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推进池州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加快推进池州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吴佩

中共池州市委党校  247100

摘要:市域社会治理既不同于基层治理，也不同于平安建设市域社会治理不能包罗万象，应聚焦于社会治理层面。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设区的市应充分运用地方立法权、借助现代科技手段进行“智治”、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治理。本文以安徽省池州市为例，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问题，提出市域社会治理实现现代化的路径。

关键词：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地方治理；法治；智治

一、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定位

（一）概念界分

研究市域社会治理首先需要对市域社会治理进行较为准确的定位,这是研究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尤其需要厘清几个误区。

一是把“市域社会治理”等同于“基层社会治理”的误区。市域社会治理与基层治理的关系可以用两句话来表述:市域社会治理是基层治理的2.0版;基层治理是市域社会治理的基石，两者统一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前，一些地方对于为什么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理解不深，往往将市域社会治理等同于基层社会治理，在谋划试点工作时未能把握市级主题、发挥市级优势、突出市域特点，导致工作目标不明、着力点不准、推进力度不大；

二是把“市域社会治理”拓展为“市域治理”的误区。体现为对市域社会治理的内涵外延把握不够准确，十八大上提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将经济、文化、生态建设等内容都纳入进来，导致工作“无所不包”，出现了“小马拉大车”现象。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最根本的就是着眼“社会”领域，着力把大矛盾大风险控制在市域、化解在市域，确保不外溢不扩散。

三是弄清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和平安建设的关系，平安建设核心是“平安”，城市平安建设是市域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虽然其在社会治理中居于重要地位，但绝不能代替市域社会治理,仅属于市域安全治理的范畴。

（二）理论溯源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重要论述在理论上科学回答了有关新时代社会治理一系列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在实践中指导党的十八大以来10年间我国开创了“中国之治”新局面，续写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重要论述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具有鲜明的原创性色彩。

一是从发展马克思主义角度看。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一直是在广义范畴上使用“社会”这一概念，狭义的“对社会的治理”议题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并不具有独立理论地位。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从理论上明确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是一大一小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明确了社会治理与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环境治理等处于同等重要的理论地位。

二是从对传统文化的赓续与创新角度看。“治理”一词，最早可见于《荀子》《孔子家语》中。习近平总书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治理”一词“维护社会稳定”的内涵，但在“为谁维护、怎么维护”等方面实现了理念更新。他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表明要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出发，依靠最广大人民来维护社会稳定。

三是从对西方治理思想的超越角度看，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世界范围内开始流行西方学者提出的“治理”概念，强调治理的核心理念是多元主体的平等参与、合作共治。习近平总书记有选择地吸纳了其中“分工、合作、协商”等共治理念，但强调在社会治理中不同主体并非必然是多元并立关系，还有其他关系模式，如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治理最为鲜明的特征，从而实现了对西方治理思想的超越。

习近平治理思想阐明了社会治理的基本关系，科学回答了关于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问题。总书记强调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明确了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问题。新时代社会治理的价值立场。基于这一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深化对社会运行规律和治理规律的认识，既不能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也不能管得太松、波涛汹涌，要重视疏导化解、柔性维稳。这些重要论述是对高度复杂社会治理规律的科学认识，是唯物辩证法在社会治理领域内的深刻运用，从社会运行层面提供了维持社会稳定的科学方案。

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市域和县域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层级的不同和所能容纳内容的差异。县域在国家治理体系之中是处于最基层的位置，是处于“直接接触社会的接触点的位置”。县域在治理空间、治理层级和治理资源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形势之下，在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实践之中，其作用的发挥受到越来越大的局限。

首先，随着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县域下的农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口流动加剧，从前的熟人社会逐步向陌生社会转变，以往在县域 范围内就能干预化解的社会治理问题，现在越来越难以解决，这也就直接导致以往县域为重点的社会治理模式 越来越无法适应现在的社会治理实践，改革变得势在必行。因为县域自身发展正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同样需要更高层次的治理统筹。

二是县域发展的同质竞争。县域经济在国家经济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赛迪县域经济百强研究》显示，中国县域经济总量约占全国的 41%。尽管县域经济整体规模庞大，然而其中“百强县”以 不到全国 2%的土地和 7%的人口，创造了 25%的县域 GDP、10%的全国 GDP，县域经济面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非常突出。对于全国绝大部分县城 而言，县域经济存在着严重的发展瓶颈。例如: 地方债务严重，县域经济对县城房地产业依赖严重，工业 发展质量不高，就业吸纳能力不足。“县域经济的地方性色彩较浓厚，主要是内循环的结果，并未太多参与全国的市场 竞争，其主要功能是吸纳地方劳动力，服务农民家庭 再生产等等”，这些特征决定了县域经济在走上更 高层次、更高质量的城市化时面临着先天不足。

三是县域社会结构的固化风险。一方面，基于 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化相通的地理文化优势，以 县域为单位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有利于凝聚社会向心力。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具有相对稳定的社会形态，县域社会结构存在结构固化的风险，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县域内的发展活力。当前，县域社会结构固化的问题已被揭示，如县城青年择业更可能受到原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且其家庭内部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职业代际传递现象。此外，为维系和增进阶层内部团结，同类婚广泛存在于县城社会，并形成一定的阶层流动壁垒。相较于县域精英群体，普通群众更多地通过向县域外流动和获取县域外收益来支撑其家庭的域内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和活力。

总体而言，尽管县域在改革开放后一直作为经 济发展与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许多县城也因此发 展成为城市化的标杆，但对于全国大多数县而言，在社会治理方面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和短板。

三、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要求

政治、法治、德治、自治、智治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方式，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时代创新意义。要积极发挥“五治”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

（一）发挥政治引领作用，凝聚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合力

政治引领是我们党百年奋斗的重要经验，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特色，更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要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切实加强政治引领，这是我们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治理的本质所在。要把政治引领落实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方方面面。

要发挥政治优势，做实做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指挥体系。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省、市、县、乡、村五级党组织作用，努力打造权责明晰、高效联动、上下贯通的社会治理指挥体系，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推进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加强乡镇（街道）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综合管理权、统筹协调权和应急处置权，整合基层社会治理资源;探索在城市社区打造“红色物业”，推进社区、物业两支队伍融合发展，把党的触角延伸到千家万户。

（二）发挥法治保障作用，增强市域社会治理定力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要让法治成为全社会共同信仰。当法治成为全社会的价值追求和行为模式时，市域社会治理领域的很多难题就会迎刃而解。

领导机关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机关，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少数”，对全党全社会都具有风向标作用。各级领导干部是法治建设的关键，要带头尊崇法治、敬畏法治，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能力。要把法治素养和依法履职情况作为考核评价干部的重要内容，让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领导干部自觉行为和必备素质。要推进科学立法，丰富市域法治供给。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针对一些地方对立法重视不够，进度缓慢、质量不高等问题，要用好地方立法权，构建科学完备的市域社会治理法律规范体系，以良法促进市域善治。

（三）发挥“德治”教化作用，促进市域社会治理内力

道德教化是培育市域社会治理内生动力的重要方式。我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视加强道德教化，提高城乡居民的道德修养和文明素质，让市域社会和谐稳定建立在较高的道德水平之上。

要健全德治体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彰显时代精神的德治体系。要加强社会公德建设，切实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要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开展具有行业特色、职业特点、工作特性的文明行业创建活动，提高各行各业的道德水平。要加强家庭美德建设，深入推进家徳家风教育，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有4亿多家庭。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既是家事，也是国事，关系个人健康成长、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繁荣发展。要加强个人品德建设，推动每个公民提高道德认识、陶冶道德情操、锻炼道德意志、养成道德习惯。

（四）发挥自治基础作用，激发市域社会治理活力

要创新完善村（居）民自治有效实现方式。鼓励开展村民说事、民情恳谈、百姓议事、妇女议事等各类协商活动，搭建便捷的议事平台。要统筹整合基层治理资源，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促进社区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矛盾纠纷共商共调、治安秩序共治共管。要科学合理划分网格范围，规范网格员服务管理职能，加快打造“红色物业”，把社会治理触角延伸到每个楼栋、每户家庭，把各种矛盾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另一方面激发自治活力。增强基层社会自治活力，关键要深化改革创新。要清理整顿村（社区）组织承担行政事务多、各种评比检查事项多的问题，实行严格管理和总量控制，切实以减负增活力。要明确政府管理权和村（居）民自治权的边界，解决好一些地方村（居）委会行政化问题，切实以规范增活力，鼓励企业利用技术、数据、人才等优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切实以引入市场机制增活力。

（五）发挥智治支撑作用，打造市域社会治理动力

要推进“智利服务”，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新需求，是智治的价值所在。要深化“放管服”改革，大力推进“互联网+政法服务”建设，构建线上线下一体的智能化政法公共服务平台，把窗口服务尽可能地移到网上、连到掌心，推动“马上办”、“一次办”、“网上办”，用“小程序”、“小服务”解决“大事情”。要扎实推进互联网法院和移动微法院试点工作，加快建设网上诉讼服务中心、12309检察服务中心网络平台，提供线上线下、跨地域跨层级的“一站式”司法服务。要推动公共法律服务与科技创新手段深度融合，为城乡居民提供更多元、更便捷、更精细的法律服务。

另一方面要推进“智防风险”。能否有效防范化解风险，是评价市域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安全可靠是智治的基石。针对一些地方智治平台监管不严、存在安全风险等问题，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坚决守住智治全过程安全的底线。严格执行新颁布的《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用好设区市立法权，健全完善智治安全法规制度体系，严格落实系统管理运营者安全责任制度，真正做到“谁管理、谁使用、谁负责”。

参考文献：

[1]陈成文、陈静，陈建平：《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江苏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2]徐汉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内在逻辑与推进路径》，《理论探索》2020年第1期;

[3]成伯清:《市域社会治理:取向与路径》，《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11期;

[4]杨磊、许晓东：《市域社会治理的问题导向、结构功能与路径选择》，《改革》2020年第6期;

[5]晓林:《城市性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天津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1] 基金项目：2023年度池州全市党校系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项课题（ZX202309）

作者简介：吴佩（1992-），女，安徽铜陵人，中共池州市委党校助理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社会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