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贷款减值准备的文献综述

银行贷款减值准备的文献综述

黄莉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贷款是商业银行的重要资产，其价值受到多种风险因素的影响, 包括经济状况的波动、借款人的信用状况、行业风险、政策调整以及市场的变化等等。为了及时发现这些风险并建立预警和资本缓冲机制，银行设立了贷款减值准备，根据风险的可能损失来提前计提损失。然而，贷款减值的计提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且有较大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将会对银行带来一系列经济后果影响。

一、贷款减值的计提动机

（1）利润平滑动机

商业银行因其高杠杆和高风险的特性，利润波动较大。因此商业银行常常会进行利润平滑来实现业绩的稳定性，（Morgan，2000）。而贷款拨备是商业银行财务报表中的重要部分

，它在银行拨备前利润中占比较大（Amhed等，1999），其计提又存在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因此被银行管理层用作利润平滑的趁手工具。Mohammad等（2010）、Deboskey和Jiang（2012）分别以1976年至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的各种样本为研究对象，验证了银行利用贷款拨备进行利润平滑的行为。

（2）资本管理动机

贷款减值准备和银行资本密切相关，银行需要在满足充足资本储备的要求下，平衡准备金的计提。在不同国家，对于贷款减值计入资本的要求不同。因此，贷款拨备的资本管理动机的强弱，通常受当时当地的资本监管政策影响。Moyen（1990）、Beatty等（1995）以及 Leventis等（2011）的研究不同时代监管要求下的数据，验证了银行贷款拨备的资本管理动机假说。

（3）信号传递动机

根据信号传递理论：由于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处于优势地位的企业会想方设法通过不同途径向投资者传递有关企业价值的信号，以将自己与其他公司区分开来。银行管理层则有意向利用贷款减值来传递有关银行经营稳健性、现金流动性以及未来利润变动等内部消息，以期引起市场关注。一些研究利用事件研究法发现，市场对新增的贷款拨备金作出了积极反应（Musumeci和Sinkey，1990；Elliott等，1991）；也有研究发现银行贷款拨备和股票收益之间的正相 关关系（Wahlen，1994；Beaver和Engel，1996；Liu等，1997），由此证明了贷款拨备的信号传递作用。

二、贷款减值的经济后果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将金融工具准则（IAS39）置于了舆论讨伐的风口浪尖，尤其针对贷款减值所采用的“已发生损失模型”（Incurred loss model）被指责对损失的确认“太少太迟”(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2015)，引发顺周期效应（Beatty and Liao，2011）、放大系统性风险（Bushman and Williams，2015）。在该模型下，贷款损失准备的确认需要基于明确的减值迹象，因而损失的确认被推迟到存在触发事件之时，并没有起到提前缓冲和预警的作用，反而加剧系统性风险（Cole and White，2012）。具体来说，在经济上行期，贷款违约率和损失率较低，减值迹象尚未显露。因此银行计提的贷款拨备较少，利润增多，从而导致其决定进一步扩大信贷；而在经济下行期，信用风险集中显现、损失计提激增，银行业绩大幅下滑，进而引起信贷紧缩，加剧经济衰退、延缓经济复苏，表现出明显的“亲周期效应”（Bouvatier和Lepetit，2012）。

三、贷款价值计提的变化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致力于探索更具前瞻性、预测性的减值确认方法，颁布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金融工具》（IFRS9），并于2018年1月1起开始正式施行。准则引入了全新的“预期信用损失模型”（Excepted credit loss model），意在实现更及时的确认信贷损失，缓冲吸收风险。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在之前“是否存在客观减值迹象”的判断标准上，再前置加入“信用风险是否显著增加”的新标准，来改进已发生损失模型中最被诟病的确认“太少太迟”的缺点，从而形成信用损失的“三阶段”确认和计量方法（IASB，2014），具体如图1所示。IASB主张按照信用质量水平的高低变化将贷款划分为三个阶段，从“12个月内”到“整个存续期”分阶段确认信用损失。

已有一些研究利用新准则实施前后的数据对预期信用损失模型的实际效果做出了回答。Onali et al.（2021）利用事件研究法证明了市场对施行IFRS9的前期正向反应；Oberson(2021)、Kim et al.（2021）则利用执行IFRS和不执行IFRS的不同国家的银行数据进行差分对比，发现预期信用损失模型的确加强了贷款损失准备的前瞻性。Jin和Wu（2022）则基于我国A+H股和A股上市公司分步实施的情景得出了类似的正面结论。

但同时也有学者认为预期信用损失难以达到预期效果。首先，该模型应用复杂、执行成本高昂。需要依靠严密精巧的风险监控系统，基于内部与外部、微观与宏观、当前与未来等多方面信息，再佐以大量的专业判断，对未来各种可能情况下的预期损失做出估计（Kim et al.，2021）。现实中，许多中小银行并不具备预期信用损失估计所需的资源和条件，可能会影响其估计结果的可靠性（Novotny-Farkas，2016）。其次，多计提的减值损失会影响银行的盈利和资本充足指标，加大银行管理层应对业绩考核和审慎监管的压力（Fatouth et al.，2023），刺激其机会主义动机。同时，新准则不再仅仅依赖“客观证据触发”的判断标准，加入了更原则导向的判断标准“信用风险显著增加”，也意味着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客观性，导致执行上清晰性和明确性的不足。如何界定“显著增加”、模型所使用的前瞻性信息和参数，都需要商业银行自主判断，给予了管理层操纵的空间(丁友刚和王彬彬，2017；斯叶青，2018)。最后，有学者认为已发生损失模型其实也给予了银行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如果银行正当利用自主判断，则贷款拨备已经具备前瞻性和预见性（Bushman and Williams，2012）。预期信用损失模型更像是“已发生损失模型”加上了“三阶段”的包装(丁友刚和王彬彬，2017)，意义不大。

总体来说，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对银行贷款减值的影响仍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