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唇典》的史诗性品格

刘庆《唇典》的史诗性品格

雷铁焱 通讯作者/导师：高鹏程

延边大学文学院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133002    延边大学文学院教授 文学博士 133002

摘要：当代作家刘庆的小说《唇典》把有关东北的历史和文化完全融汇在对俗世生活的表现中，始终聚焦人物为核心，书写历史中人物的命运和彼此间的纠缠关系，建立起一个复杂的人物谱系。作者以“唇典”命题意为作品所描写的是东北口口相传的民族史、民间史，正是凭借这种史诗风格，自小说问世以来，就显示出了巨大影响力，被称作一部活的东北历史。

关键词：《唇典》 史诗性 民族文化

一、民间立场叙述

小说《唇典》书写了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末东北白瓦镇黑土地上近百年的风云变幻，更是将三四十年代艰苦卓绝而又可歌可泣的抗日民族战争描绘得尽致淋漓，熔社会、历史、文化、自然、人性于一炉，为东北黑土民众曾经历过的那段动人心魄、荡气回肠的抗战岁月做出了民间立场的当代演绎。

小说的故事由一个自出生之际便被定为萨满，但终身抗拒萨满身份，终归也未能逃脱悲剧命运的男孩的经历展开叙述，循着这名男性“男孩——男人——老人”的人生经历为叙述线索，将一个个人生多舛、命运传奇的人物经历交织在一起，形成一部丰富而深邃的民族史、民间史。取民间视角叙民间传奇故事，小说无论是叙述内容、叙述角度还是叙述方式，都显示出彻底的民间立场，正应作品之名“唇典”——唇间流传的故事典故。《唇典》中的人物经历都是坎坷的，人物命运都是悲剧性的，性格不一的各色人物，无可遁逃地陷于时代的沼泽中。在书写这些人物的成长历程时，作者并不意在刻画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而是着力表现他们经历不同历史时期，身处不同社会境遇时的身份转换和心灵变迁。在叙述他们人生经历变迁、记录他们命运征途坎坷的同时，也见证了这些小人物的心路历程，从而揭示了东北民间百姓“抗争——成长”的历史规律。身处社会历史的时代浮沉，他们完成了对自我的救赎，也拥有了拯救他人的能量。

这样的民间叙述立场，尽管舍弃了宏观意识形态言说历史的角度，但未影响小说的历史深刻性。小说采用历史亲历者的内视角，带领读者置身于当时真实的社会历史现场，直接目睹历史、触碰历史，了解到一些被既定观念和已有历史文本所忽略、省略的历史真相，进一步还原历史本相，还原真实的20世纪东北人民群像和东北民族精神。[1]

二、民族品格映照

个人是国家的组成部分，民族是人生存的大背景，对民族历史的诠释与对人类个体的把握是分不开的。因此，在个人传奇书写的背后，《唇典》有着更为宏大的民族历史叙事意图，这也是民族精神、民族品格形成史。军阀混战、伪满统治、国内战争、土地改革、大跃进等，都是二十世纪东北重要的社会发展线索和景观，也是小说叙事的主要环节和核心内涵。小说通过叙说个体生命在这些历史事件中的真实际遇，展示了百年来东北社会发展的基本进程和历史面貌,从而构成了作品最主要的史诗性品格。[2]

从九一八到东北抗联，再到抗战胜利，直到解放战争，这些历史阶段和历史事件不仅将东北白瓦镇镶嵌在历史大背景上，也将处于历史长河中的个体生命与社会时代紧密相连。因此我们评价，《唇典》是一部民族史。百年来的风云变幻，既展现了作者对历史充满深情的想象，也表达了作者打捞历史的渴望。刘庆笔下刻画的是黑土地上“忙着生，忙着死”的东北人，也是充满民族热情、家国情怀，勇于抗争、直面死亡的东北人。面对家国危难，小说中的大多数人尽管从个人好恶出发，但最终又没有囿于个人恩怨，投身到时代洪流之中。[3]

主人公郎乌春是整部作品的叙事中心之一，也是小说中最典型的“成长型”人物。从武装反奉被俘到奉军将军副官，从伪满团长到救国军师长，乌春人生的传奇经历始于灯官节被迫选为灯官老爷而受辱，终于灯官节主动扮作灯官老爷打击先遣军而殒命。毋庸置疑，他的一生是充满传奇色彩的，戎马一生，从最初由无数个偶然和意外推动他命运的车轮驶进,到后来明确地主动选择与坚持战斗；从欲望的驱使到救亡图存召唤下民族大义的情怀使然，他的成长是显而易见的。他的抗争命途,代表了当时东北地区广大民众共同的成长历程,标示出东北民族品格形成的历史轨迹。

20世纪的东北社会变动频繁，整个社会历史进程涉及到多种政治力量的内部分化与演变,以及相互之间的合作与斗争,小说毫不回避地展现出了历史的复杂性，但对政治的因素却并不感兴趣，甚至有意消解了政治性的阐释,也回避了确定的历史性评判和态度。心灵变迁史——民族成长史，作者客观地以百年历史事件为背景，将白瓦镇民众置于社会历史沉浮中，以一次次历史事件冲击个体所带来的心灵变迁来映照民族品格的形成路径。[4]

三、隐喻文化探寻

《唇典》是一部民族文化史,记述了在东北民间具有广泛影响的萨满文化逐渐失落，以及现代文化兴起给人和社会带来巨大诱惑和变异的历史过程，并试图从文化的角度反思人生、社会、政治、历史和文化自身,探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历史与文化、文化与宗教、人性与神性等多重关系，阐释其中所包含的深刻哲理意蕴,进行了相当丰富的隐喻性书写。

萨满教作为原始的民间宗教，宣扬万物有灵论，将萨满视作人界与神界相沟通的媒介，人类可以通过萨满接受神的旨意。萨满文化对于其他宗教所追求的“修来世福”不感兴趣，它所关注的是“现世的生存和子孙的繁衍”。它不排斥佛教。但将“佛陀主张修行和逆来顺受”的“愚民”意图看透，宣扬的是“神即是自己的心灵”，“要想办法把懦弱的族人微不足道的生命力凝结起来，铸成一块扛得住风吹雨打的石头，让他们无畏，让世界和人生鼓起勇气。”[5]这正是《唇典》所述历史成立的精神根基，也是萨满作为民间文化真正的价值所在。这样的精神力量，也正是东北民族的精神文化内核，给予东北人民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也启发东北人民一种智性、达观、博爱的看待世界的方式。

萨满文化失落，现代文明出现，作品中文明时代的更迭实际上构建了一重更大的文化隐喻。火车、柴油发电机、电灯、马戏班等，都是现代文化的象征，它们的出现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惊异和诱惑，也最终激发了人的欲望，而个人和社会的很多苦难说到底也是欲望驱使的结果。

当电灯在洗马村点亮时,小说清醒地揭示出其双重性：一方面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光明，这是现代文化进步带来的好处；但另一方面“有了电灯光的照射,村里其他的地方更加黑暗了,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藏匿着”，这藏匿着的、令人恐惧的显然就是现代文化巨大的破坏性。果然，电灯很快就熄灭了，光明所象征的文明消失，郎乌春为了让电灯重新亮起来，爬上了索罗杆，可瞬间就变成了火球跌落下来，整个东北乃至中国人民也都坠入水深火热的苦难深渊，这其中隐喻的文明内涵正是作者意欲借此唤起大众在“传统”与“现代”的更迭与互动中进行深层的文化反思与自省。

[1] 林雪飞.神性与诗意映照下的民间历史叙事——读刘庆的长篇小说《唇典》[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1(02):12-17.

[2] 贺绍俊.寻找在现代性中丢失的敬畏和珍惜——评刘庆的《唇典》[J].当代作家评论,2018(03):90-93+98.

[3] 周景雷,郑慧文.在粗粝和苍茫的历史中邀约灵魂——关于刘庆的长篇小说《唇典》[J].当代作家评论,2018(03):99-104.

[4] 吴义勤,王金胜.历史的光影与现代的幽灵——《唇典》论[J].扬子江评论,2018(01):57-67.

[5]唇典[M]. 刘庆.作家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