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地域圈的内生力量——《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读书报告

亚洲地域圈的内生力量——《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读书报告

王智雅

西南大学，400715

一、概览

《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是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前任所长、现任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滨下武志先生的巨著，也是其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代表作之一。

该书名称稍显复杂，但书的核心内容都囊括在这一小小的标题之中。主标题中的“国际契机”即指国际环境，“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即指中国踏入近代伊始处于怎样的国际环境。而副标题中的“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由来已久，自秦朝建立起，就形成了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这种制度的形成使古代中国变得愈发强大，在周边国家的影响力越来越强，渐渐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这种较为稳固的运行规律，并以此成就了“亚洲经济圈”。步入近代，广大的亚洲地区早已形成了以整个亚洲为规模的按自身规律运行且以中国为中心的“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踏入近代伊始的国际环境，即是上千年来形成的朝贡贸易体系和有自身运行规律的以中国为中心的近代亚洲经济圈，而“大航海”后欧洲欲接触亚洲就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国际环境，亚欧大陆上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纠葛就此展开，基于此滨下武志先生建构了一个全新的地域框架，提出了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

二、主要内容

该书是针对在近代中国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国际契机，从广阔对应的地域关系角度进行揭示的一种尝试，可分为五个部分进行论述：

第一部分，包括序章、第一章和第二章，滨下武志先生推导出亚洲区域内的历史纽带，并尝试从其制度方面、市场方面的展开进行描述。

第二部分，包括第三章和第四章，以中国的对外贸易为焦点，以贸易金融、投资行为的变化为主线探求关于欧美的商人银行是如何加入中国的贸易体系的。

第三部分，第五章，滨下武志先生从人、财、物的流动方面来阐明香港在历史上具有网络结合点的作用。历史上，亚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平面，而是由多个具有中心——周边结构的关系的地域圈复合体构成的。

第四部分，第六章，探讨近代中国对亚洲的关系、对欧洲的交互关系，提出用立体的多层次的视野充分考虑数百年来历史背景所给予的这些关系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第五部分，即结尾部分，滨下武志先生通过重点考察“合股”“合资”这种在中国民间经济活动史上具有悠久历史的、同出资兴办事业的方式，结合目前中国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后民间农业、农村工商业等领域的进步，探讨历史的连续性和内在的联系。

全书内容丰富详实，各小节衔接紧密，其中的研究视角、理论方法和资料使用等诸多方面都是本书不可忽视的亮点。

三、主要观点

20世纪“西方中心论”在全球占有强大话语权，即便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也不过是西方中心论的一个不同版本，这一研究思路在学界根深蒂固，而那时起滨下武志先生就对此提出了质疑。滨下武志先生曾表明：把“欧洲的近代”当成亚洲的方向，并不真正符合亚洲自身近代的特征，所以“有必要在研究上做出方向性的改变”。全书以创设性提出的“国际契机”为线索，指出一条从亚洲自身所处的环境来解释的路径，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近代化的原因是什么，滨下先生认为这是由“内部原因”造成的。什么是内部原因？滨下先生的解释是：近代化的动因来自自身的危机，中国的内生机制——以朝贡贸易为核心的体系发生了危机，最终促成中国近代化的转型。与“冲击——反应”模式不同，滨下武志把自己的理论总结为“亚洲经济圈”理论，这一理论是以“朝贡贸易体系”和“区域经济圈”为基石和支柱展开的，建立了其个人独到的“从亚洲出发”的研究模式。

我们过去对于中国史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以时代和国家为划分的依据，局限于政治过程的变化分析，且往往是从现代的关心出发去追溯过去，此类研究方法极大地阻碍了研究的创新性。滨下武志先生指出以往的时空框架代替了实际上发挥实质机能的地域和地域关系，而如今的研究中国家自身能够表现、应对的问题范围越来越窄，相反地域和地域圈不论是作为政治经济的框架还是宗教文明的机能，都越来越鲜明了。对于作为地方的、同时也是与地域间连锁活动有关系的领域的课题，今后必将值得进一步探讨。

四、突出特点

《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面世，其中的观点论述即便放在今天来说也能激起一片涟漪，正是其中的一些鲜明特点造就了这本经典著作。

该书最显著的特点即是视野开阔，观点犀利，搭建的新型框架发人深思。当“西方中心论”还在学界占据领导地位时，滨下先生就明确表示不同意把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中西关系归结为“西方冲击”论，冲击中国的鸦片战争作为地方事件不能代表全国，中国并非在列强的强逼下步步挪动，近代亚洲也不是随欧洲发展进退的附属品，我们应更多着眼于近代中国乃至整个亚洲萌生的新要素以及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网络，这一“网络”即滨下先生提出“国际契机”。且滨下先生强调地域经济圈的作用，将历来以“国家”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组成的“国际”作为分割线研究的框架打破，将其中的重要媒介“地域经济圈”纳入研究视野。对于近代亚洲研究来说，这一研究方法即是“从亚洲出发”研究模式，而从近代亚洲市场形成的角度来进行探讨则更容易寻求到各国所处的位置和所发挥的作用。

五、感悟与启发

该书中包含众多经济、金融方面的知识和大量数据图表，阅读起来十分艰难，但读完这本书后，其中一系列新颖的、富于启发性的观点不仅解答了我长久以来的疑惑，还对我看待中国近代史的方法和观点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

以往学界对中国近代化的解释，要么过于强调西方的主动冲击与中国的被动反应，要么将近代化与传统对立起来，造成时间上的断裂，在我看来就是各说其理，但难以服众。滨下武志先生这本书则是在中国与世界之间，努力找到一个平衡点，即亚洲地域圈，从亚洲地域市场的演变探讨亚洲近代化的过程。即便滨下先生的理论未能说服所有同仁，甚至有些学者指责其是“亚洲中心论”，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无疑撕开了亚洲近代化研究的一个新口子，将一个全新的框架支立在以往难以突破的研究环境中。不管是支持还是质疑“亚洲经济圈”的，都在不知不觉中纳入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