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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深,翻译批评的功能与价值得到重视,翻译批评研究也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取得突破性进展。《论语》作为最经典的儒家文化典籍,是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最佳途径。译者只有在正确理解源语意义及其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充分把握翻译的目的,遵循目的论中忠实性法则和连贯性法则,才能有效的产出高质量译作,从而达到传播源语文化,丰富目的语文化的和繁荣世界的目的。
关键词:《论语》,翻译批评,目的论
《论语》是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其以鲜明的艺术特点和文学价值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颇高,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巨大,是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也是打开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现如今,全世界的目光投向中国,经典外译,尤其是《论语》外译,无疑是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绝佳途径。《论语》的英译始于1809年,迄今约200年间,产生了29个全译本。译者既有传教士和汉学家,也有中国翻译学者。众多译者来自于不同的时代,出于不同的目的,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所以各个译本都各有特色。本文将从目的论视角出发,对比理雅各和辜鸿铭的《论语》译本。
德国功能派的奠基理论“目的论”( Skopostheorie )的创立者赖斯根据行为学的理论提出:“翻译是一种人类的行为活动,而且是有目的的行为活动,而‘制约翻译过程的首要法则便是翻译行为的目的’”。翻译批评活动的本质特征,决定了翻译批评应当建立多样化、多视角、多层次的标准,不同类型的文本需要不同的批评标准,译者翻译目的的不同也需要不同的批评标准。基于这个理论,本文将对两个译者的文化身份进行剖析,进而对两个译者在原文本中专有名词或者文化信息承载较多的术语之一法进行论证对比。
一、理雅各译本特色及翻译目的
理雅各作为英国的传教士,19世纪来到中国,同时学习了许多的中国文化知识,并且成为了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典籍的汉学家。理雅各翻译最大的特点是忠实而神妙,工整而畅达。前人评价理雅各译作风格首推“如实”,一语道尽其译作的内容价值所在。
二、辜鸿铭译本特色及翻译目的
辜鸿铭生于东南亚,接受西方教育,20岁后回到中国,他精通中西文化,掌握多门语言。回国后通过与马建忠的一次会晤使他开始接触中国文化,博览经史子集,对儒家经典有着自身独到的见解,渐渐察觉到中国传统儒教中可以找到卡莱尔所倡导的浪漫主义的影子,两者有共通之处,例如在儒教文化中可以找到良方以治疗西方社会的弊病。辜鸿铭考虑到中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差异,与理雅各的译本特点大不相同,他尽可能用西方人容易接受的表达方式呈现了中国儒学经典,形成了自身的译文特点,所以在其译本当中,“只要可能一概不用,中国人民地名”。他还创造性的援引西方读者熟悉的名人名言,也将《论语》中的人物与故事与《圣经》中的圣徒和人物做对比,以去除儒家文化在外国人眼中的陌生感。
三、目的论视角下的译本对比研究
情态动词显化
在翻译中,情态动词的显化对原作者想要传达的体验人际态度有积极的影响,例如,在《论语》第4章第18节是: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辜鸿铭的翻译是:Confucius remarked,“in serving his parents a son should seldom remonstrate with them; but if he was obliged to do so,and should find that they will not listen,he should yet not fail in respect nor disregard their wishes;however much trouble they may give him,he should never complain.”
理雅各的翻译是:The Master said,“In serving his parents,a son may remonstrate with them,but gently;when he sees that they do not incline to follow his advice,he shows an increased degree of reverence,but does not abandon his purpose;and should they punish him,he does not allow himself to murmur.”
在本章中,孔子讲到了子女孝敬父母的问题,而在本节中则具体讲述了关于侍奉和规劝父母时子女的行事风格和情感态度。辜鸿铭的译文中,情态动词“should”有四次显化,其主语都是子女,凡是子女对父母发出的动作前都显化了“should”,在英文中“should”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表示一种义务,因此should的显化向其目标读者传递了关爱父母长辈,尊老敬老一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也是中国社会要求子女对父母长辈应尽的义务;而情态动词“will”和“may”的显化,其主语都是父母,分别表示“将来”和“比较低的可能性”,以此弱化父母方的行为,从而突出子女在孝敬父母上应有的行为和态度。理雅各的译文虽然也显化了两个情态动词“may”和“should”,但他选择显化的句子所能传递的文化内涵较少,更多是实现句法的功能,尊重原文的结构和表达。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5000多年的文明博大精深,太多的中华经典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也有大量的典籍远渡重洋,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贡献。在对比理雅各和辜鸿铭版本的《论语》时,笔者也发现了,不仅中西文化存在差异,中西思维也存在差异,所以翻译时不仅要考虑到自身文化,更要考虑到目的语言的受众者是否能够接受。作为当代的翻译工作青年,我们应该重新审视翻译,创新翻译方法,更好地指导我们翻译实践。我们身上肩负着让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使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所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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