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历史分析视角下中国国家建构的多元路径

比较历史分析视角下中国国家建构的多元路径

郇邦国

华东政法大学

摘要：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比较历史分析在美国社会科学界兴起，通过对历史案例，特别是案例时间与过程维度的深入分析和比较，比较历史分析从宏观结构的视角揭示制度变迁的动因、过程与结果，介入重大议题。《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中国国家的兴衰探源》、《现代中国的形成》三本著作接续了比较历史研究的传统，并发展出各自独特的视角与观点，聚焦不同的历史时期分析了中国历史中独特的权力结构。本文旨在通过对三本著作的分析、比较，进一步阐明中国国家建构的独特路径，展现国家建构的多元性。

关键词：比较历史分析 国家建构 政治学研究方法

一、引言

比较历史分析（historical-comparative studies）这一概念萌芽自摩尔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与农民》，明确于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比较历史分析这个横跨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分析范式在西方学界兴盛一时，名家辈出。

马霍尼与鲁施迈耶在著作中指出，比较历史分析总体而言具有三个核心特征：原因分析（causal analysis）、强调过程（emphasis on processes over time）， 以 及 进 行 系 统 和 情 景 的 比 较（use of systematic and contextualized comparison）。同时在马霍尼与西伦合著的另一部著作中，他们指出比较历史分析相对于其他研究方法的核心特征是：宏观结构的研究指向（macro-configurational orientation）、问题指向的案例分析（problem-driven case-based research）以及时间指向的研究思维（temporally oriented analysis）。具体来说，在社会科学研究的诸步骤上，比较历史分析都具有其独到之处，比较政治研究始终关注宏大的问题，并尝试以宏观的结构分析来解读历史中的关键问题。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比较历史研究并不直接寻求普遍的理论性阐释，而致力于证明案例间显示出的共通的规律，更聚焦于历史的中观层面。而在考察案例时，比较历史分析更加强调政治的过程及其时间维度，无论是原因、结果还是过程，加入了时间变量，才更能显现出历史变迁的不同形态，因此过程追踪（process tracing）和时间分析（temporal analysis）是比较历史研究的核心思维方式。也正是因为对时间变量的重视，相比较传统政治学的因果推断上的独断论倾向，比较历史分析反对线性的因果观，而是致力于在机制研究中揭示原因结果中复杂机制的黑箱，探寻原因的不同因素主导下截然不同的结果。

正因如此，虽然在八十年代社会科学的重心逐渐转向文化分析，但比较历史分析仍常被应用于深度的案例分析，以及对宏大问题、重大事件、重要过程的解读。大量案例间的比较，案例内与案例间规律的归纳，以及规律的积累，一方面能进一步加深人类对自己行为与活动的理解，另一方面也会为人类将来的行为与活动起到指示作用。

中国的国家建构正是这样复杂、综合的宏大问题，无论是探寻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中国性”，还是追问作为国家建构的案例，突破传统政治学国家建构的既有理论所反映出的国家建构路径的多元性。中国是如何产生的，呈现了怎样的总体模式，同时又是如何延续下来并塑造了现代中国，这些问题始终是中国研究中最引人瞩目的核心议题。沟口雄三曾说：“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的现实和发展，体现在不同时代长期现象的缓慢变化上。正因如此，中国的现代性应该从当代、现代和前现代的关系中来理解。”这进一步强调了中国国家建构过程分析与时间维度的重要性。

《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中国国家的兴衰探源》、《现代中国的形成》三本著作接续了比较历史研究的传统，并发展出各自独特的视角与观点，聚焦不同的历史时期分析了中国历史中独特的权力结构。赵鼎新汲取了迈克尔·曼历史社会学的养分，迈克尔·曼认为国家权力是经济、意识形态、军事和政治领域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不同变量的组合突破了查尔斯·蒂利对国家发动军事战争的能力和财政能力的解释。这也与过去的“经济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等单因素解释形成鲜明对比。在这一理论基础上，赵鼎新采取了一种新的方法论取向，即“宏观结构观照下的机制研究” （macrostructure informed，mechanism based study），摆脱了传统比较历史研究分析偏向中观、忽略背景的机制分析，充分地研习、观照中国社会独特的结构提出了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合二为一、军事权力为政治权力所驾驭、经济权力在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的“儒法国家”（Confucian-Legalist State）模型。而在《中国国家的兴衰探源》中，王裕华则深入到“正式制度和明确目标的表面之下，进入到人们实际生活的关系层面”，研究亲缘网络与国家能力之间的动态关系，超越地方纽带、在地理上分布广泛的亲缘网络激励了精英推动国家建设，而一旦在地方上盘根错节的精英们进入到中央政府后，他们不再支持一个强大的中央国家。他们更倾向于使用私人组织来保护他们的家族利益。随着君主在外时间的加长，专制性的君主与拥有狭隘利益的精英形成了一种自我强化的均衡状态：君主越来越安全，精英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影响国家政策来保护他们的地方利益并且乐于享受其独立性。然而这种均衡状态最终导致了中国的衰落。《现代国家的形成》则对西欧经验中“帝国-民族国家”二元对立和线性演进的图景进行了重新研究，而根据清帝国至近代的历史演变提出了地缘、财政、认同的“三重均衡态”理论，指出中国迈向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主要是因为它从自身的前近代历史和近代历史上所获得的三项遗产，即清代以前已经形成的华夏族群国家、清代前期的边疆建设，以及 19 世纪后半期国家财权、军权和行政权的非集中化。经过三个世纪的国家转型所产生的现代中国国家，之所以在规模、结构上“大而强”，正是这三项遗产交相作用的结果。

接下来本文将具体分析三本著作提出的理论、观点与方法论创新，并旨在通过对三本著作的分析、比较，进一步阐明中国国家建构的独特路径，展现国家建构的多元性。

二、“宏观结构观照下的机制研究”：

《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

《儒法国家》以“宏观结构指引下的机制研究”为其方法论取向，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四维之间的竞争与组合关系来解释如下问题：：其一是解释中国为和且如何由秦统一并发展出官僚制帝国：其二是探讨早在西汉时期就呗制度化的政治、文化结构为何有如此的韧性，以至于长盛不衰至19世纪，尽管其中经历了人口结构、社会经济结构、种族构成、市场关系、宗教、技术以及其它诸多方面的改变，与此同时还面对着族群入侵、农民叛乱等内外部的危机。

在本书的开篇，赵鼎新首先表达了对于迈克尔曼历史变迁理论的认同，并给出了一个基本的假设：人类注定要面临彼此竞争的境遇，因为政治、领土、经济和意识形态资源几乎全都是有限的。同时结合了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将历史的时间性作为一个关键要素融合在全书的叙述中，但以往主流的国家建构理论如蒂利、唐宁（Brian M. Downing）等都强调战争驱动“竞争”和“自然选择”，并促进了一系列中央集权和理性化的制度建设，都是以西欧为主要背景。赵鼎新固然接受了战争驱动竞争和理性化的总体机制，但在赵在发展自己的理论中将竞争与制度化之间的辩证性互动视为社会变迁的动力，而不是“缝隙中发展”，并且赵还着力于分析在中国特定时空和历史情境中，这一机制展开的不同路径，或在“不同社会结构条件下不同的制度化方式”，从而得出基本的结论：东周时期，由于国家之间频繁的战争竞争，促使国家在资源动员与战争组织方面理性主义的增长，国家力量得到极大提升，军事竞争、国家力量以及法家意识形态的合流促使秦统一帝国的形成。然而，由于过分依赖军事力量与法家意识形态的不稳定组合关系，导致了秦帝国的崩溃，并促使西汉政权不断调整治理模式，最终形成一种稳定的，被称为“儒法国家”的权力组合结构：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相统一，军事权力弱化以及经济权力边缘化的形态。这一形态在西汉之后的历史中不断得以复制、强化，成为中国历史中的“超稳定结构”，以至于诸如北方草原政权的入侵，道教、佛教以及其他民间宗教的兴起，北宋市场经济的兴起以及明末清初儒学内部的思想反动等都难以挑战“儒法国家”的主导地位，直到西方冲击到来。

这种研究方法便被赵鼎新归纳为“宏观结构观照下的机制研究 ”。社会机制指的是联结起始条件与最终结果之间的一系列因果关联的事件与过程，是一套具体的可追溯的因果关系。关于社会机制的研究通常回描述一系列针对具体问题的关键机制，并说明社会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来揭示这一系列机制是如何发挥具体的作用的。换言之，与传统的比较历史研究相似，机制研究通常在中观层面展开，在大多数的机制研究中，“背景”与“结构”往往遭到忽略。而赵强调的“宏观结构”则兼顾了特定机制、因素在整体中的角色与随着时间流逝发生的变化，以及某一时期、某一社会中的政治、意识心态、经济与军事力量下的整体格局。不仅要考察单个机制，更要推究一组机制如何起作用，相互间的关系又如何，在特定的结构中如何表现，融合为何种总体模式。

同时，赵鼎新在全书中多次引入例证性比较来比对不同历史历史进程中的球队发展前景，以图避免机制研究可能出现的问题：（1）社会生活中社会机制的角色高度依赖于行动者是否意识到这一机制的存在；（2）由于大量社会机制的存在，即使复杂性一般的历史过程也总是能够被不同的机制所解释；（3）实际的历史过程往往不是被一个机制所形塑，而是许多；（4）社会机制之间的关联灵活多变；（5）历史过程中社会机制的重要性程度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由社会宏观结构条件塑造的。使得赵鼎新的研究立场更接近历史社会学，将情境、因果、理论展示都汇集在一本书中，而不像比较历史社会学注重失控不对称的比较，在不同机制的不同历史时期进行变化与组合以及何种机制在这种组合关系中扮演何种角色，对于塑造特定的历史模式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以获取更有解释力的原因。

最具颠覆性的在于，也是《儒法国家》对传统机制解释在方法论上最具有启发性和实验性的一点：就是建立理想类型集，并通过演绎的方式来寻找出在理想条件下所能成立的社会机制。正如赵鼎新教授本人所说：“我理论的一个核心就是通过演绎来分析每一个理想状态社会权力的性质以及在围绕这些权力的竞争中产生的社会机制。”赵将四种权力资源看作是一个理想类型集，或者说是一个四维空间，其中每一个维度都具有不同的因果效力。赵的社会变迁理论认为，社会行动可被视作是一群酩酊大醉者在一架巨大的四弦乐器上（每一根弦代表的是四种社会权力资源中的一种）胡乱蹦跳。这些社会行动者所制造出的各种熙攘喧嚣之声常常会被解释为有意义的，甚或是美妙悦耳的音乐。历史其实是没有目的的，因为四种权力资源会形成无数种组合方式，带来无限的可能性，但是历史却是有规律可循的，因为尽管这些迷醉的社会行动者都会以为自己有着很大的自由空间，但他们的行为方式及其行为所造成的影响却被四个维度上的因果逻辑所塑造。

最后，在本书的末尾，赵鼎新还挑战了关于国家精英的比较研究观点，赵鼎新主张：在其他文明中，精英们虽然也为争夺主导权而展开竞争，但他们的竞争很少会破坏社会中制度化的精英关系。不过，在欧洲，精英的构成极其复杂和多元——包括处于统治地位的政治行动者、贵族、教会以及（在中世纪盛期以后才步入这个显赫圈子的）资产阶级——他们之间的关系自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并没有得到稳固的制度化。工业资本主义（还有民族国家）不期而然地闯入我们的历史，并非是什么“历史的进步”，而是欧洲精英之间的竞争与冲突一直未能被有效制度化的非预期后果，而正是这种未被制度化的竞争，一次又一次地改变着各个精英集团之间的权力格局，并为那些能够催生出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新因素的出现创造了空间。但为何中国的精英阶层会形成这样不同的与社会的共生关系，这便是王裕华《中国国家的兴衰探源》所探究的主题。

三、精英网络与国家能力：中国国家的兴衰探源

国家精英是当代国家建构研究的重要领域，在《中国国家的兴衰探源》中王裕华承继了比较历史分析的基本立场，长时段的历史为基础，通过的比较的视角，提出了一个解释国家兴衰的视角：综合财政、军事、君主在外时长等因素，挑战了传统的欧洲中心视角，提出古代精英的利益转变及社会网络最终影响了中国的国家能力，并且这一观点很可能更具有普适性。

对于比较历史分析方法来说，时间思维或者说“历史思维”是其核心特征。根据马霍尼与西伦的总结，这种“时间思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时间位置和时间结构。[1]时间位置（Temporal location）主要是指位于不同时间位置的变量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这一定义包括两层含义：其一，变量发生在人类历史上的特定时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例如建构国家和官僚体系的战争是发生在封建时期还是资本主义时期？这种情况也就是皮尔逊所说的发生时机（Timing）。其二，变量发生在时间中的不同位置，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这就涉及比较历史分析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和发生次序（Sequencing）两个问题。发生在路径上越早的事件，对整体的影响也就越大。制度和路径的继承人只能围绕既定的选择来制定方案。因此在制度变迁的过识别转折点（Turning point）与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就尤为重要。正是在这些节点上，行动者们选择了改变制度和发展方向的方案。时间结构（Temporal structure）主要针对原因和结果、重要事件和过程，也要考虑其时间维度。换言之，原因和结果本身也存在一种时间结构。这就涉及比较历史分析中的持续时间（Duration）概念。首先，从原因的角度，时间结构可能表现为这一过程进展是迅速还是缓慢？持续了多长时间？事件发生的步幅（pace）如何？事件或过程发生的持续时间将会塑造它的形式，如果时间足够长，就会使许多不显著的因素逐渐发挥作用。其次，从结果的角度，时间结构则可能表现为重要事件和过程发生之后，作用了多长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重要变量才会逐渐产生作用，可能扩大，可能转化，也可能形成连锁反应。例如同样的政策可能因为人口和技术的扩大而产生不同效果，称之为漂变（Drift）；或者执行者不断通过新的解释来逐渐代替旧的制度，称之为转化（Conversion）。b如果重要事件发生时间尚短，那么实际上并不能非常准确地判断其影响。

王裕华的研究正是建立在长时段的历史分析之上的，正如王裕华所说：“历史视野能帮助我们发现短期框架中不能发现的持续性和变化。国家，像大多数制度那样，需要时间来发展。中国，在几百年中兴起，又在几百年中衰落。因此，研究短期变化会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境。”为了解决在比较历史研究中时间视野的使用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王裕华使用量化分析德方法综合考察了公元0年至公元1900年之间中国财政的发展，以及君主在位时间。通过与欧洲以及伊斯兰世界的比较研究，王裕华发现伴随着中国财政能力的减弱、国家能力的衰退，中国君主的在位时间却逐渐变长。与此同时，在长时段上对中国战争的分析极大地挑战了蒂利（Charles Tilly）“冲突促使国家向公民征税、建立官僚制、组建常备军”的观点。在12-13世纪时间，中国对外战争的数量达到顶峰，但是国家的财政政策却在此时开始衰落。与之相似，从14世纪中期到19世纪晚期，农民起义频发，而税收却持续下降。

为了解释这一情况，与传统的比较历史研究分析不同，王裕华虽然采用了比较历史分析的框架，但并不拘泥于结构分析的层面，而是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即精英需要保护的假设，这些保护包括防御外部入侵和内部暴力、对天灾的赈灾以及保护风险的社会政策等一系列服务。因此精英对国家建构的支持取决于他们社会网络的地域跨度。如果他们需要保护地理规模跨度大的社会网络，他们就更愿意支持建立一个能力强的中央政府。在11世纪之前，一个跨区域的精英网络统治着中国。因为他们的家族网络分布全国各地，他们有很强的动机去建立强大的中央国家来保护他们的家族利益。这些精英组成了共容性利益集团。而一旦在地方上盘根错节的精英们进入到中央政府后，他们不再支持一个强大的中央国家。他们更倾向于使用私人组织来保护他们的家族利益。他们开始加强家族组织，通过修撰族谱将具有共同祖先的宗族成员联系起来。随着精英的社会网络日渐地方化，精英们也变得碎片化起来；他们很难再组织跨区域的集体行动。一个破碎化的精英导致了皇权统治变得专制化，因为统治者更容易对他们分而治之，从而各个击破。因此，专制性的君主与拥有狭隘利益的精英形成了一种自我强化的均衡状态：君主越来越安全，精英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影响国家政策来保护他们的地方利益并且乐于享受其独立性。然而这种均衡状态最终导致了中国的衰落。

四、地缘、财政、政治认同：现代中国的形成

中国国家起源的历史悠久，但如果以主权国家的历史而论，中国的历史又极为短暂。古老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张力正是《现代中国的形成》所讨论主题的宏观背景，在本书中，李怀印提出今日中国作为一个集权的现代主权国家，是17

世纪 40 年代至 20 世纪 40 年代这段更为晚近的国家转型过程之累积的结果。国家转型包括重建下列三组关系：汉族和非汉族人口的关系，这比其他因素更能决定中国的疆域构成和治理方式；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它决定了中国国家的战略目标和政策优先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它决定了中国国家的权力架构及其应对国内外挑战的能力。

现有的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解释，多以西方国家的国家建造的历史经验为依据，强调人民对于国家的高度认同，强调民族国家作为主权国家清晰的边界以及在国际法框架下与其他国家地位平等，同时，由于受到大革命和光荣革命的影响，现代民族国家往往被构想为基于人民主权理念上的国家，或者变相体现主权在民的代议制民主国家。然而关于民族国家的此类想象与假设，严重偏离了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与现在。从帝国走向民族国家的演进范式，倘若在一个长的时间阶段中，我们可以发现不但不使用于欧洲历史，更不可能用来解读中国的国家形成路径。不同于欧洲国家之在国际法架构下相互承认主权，亚洲和非洲的传统国家在

达到西方列强加给它们的“文明”标准之前，一直被当做落后、原始的群体，不配享有主权，而被排斥在这一源自欧洲的国家体系之外。它们之被卷入欧洲中心的国家体系，只能意味着遭受西方列强的征服和殖民化，一如绝大多数亚非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所实际经历的那样。当中国在19世纪被迫卷入世界外交体系时，中国由于其一直宣扬的“天下之中”的国际地位，更难以融入世界秩序。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然基本保证了核心领土的完整。并且中国的国家转型也始终没有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因此，现代中国的形成之路绝非“帝国-民族国家”简单二分法的二元对立与线性演进可以概括的。

比较历史分析推崇多原因解释，其一，事件的结果是多种原因，而非一个原因导致的；其二，多种原因会产生多种不同的组合，这些组合共同导致了事件的结果；其三，多种不同的组合可能导致事件的结果呈现同形态；其四，要尽量考虑原因的时间维度。李怀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架构，包含三个关键因素：一是地缘政治环境。在此环境中，国家针对来自国内、国外的挑战和机会，制定相应的战略优先目标，而这些目标又进一步决定了国家对各种资源的需求程度。二是财政-军事构造。它取决于经济规模的大小，经济资源在多大程度上可供国家抽取，以及国家通过税收、借贷、征用、动员或其他手段将资源转化成真正的财政收入和军事实力的能力。三是政治认同。它决定了国家对所掌握的资源进行再分配和加以使用的有效程度。中国迈向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主要是因为它从自身的前近代历史和近代历史上所获得的三项遗产，即清代以前已经形成的华夏族群国家、清代前期的边疆建设，以及 19 世纪后半期国家财权、军权和行政权的非集中化。经过三个世纪的国家转型所产生的现代中国国家，之所以在规模、结构上“大而强”，正是这三项遗产交相作用的结果。

五、比较与结论

在方法上重新把结构找回来，在理论上探索国家建构的多重路径和历史经验，使得《儒法国家》一书成为近几年来重新叙述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也恰逢其时地接洽了比较历史研究暌违已久的传统。但在重拾传统的同时，《儒法国家》也不得不承受着“结构还原论”的批评。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聚焦结构研究的学者常常受到这样的质疑，即结构中主体的能动性受到了严重的压抑，同时结构的稳定性也往往被高估了。赵鼎新也承认在他的理论中，政治行动者、军事行动者、经济行动者以及意识形态行动者都是理想型的行动者（ideal-type actor），而且，它们之间的竞争也同样是理想型意义上的竞争。以理想型为基础所演绎出来的种种因果机制自然无法完全符合现实世界中发生在国家、部落、军队、商团或教会这些行动者两两之间或多者之间的竞争活动。因此，在赵鼎新德叙述中，儒家知识分子与文官系统的面目都分外模糊，个体、群体间的复杂互动几乎未被提及。同样地在结构变迁层面，儒法国家的结构显得过于稳定了，以至于赵鼎新笔下的中国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与稳定，而这与现实可能并不相符。事实上，尽管结构在历史发展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并不意味着结构是一元的，甚至也并不意味着结构是分析中的关键环节。王裕华的研究正是另一种国家建构路径的示范性研究，中国历史的语境中，除却政治权力、军事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合一、由中央国家主导的权力结构，也可能存在地方的权力结构、儒家知识精英的结构，等等。这些结构层次和规模不同，极有可能是同构的，但也可能是异质的。个体（包括精英和普通民众）有机会在不同结构中获取资源，转译并延展到不同的情境，从而获得相当的行动空间。官僚精英作为一个行动者，其本身的利益取向在王的分析中成为分析框架的关键因素，并以一个精妙的角度重构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尽管王裕华的研究以比较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在长时段的时间追踪的关键概念的选取上还存在修正的空间。

此外，尽管赵鼎新详述了中国国家建构的复杂与独特，但他的分析事实上仍旧是蒂利和唐宁等所完善的军事-竞争模型，混合迈克尔·曼经典权力观念的发展。在中国国家建构这一主题上，相比起赵鼎新，李怀印进一步向前进行了观念上的突破，彻底地否定帝国-民族国家的二元分析法，而在剧烈变动的历史时期，尽可能地站在中国的立场看待现代中国的形成。清代以前原初型中国之作为一个单一族群国家，清代前期中国被打造为一个多族群的疆域国家，与 19 世纪后期中国之过渡到一个主权国家，以及 20 世纪中之走向再集权，所有这些过程之间，所显示的不仅是历时的、逐层的变化，还有疆域、族群、国家形态上的连续性，这个过程完全不同于经典论述中的国家形成。

最后，中国国家建构的多元路径研究虽然在欧洲中心的路径之外开辟了一种新的可能，理论上来说由于所面临的国内、国际局势的同质性，可能比起传统的研究范式与理论架构更加地适应其它第三世界国家。然而，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探索还远远不足。比较历史分析的对象局限于中国与欧洲之中，而欠缺了更为广阔的视野。期待在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中国国家的兴衰探源》、《现代中国的形成》之后，有更多的作品能借鉴比较历史研究的资源来处理更多的现实导向的宏观问题，并提供新鲜的历史叙述，这于转型中的中国与世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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