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文化注重“安身”与“安心”，并以信任为社会稳定的基石。但是，追求“信任之治”走到极端，就会反过来，变成对一切都不相信或者在客观上制造对一切的不相信。为什麽这麽说？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实质性信任需要以情投意合或价值共识以及话语共同体为前提，具有排除异质的一元化倾向。为此，在组织和制度的运作上必须采取“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方针，即为了确保信任不被辜负，首先必须把不可信任的因素剔除，这样才能获得彻底的安心。
中国法律：中英文版
2009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