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利玛窦来华宣教策略看基督教中国化路径的探索

从利玛窦来华宣教策略看基督教中国化路径的探索

王岩

扬州市基督教萃园路礼拜堂  225000

内容提要; 基督教中国化的研究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它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发挥作用，也为基督教神学的建设做出了贡献。当然，在基督教中国化的道路上也会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和挑战。例如：什么是中国化？怎样做才算中国化？又或是经历过中国化的基督教是否还算是真正的基督教？基督教又该如何与中国文化社会相适应？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探讨和思索的。在基督教中国化的道路上，中国教会只有正确理解基督教中国化的含义，根据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史实和经验，才能明确未来的发展目标，制定相应的措施，不断推动基督教中国化的实现。从利玛窦来华传教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在中国的演变和发展轨迹。通过利玛窦“本土化”的传教政策，以及基督教进入中国的历史经验，我们会发现，中国基督教的发展或停滞，与“中国化”这个根本问题密切相关。基督教中国化的提出，关系到中国基督教能否适应中国文化，并得到中国人的接纳与认可，这也是中国基督教发展的关键。本文旨在从利玛窦来华传教的历史事件中去发现探索基督教中国化的路径。

关键词：利玛窦 宣教策略 基督教中国化 中国化路径

一、利玛窦的传教策略

明末清初，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这时一度领先世界的中国已经明显开始落后于转向工业文明的西方国家。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以利玛窦为首的传教士来到了中国。1552年10月6日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马切拉塔的一个贵族家庭里。从小被一位神父教养，1568年开始在罗马大学学习法律，1571–1577年加入耶稣会学院并在罗马公学学习修辞学、哲学、数学和葡萄牙语。1582年来到中国澳门并开始学习中文。利玛窦在华的28年里辗转澳门、肇庆、韶州（韶关）、南昌、南京、北京等地，利玛窦来华28年里积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多多结交上层的官员和有学之士，并且把基督教信仰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基督教在中国得以稳定发展和传播。

（一）入乡随俗

当利玛窦来到中国传教时，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化和深厚思想传统的东方大国。毕竟，他们与非洲和美国截然不同。要想在中国成功传教，必须了解中国的情况，以减少中国人民对传教士和基督教的排斥。利玛窦神父是一位勇敢的实验者和改革者。他首先采取了适应中国习俗的做法。对于两个不同文明的国家来说，第一个障碍是语言障碍。语言在交流和理解文化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利玛窦一到中国，就努力学习汉语，在传教过程中迈出了沟通的第一步。1582年，利玛窦在澳门圣万迪诺新信徒学校学习汉语。1583年来到肇庆后，利玛窦保持沉默，不谈论宗教，但更加努力地学习汉语，除了认真地学习语言外，还适应了中国当地的风俗习惯，公开穿儒家学者的衣服，按照当时中国文人的着装打扮自己。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凡事讲究礼仪。为了赢得更多人的认可和信任，他们还注重中国礼仪，并将其潜移默化地融入到自己的行为中。利玛窦“能够谦虚谨慎地学习汉语，尊重儒家服饰，努力接受和适应中国文化，结交中国朋友，首先让自己成为中国人。这样，利玛窦在中国的言行也就成为了后来耶稣会传教士效仿的榜样。”

（二）发展科学

16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闭关自守、鄙视番夷专制国家，西方外来的意识形态要进入中国实属不易。利玛窦意识到了这一点，认为“不可能直接改变这个国家的信仰，中国人是如此的深信他们比蛮夷优越，首先应当使他们改变轻视欧洲人的态度。”因此，为了改变中国人的态度，利玛窦首先用西方先进科学成就来引起中国士大夫的关注和崇敬，以便于进一步的传教。利玛窦在华传教 28 年，他带着西学而来，开展了晚明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 史称“西学东渐”。由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一共有一百五十余种的西方书籍翻译成中文。利玛窦撰写的《天主实录》以及和徐光启等人翻译的《几何原本》等书不仅带给中国许多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而且译出许多中文词汇，“例如点、线、面、平面、曲线、曲面、直角、钝角、锐角、垂线、平行线、对角线、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圆、圆心、外切、几何、星期等等以及汉字“欧”等就是由他们创造并沿用至今。不仅如此上流社会对他们介绍进中国的欧洲奇物比如三菱镜、地球仪、世界地图、钟表等颇感兴趣，逐渐从形式上到文化认同上接纳了这些传教士。从器物的传进到译著的传播，利玛窦以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为手段，达到了传教目的。这逐渐形成了一种互为表里的传教策略。

（三）文化融合

仅从外部适应中国习俗是远远不够的。对于利玛窦来说，下一个任务是如何使天主教教义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儒家文化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中。利玛窦的第二步是“通过引用经文来比较和调和天主教的教义和儒家的理论，试图解释说明它们的起源是相同的。”

利玛窦研究了儒家哲学和中国传统伦理，“首先，基督教被认为是一种类似于儒家的伦理和政治学说，这与人类的理性是一致的。”利玛窦从基督教的角度阐释了儒家思想，并将基督教的上帝与儒家思想的天和天命进行了比较，从而使基督教本土化，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接受。

利玛窦这种相对宽容、睿智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中国人的心理特点，这不仅是一次大胆而成功的尝试，也是今后长期在中国顺利传教的前提。

二、基督教在中国的处境

老一辈基督教领袖带领中国基督徒完成了基督教中国化的第一步。虽然基督教中国化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这项任务远未完成，它仍然面临着与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紧张关系。从整体社会理解来看，它仍然是“基督教在中国”，尚未达到“中国化”的境界。基督教仍然被许多中国人视为“洋教”和“西方宗教”。实际上，教会中也有一些人将中国文化视为“异教文化”，将社会主义文化视为“异己文化”。基督教在社会中仍然存在一些矛盾和冲突。西方敌对势力仍有利用基督教西化中国的图谋。一些外国宗教组织仍在试图回归中国，恢复旧的从属地位和宗教特权，重新控制中国的宗教。在新形势下，基督教中国化的任务仍然紧迫，面临许多问题和困难。

（一）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与演变

历史上，基督教曾先后四次传入中国，分别在唐代、元代、明末清初以及鸦片战争后的近代。公元635年聂斯脱利派传教士阿罗本来到长安面见唐太宗李世民。太宗皇帝对其教义颇为赞赏，“详其教旨，玄妙无为”，“济物利人,宜行天下”，该教于是在中国传播开来，被称为“大秦景教”。景教在唐代初期颇得皇帝奖掖,李世民曾批准教徒在长安兴建庙寺，名日“波斯寺”。高宗时，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王”,并下诏诸州兴建景寺，使景教得以广泛流传。德宗时教会已遍布全国，德宗建中年间，更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述景教在中国的流行情况。安史之乱爆发后,景教徒伊斯曾经在帮助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中功劳卓著后被赐紫衣袈裟。从635年开始,景教在中国兴盛了一个多世纪。845年，发生会昌法难唐武宗灭佛波及其他宗教，最教在会昌之后浙渐式微。

会昌法难过去四个多世纪以后，到了元朝时期，基督教第二次来到中国。元人称其为“十字教”蒙语为“也里可温”意为“禀受福泽之人”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召见了来中欧游历的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128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方济各会修士孟高维诺来中国传教。孟高维诺来中国传教。成宗铁木尔给予了孟高维诺很高的礼遇和优待,不仅准许其传教，还给其发放俸禄、供给。这些有利条件使得也里可温教在中国发展迅速。孟高维诺在中国传教的三十年里共计收归教徒六千多人，整个也里可温教在元代信徒最多时达三万人。但是,信奉也里可温教的大多是蒙古贵族和一些等级较高的色目人,汉族信众非常罕见,因此，随着元代的灭亡，蒙古族政权的结束,也里可温教也不复存在了。基督教第二次进人中国存在的时间更短,前后不过百年。

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是在明末清初，1582年利玛窦作为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一方面熟悉中国文化、制度典章和风土人情，另一方面他又努力将天主教教义与儒家义理相结合，使基督教迅速“处境华”并在中国打下良好的基础。其次利玛窦同传教士将西方的天文、地理、几何、算数等知识向诸多儒家知识分子倾囊相授，赢得了他们的信服，也影响了其中一部份人受洗入教。在利玛窦这种双管齐下的传教模式下，1603到1608的五年时间里天主教徒也从500人增加至两千人，其中也不乏儒家知识分子。当时著名大臣徐光启、李之藻、杨延筠也都归信了天主教，也为后来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1610年利玛窦离世之后，其继承者龙华民不再努力将天主教教义与儒家思想相融合，反而特别强调其差异和区别，使两家矛盾逐渐尖锐，终于在1616年造成了“南京教案”，天主教也因此在中国受到重创。所幸的是利玛窦生前所积累的资源人脉尚在，徐光启、李之藻、杨延筠等人竭力辩诬维护，这才使得天主教没有遭受毁灭性的打击。虽然后来的汤若望也引领了一波天主教的复兴，但随着后来的礼仪之争，使自利玛窦开始天主教在中国的良好局面成为泡影。

以上三次基督教传入中国，都是以和平的方式进入的。而基督教的第四次传入却与前三次大不相同，是以西方列强侵略战争而传入的。虽然仍有一些传教士在中国诚实地传福音，在中国建立了许多新的学校，将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观引入中国；基督教还在中国开设了许多医院，发展了西医事业，支持和促进了社会慈善事业和福利事业，为近代中国从屈辱和落后中解放和提升提供了必要条件，也为基督教未来在中国的传播播下了种子。但其中还是有一部分传教士为了打开中国传教大门，不惜支持本国动用武力签订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一些传教士搭着不平等条约的“车”开始广泛传教，并偏袒那些“吃教”的教民，最终导致矛盾不断激化，导致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偏见越来越多，以至于许多人内心产生抵触，甚至仇恨基督教和传教士。这种偏见与仇视时至今日也仍没有完全清除。

（二）基督教中国化面临的挑战

1、中西文化的差异

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是中西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两大思想体系。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中国人受到儒家思想的教育，西方人受到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而这两者之间又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伦理方面：基督教的伦理根据是上帝，儒家的伦理根据是天。但基督教的上帝和儒家的天却在本质上有着不同，这也决定了基督教伦理和儒家伦理性质上的不同。除了伦理根据以外，在伦理原则上也有不同。基督教讲爱，这爱是一种博爱，无差别超越一切的爱，而儒家的仁更具世俗性。人性方面：基督教主张人性本恶，儒家主张人性本善。除此以外基督教与儒家思想在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上也都大不相同。

2、历史事件的影响

基督教最后一次进入中国是和中国的国耻相连在一起，其“洋教”的身份一直都是个历史包袱。从历史上看基督教第四次进入中国是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扩张开始的，部分传教士甚至参与了侵略中国的行动，这也深深的伤害了中国人民。这些历史问题常常引起文化矛盾和学术争论，导致国内信徒和非信徒之间的关系紧张。

3、研究型人才稀缺

中国教会人才的培养无法与中国教会发展的速度相适应。中国教会教牧管理人才明显不足，宗教教职人员水平也是参差不齐，多数教职人员更重视神学上的造诣，却忽略了传统文化的积累与学习。多数教职人员忙于教会事工，却很少静下来思考中国教会该如何人发展。

4、神学思想建设进程滞缓

多年以来我国虽然在神学思想建设上取得了不少成绩，但这远远满足不了中国教会的实际需要。其根本原因在于，基层教会与个人不思进取，推脱逃避不作为，认为神学思想建设只是上层口号，应该是神学家的事与我无关，但事实上，“神学思想建设”应是每一位基督徒的分内之事。

三、利玛窦来华宣教策略带来的启示

“利玛窦开始的传教方式，是知识传教。它是间接传教的一种，其特点是宣教人不是首先和直接将教义灌输给受传对象，而是通过展示、宣传高于或异于受传对象所掌握的知识，取得好感、信任和尊敬，然后进行传教。以知识为手段、为前驱，以传教为目的，许多人出于对其手段的关怀，不知不觉中走进其目的世界。这是利玛窦的高明之处。”[1]

但在他过世之后，中国教务管理者龙华民开始背离利玛窦的传教路线，放弃利氏力效华风的传教方式，从而挑起了传教士内部之争，即“礼仪之争”导致中国出现了 “百年禁教”的悲凉基督教史。

基于以上的历史回顾和分析，今天中国基督教的转型形势必须是基督教融入中国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具有民族色彩，必须具备有“中国”的成分。

（一）建立特色—与中国社会主义相适应

利玛窦意识到要想使基督教被中国人接受，并且能够深入到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就必须找到基督教教义和儒家文化的切入点。利玛窦也仔细的研究了中国哲学家们，并尝试运用他们的语言和图像来理解和教授基督教义。而且，在生活方面,他也采用了当时儒家学者的方式以便获得中国大众所认同和接纳。利玛窦完全从一个基督徒角度对中国文化的重新解释，同时也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诠释基督教。这种方法和策路无疑是成功的，在利玛窦去世前就有三千多教友领洗是最好的证明。 

中国基督教立足当下处境，扎根、吸收和丰富中国文化，要与中国的国情、社情、教情密切关联，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自己的神学。中国基督教的神学建构不单要立足《圣经》的教导、遵循基督教的基本信仰，也要适应中国的国情，扎根并融入中国文化。基督教中国化并不是要用基督教文化来抹杀中国文化，也不是用中国文化来同化基督教文化。关键是神学思想中国化。在当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实现基督教中国化：一方面要深入研究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点，用中国文化或中国人所熟悉的方式来诠释基督教教义和表达基督教信仰，以中国文化为资源，丰富基督教文化，即跨文化的神学诠释，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文化。另一方面，要挖掘基督教教义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通的思想，要明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展现的爱国观、法治观、民主观、平等观和自由观，融合吸收了中华文化中的贵和、仁爱、诚信、敬业等思想精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精神动力和道德指引。

（二）开放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适应

基督教中国化的当下社会融入必须正确地处理与其他宗教之间的关系，要摒弃自我中心的思想和排他主义心态，尊重其他宗教信仰，倡导尊重包容，开展对话交流，促进宗教之间的和谐。基督教中国化不是固步自封，而是在持守基本信仰的基础上，向其他文化传统开放并吸收其中有益成分。

基督徒本是生活在多元的世界，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必须用正确的态度去面对，虚无主义或狂妄主义都不切现实。无论是当下的“耶佛对话”、“耶儒对话”、“耶道对话”，或是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都能够藉着“他者”的观照对自身的传统 进行反思与内省，同时藉着“他者”的提醒进行创新性的时代诠释，以此丰富自己的 时代内涵。中国基督徒一方面要了解现实、立足多元主义的文化传统，在承认自己信仰对象 独特性的同时，懂得尊重其他宗教的信仰者，跟随耶稣进入人群、融入人群、服务人群，在人群中做光做盐;另一方面，基督徒在委身基督的同时，要放下自我中心主义思想和排他主义思想，效法耶稣基督的包容，“道成肉身”进入人群， 热情真诚地对待中华文化，努力做到“和而不同”，[2]吸收转化中华文化中的有益养分，为中华文化的复兴贡献基督徒的智慧。

（三）走进人群—与中国社会相适应

    基督教中国话的进路中，最切实可行的一点就是进入人、群融入社会并“向众人行善”。这是保罗对当时加拉太教会信徒在善行上的劝勉和托付。当下，基督徒应在工作岗位上和日常生活中作光作盐、荣神益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关注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和谐。基督教中国化的社会融入是爱神爱人的直观表现，也是爱神爱人的具体统一。《圣 经》中“帮补穷乏”、“扶持孤寡”的教导，《新约》中基督“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 是要服侍人”的教导，是基督徒当遵行的。“服务社会是实践耶稣爱人如己的教导，中国基督徒可以本着积极的态度尽力而为，积极开展扶贫、济困、养老、救灾、 助残、义诊等方面的活动，尽心服务社会，努力做公益慈善事业，努力走出一条有益 于社会和谐与进步，又有益于中国基督教健康发展的社会服务之路”。

[3]

当今中国基督教的社会慈善在某些方面已经发挥了正能量。如：1、医疗卫生。基督徒专业医生进行巡回义诊、医疗咨询、艾滋病防御、禁毒宣传等活动。2、养老幼托。开办养老院、孤儿院等机构，给老人、儿童提供生活保障，分担年轻人的社会压力。3、捐款捐物。 中国基督教努力开展慈善捐助，发生灾害时，及时给灾民和灾区带去物资援助;平时在助残、扶贫、助学等方面也开展各类捐助项目。这些都是中国基督徒信仰的具体实践，在客观上为社会和谐、民族安定等方面发挥作用。

四、结论

基督教中国化的神学建构始终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而有不同的神学诠释，基督教中国化是建构一种既属于基督、又具有中国文化元素的“神学思想”的尝试和努力。从“神学思想”的角度来说，基督教中国化已经在路上。基督教中国化具有新的时代内涵和历史使命，需要中国基督教立足处境，爱国爱教，增强国家意识，提升法律意识、公民意识。服务社会，做好慈善，作出时代的光盐见证；尊重其他宗教和信仰，融入当代文化，推进中国基督教的当下发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进基督教中国化是一项长期而又复杂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我们不应该急功近利；但我们也不能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就不能停滞不前，无所作为。我们要坚定信念，脚踏实地，不懈努力。中国教会也将不断探索和调整自己，使中国基督教为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积极贡献，见证了上帝的荣耀。

参考书目

1、段琦著：《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北京：商务图书馆，2004年。

2、郭清秀著：《耶儒伦理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3、利玛窦著：《利玛窦中国书札》，P. Antonio sergianni P.I.M.E 编，芸旗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

4、罗伟虹主编：《中国基督教》，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 年。

5、谢扶雅著：《基督教与中国思想》，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71年。

6、颜炳罡著：《心归何处—儒家与基督教在近代中国》，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年。

7、赵士林、段琦编：《基督教在中国—处境化的智慧》，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

8、庄祖鲲著：《契合与转化：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

     王岩    扬州市广陵区便益门大街117号    基督教神在堂     13776420868

[1] 颜炳罡著：《心归何处—儒家与基督教在近代中国》，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32 页。

[2] 庄祖鲲著：《契合与转化：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37 页。

[3] 罗伟虹著：《中国基督教》，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 年，第 10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