而是以“地方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回归到主流文学叙事潮流之中的文学现象。他疏离于潮流之外体现在其写作的“地方”特色上，他归入到潮流之中也体现在其写作的“地方”特色与现实主义手法上，而这一点往往被历来研究者所忽略。

对孙犁而言，默默书写中国大地上民众生活之“一隅”，比起史诗般的全景写作来更为得心应手，也更能传达其心曲。主流文学的“宏大叙事”让位于个人创作的“地方主义”，或者可以说是一种“个人的地方抒情”，成就了孙犁创作的种种特征。它是以把个人抒情从宏大叙事中抽离出来的方式，实现了对主流文学的疏离，并将个人依托在地方，以地方之狭促来彰显个人之小我的天地情怀。而其要旨，又是归入现实主义文学潮流之中的，且在题材的选取、思想的提炼上自觉朝着主流文学的价值判断靠近，从而使其创作构成了主流文学的重要部分。作为创作方法、写作理念的现实主义精神，已经深入到孙犁作品的肌理，再在“地方”与“全国”的辩证关系上落脚，从而形成一种“地方现实主义”，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一特点又典范性地体现在《白洋淀纪事》的写作中，尤以抗战题材小说为最。

一、风景：地方性知识的展演

在《风景与权力》一书中，米切尔开宗明义地说：“一片风景就是一个空间，或是一个地方的景色。”在这一理解传统中，风景就被想当然地看成是空间和地方的现实特征的美学框架。与此同时，“风景在人身上施加了一种微妙的力量，引发出广泛的、可能难以详述的情感和意义。……作为一个形象、形式或者叙述行为出现的背景，风景发挥了环境、场景或视野的被动作用。”文学作品对景观的书写，所实现的正是他所说的“退回到一个更宽广、更安全的视角，一段审美距离，以及抵制这片景色可能向我们提出的任何实际的或道德的要求。”文学书写所达成的“风景之审美效果”与现实中观看一片风景所带来的情感体验尽管保持着对同一风景的感知，却仍以巨大的差异带来审美和情感上的异路效应。借由不同地方所拥有的独特风景，以形成文学作品的陌生化效果，则又成了许多作家的追求。

就孙犁来说，他所生于斯、长于斯的冀中平原上的一个小村庄，安平县子文镇东辽城村，从他出生起就给他提供了一生都无法忘怀且被寄予了个人情感的“风景”。同样地，他的出生与成长对这个地方而言，也意味着一种“风景的诞生”。风景在他身上、心里所引起的宽广而难以描述的情感和意义，以及这一情感和意义所达到的程度与深度，恐怕只有在他所书写的文本的字里行间才能揣度一二。风景对孙犁的重要性，也引起了传记书写者的注意。管蠡的《孙犁传略》中以三章的篇幅描摹这一“地方的风景”，把孙犁的生平贯穿入其中，可谓得其神妙之趣：“白帆、小鸟和野菜篮子”“一江春水、一树桃花、一天云霞、一声云雀”“蓝天、碧水、芦苇、荷花和那在烟波浩渺处轻轻摇过的渔舟”。即便不用文学性的笔法进行描述，“地方的风景”也自成一格地充满了诗意，仿佛天然地与炮火连天、流血牺牲隔绝了起来。

《白洋淀纪事》中，冀中平原的风景几乎成了主角，那些演绎革命年代故事的人们和他们的故事，反而成了风景的点缀。《芦花荡》《荷花淀》《采蒲台的苇》《芦苇》《白洋淀边的一次小斗争》《渔民的生活》《山地回忆》……这些篇目单单从名称上就显示出白洋淀的风景：在满是芦苇与荷花的水塘边，清风吹过，苇絮纷飞，水鸟长鸣又隐于植物丛中，撑着竹篙的渔民，把小船当成了翅膀，在水上飞翔。之所以说风景成了小说的主角，便在于孙犁所讲述的所有战争故事，几乎都因了风景的存在而变得轻松简单，或诗意盎然，从而将其创作与其时革命文学的审美拉开了距离。水生嫂一干妇女们正是借助了荷花荡的隐蔽性取得胜利的成果、芦花荡里撑船老人也是熟稔于风景所带来的便利而取得了与鬼子周旋的成功，乃至于处身于战争的烈火中，他们仍可以凭借白洋淀的风景过着相对安稳的生活。只需要反向追问一下，便可知风景对于孙犁文学创作的价值：如果没有白洋淀风景的掩护，那些胜利会否以惨烈的方式获取？如果没有对风景的谙熟并利用之，妇女与老人是否也无法以飘逸之姿取得战斗的胜利？

……落实在《白洋淀纪事》中的篇什，这些“显得多余”的风景，恰恰是其作品的必然构成。

在孙犁的笔下，风景从地方的常被忽略的景物构成，逐渐摆脱了“环境、场景或视野的被动作用”而渐成文学形象，主动地参与了故事的讲述，并推动着情节的发展。孙犁的高妙之处是，把风景“化被动为主动”地融入在他的作品中，在风景的诗意中讲述战争年代的故事，从而使文本的品格发生反转，促成了疏离感的产生。

二、人物：整体与局部的重塑

风景之发现，强调距离的同时，还应该注意到人的活动。正是有赖于人的活动，风景成为风景被观看才拥有其合理的根基。在普通老百姓的眼中，白洋淀的“风景”更多具有其实用价值的一面，是生活来源，也是躲避并与鬼子周旋的福地，而一俟落入作家的笔下，它除却这些实用性之外还拥有了审美性。这种审美性不单单意味着“风景之发现”，还意味着穿梭于其中的人们，也一并成为了风景的一部分。温迪·达比曾引用沙玛的话，强调“地方无疑与个人经历密切联系，因此风景可以被认为是‘心灵的杰作……由记忆层与岩石层合力建构’。”与风景作为地方的重要构件一样，孙犁及其笔下的人物也呈现为一种“地方人”的特点。

如果说孙犁笔下的风景因其地方特色而迥异于祖国山河的“风景的一致性”，那么活动于其中并以此作为生活的人物，则与风景之特性显示出差异来，即“地方人”是作为全国抗战的一份子而存在的，只是因为他们身处地方，所采取的斗争形势、参与战斗的人员构成、战争场面的别致，乃至于战事结果的呈现，都有其别具一格的特征，是属于地方的风景之一。如果说这是一种剑走偏锋的择取，那么它们也同样属于孙犁所营造的“地方现实主义”重要要素之一。地方人从地方出发，以地方的方式，参与到全民族的抗战之中，构成了第一重的人物局部与整体特征；在全部被裹挟进战争岁月的人们中间，孙犁又着重以女性、老人和少女作为聚焦点（战场之上，成年男性浴血奋战；战争后方，只有妇女儿童和老人），则构成了第二重的人物局部与整体特征。这一“做减法”的方式支撑起了《白洋淀纪事》的独特风格，在之前的研究中被界定为疏离或多余，但实际上忽略的是，对作家创作而言的“做减法”恰恰构成了现实主义文学整个潮流“做加法”的实际效果。

《荷花淀》中的女性与她们所处身的环境形成协调一致的审美和谐；《芦花荡》中那个“过于自信和自尊”的老人依托于他所掌握的娴熟技术使得他所经历的战争多了一份写意的风格；《光荣》中秀美的果敢刚毅与任劳任怨作为女性质素恰好衬托了原生的特征而使得二人圆满地重塑了一个完整的人物的两个侧面；《嘱咐》中水生妻子在冰面如飞般地驾驶冰床子送别丈夫则表现了战争后方（地方）与正面战场（全国）的配合；《芦苇》中的小姑娘在战争中练就的沉稳冷静性格毋宁说是对男性与正面战场的补充与说明；《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再一次聚焦老人身上，可谓“重言”之一种；《看护》中女护士刘兰又把女性的勤劳、慈爱与温柔置入战争的大环境之中，别一个视角来观看战争；《吴召儿》充分把地方作为战争要素，以女性的局部点化地方的局部，把战争中的多面性和盘托出……此外，《山地回忆》中的小姑娘、《蒿儿梁》中的妇救会主任及其丈夫、《种谷的人》中的老同志等，几乎都以地方人的品性加入到整体的抗战中，他们善良、勤劳、智慧、勇敢，具有着“地方的风景”之特色。

毋宁说，孙犁越是将地方作为核心，以妇女儿童和老人为主，诗意地展示后方的战斗，就越是补充、拓展并深化了对战争的书写，越是以表面的疏离方式存在，就越是具有了归入到现实主义文学的潮流之中的格调。而其积极乐观的文学品性恰好伴随着当时抗战的时局，从内里响应着全国的抗战政策。

三、地方：或曰“孙犁风格”

1947年7月26日至8月10日在晋冀鲁豫边区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赵树理方向”被明确提出，周扬、陈荒煤等人将赵树理的创作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合起来，指认了创作实践与理论指导之间的密切关联。此后“赵树理方向”所遭遇的曲折，也被研究者认为这种指认实际上是一种错位，但无论如何，作为共和国文学的重要构成，它所指认的方向仍然是重要的一环。基于此，我们可以追问，如果将孙犁的创作也放置在这样一条脉络之中来理解，存不存在一种“孙犁风格”呢？答案是肯定的。

所谓“孙犁风格”，指的是孙犁的创作所揭示出的看似疏离于主流文学而实则归于其中的一种文学风貌，它关注于地方，以地方风景、地方人、地方故事与地方风格作为取材与表达的对象，以现实主义的写作呈现出革命文学内部所存在的差异，指认一种文学诗意理想追求的存在，并最终形成一种优美的文本格调。从写作方式来说，我们也可以将“孙犁风格”指认为是“地方现实主义”。

毋庸置疑的是，“孙犁风格”的核心要素，就是“地方”。唐晓峰认为，“地方不是一个载体、容器、舞台，而是自成一个意义单元。……每一个具体的人，都会对地理事物进行价值判断、意义判断，这正是‘地方’这个概念要传达的东西。含义的产生，即地方的创立。

”由此，形成一种“地方感”，既是个人对地方的价值和意义的判断，也同样是其精神培养与归属的场所。甚至可以说，对于孙犁的创作而言，地方存在的意义是决定性的——地方山水构成的风景是故事能够以优美、女性的方式呈现的基础；地方人乐观、开朗的性格与作为地理空间的地方之寥廓之间形成映照，地方的地理基础提供了他们生活的物质来源，也保证了他们在战乱中能始终以乐观姿态出现；风景本身并不寓指文学精神，而是当文学关注到风景并叙述风景后所形成的文本审美风貌，构成了独一无二的文学风格。地方风景的优美，地方人的质朴与乐观，地方故事就必然充满了别样情调，在宏大叙事的潮流兴盛之时，提供了“个人的抒情”，也可以看作孙犁的“革命文学的抒情主义”。

《白洋淀纪事》中的作品，基本上都保持着这样一种“孙犁风格”。风景提供画面，穿梭其中的地方人以其质朴、耿直、善良、智慧、勇敢、坚毅和乐观构成了故事的发轫和发展，从而形成了革命年代的地方叙事，它们看上去过滤掉了战争的残酷、赤贫的哀嚎、宏大的构架等，但却在内里呼应着这些！

主要参考文献：

[1]孙犁.白洋淀纪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2]孙犁.孙犁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3]周申明，邢怀鹏.孙犁的艺术风格[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

[4]丁帆.中国乡土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