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天主教徒在哈尔滨（20世纪20-30年代）

俄罗斯天主教徒在哈尔滨（20世纪20-30年代）

林琳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内容提要：     文章介绍了俄罗斯移民在中国的宗教生活。为了其教会机构的行政组织工作，梵蒂冈于1928年以哈尔滨为中心成立了教区。1948-1949年间，随着神职人员和信徒们的被捕，教区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那些尚处在自由之中的人得以能够移民到澳大利亚和拉丁美洲国家。

关键词：满洲，俄罗斯移民在中国，天主教徒在哈尔滨，拜占庭洗礼的俄罗斯天主教徒

    在俄罗斯移民的生活中，宗教成为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和维持了生活习惯准则的力量，帮助信徒克服了逆境和困难。在所有俄罗斯侨民所在的国家，传统的俄罗斯宗教团体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哈尔滨的俄罗斯侨民区在这方面也不例外。1917年之后，驻北京的俄罗斯教传教团在中国依然工作着，一些东正教主教继续服务，宗教社会性和教育性组织在俄罗斯人聚集区得到发展。然而，哈尔滨的俄罗斯宗教色彩并非局限于东正教。那里已存在着旧礼仪派教徒、五旬节教徒、基督复临安息日教徒、浸礼会教徒的团体，来自前俄罗斯帝国的移民是几个路德教会和罗马天主教的教区教友1。亚美尼亚人有自己的教堂；从俄罗斯来的穆斯林，主要是鞑靼人和高加索人建了清真寺。我们在满洲的同胞，一方面发现自己所处的环境是熟悉的俄罗斯宗教现实的延续，另一方面,他们可以自由地观察基督教传教士的生活，以及当地和欧洲团体和修道院会的运作。在这个多宗教的环境中，还出现了一群受拜占庭洗礼的俄罗斯天主教徒。

其在哈尔滨的首个教区将俄罗斯施浸者-圣·弗拉基米尔大公奉为神圣。19252年从东正教皈依天主教的大祭司约翰·科罗宁成为修道院院长。在此之前，他的儿子、也是前东正教大祭司的康斯坦丁·科罗宁（1881-1923年）于1923年加入了天主教会。科罗宁1922年从赤塔搬来中国。

科鲁帕耶夫·弗拉基米尔·叶夫根尼耶维奇，历史学博士，“基督俄罗斯”中心研究员，（意大利）塞里亚特市，E-mail: Rostkol@gmail.com.

发起这个教区的倡议小组成员维克多·弗拉索夫在笔记中写道：“1925年1月5-18日，约翰神父在当地的拉丁式天主教堂中主持了第一次晚祷告,并于1月6日举行了洗礼仪式，当时天主教徒和东正教祈祷者聚集在一起。。。在礼拜仪式上，人们提到了教皇庇护十一世的普世大主教、都主教安德烈（谢普季斯基）和宗主教吉洪的名字”3。

    之后，一位从北京派来的牧师在教区临时服务了一段时间，他被从东正教加入的牧师扎哈里·科瓦列夫取代。众所周知的还有，1928年5月，修士大祭司尼古拉·阿列克谢耶夫和辅祭司乔治·吉茨离开了东正教会。所有这些人与罗马天主教会的联系都经由教廷在中国的代表凯尔西·科斯坦蒂尼大主教(Celso Benigno Luigi Costantini)。与俄罗斯人相关事务的处理都委托给"亲俄罗斯"委员会管理，该委员会在研究了现有材料后，决定在哈尔滨建立一个单独的教会机构。

    从那些年的俄罗斯移民新闻中，我们了解到在哈尔滨“曾建立了一个教长区。 随着教廷到达哈尔滨起”。梵蒂冈官方统计年鉴《教皇年鉴》曾报道：“中国哈尔滨（1928年3月28日）。俄罗斯拜占庭斯拉夫仪式和所有东方仪式信徒的教长区：法比安·阿布兰托维奇主教，来自马里安纳的正式牧师；1928年3月31日任命）。接下来报道了地址：住址:Harbin,Staro-Harbin ch.,78(97),Matsia-kou.后来该教长区被改称为«Esarcato Apostolico»督主教区。在这个报道中使用的拉丁语单词“ordinarius”，在教会教规的意义上，相当于希腊语的hierarcha，应翻译成俄语的“执政主教””。根据《东方教会教规法典》,该法典载有，包括的所有东方天主教教会共同教规准则,是建立独立教区之前的主要行政管理形式。

第一次迎接自己的主教长法比安·阿布兰托维奇（1884-1942年）修士大祭司的俄罗斯信众只有18个人。法比安主教出生于白俄罗斯西部，在圣彼得堡的天主教神学院接受教育，1908年被授予神职后，他服务于涅瓦大街上的圣凯瑟琳教堂，并在皇家学院任教。1912年至1914年他在比利时卢万大学哲学系学习，在那里以题为《尼·奥·洛斯基世界观的哲学理念》的论文通过了博士答辩。回到俄罗斯后，这位年轻的牧师投入到20世纪初圣彼得堡高强度的社会知识生活中。 他积极参加了许多全国性组织的宗教和世俗活动,其中之一是“基督教民主协会”。1917年5月，他是白俄罗斯神职人员明斯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组织者之一, 他在1918年担任明斯克天主教神学院院长，1920年他移居到波兰境内的平斯克城。然而在这里开始了艰难时期。白俄罗斯的神职人员在波兰的环境中很难工作，“他被剥夺了教授的资格，完全无法工作，甚至无法呼吸故乡的空气”。1926年阿布兰托维奇被迫从波兰搬到立陶宛，并很快就得到了与在中国的俄罗斯人工作的任命。随着他的到来，天主教传教士团楼、乌苏林卡修女修道院的学院楼和旧哈尔滨方济各会诺克修女的女子孤儿院被移交给教廷。

1933年修士大祭司法比安从中国回故乡度假，在波兰。白俄罗斯教会杂志《联结》发表了扬·乌尔班名为《在满洲帝国的接管工作》文章，其中的一张照片中，阿布兰托维奇站在一群神职人员的中间，这群人的最左侧是亚历山大·西比扬金，最右侧是亚历山大·沃尔康斯基大公。

1939年，法比安牧师再次来到欧洲：在罗马他汇报了自己的活动，还参加了马里安僧侣团的总牧师会。与其一起从满洲出发的还有两名哈尔滨圣·尼古拉中学的毕业生，安德烈·卡特科夫和格奥尔吉·布里扬强尼诺夫。1939秋，阿布兰托维奇从意大利前往华沙，然后计划去维尔纳，然而他只是到达了新格鲁多克，在那里他赶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阿布兰托维奇不得不回到了利沃夫。1939年10月25日，牧师在拉瓦-鲁斯卡娅边防站被捕，在11月13日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审讯中，他被指控“以传教士牧师的名义从日本带着一项特殊的侦查任务来到波兰”，后来又增加了“为梵蒂冈进行间谍活动”，与波兰、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中国的反苏运动有联系。“宣传反对共产主义”，“从幼年就对年轻人进行天主教精神教育”。

    在利沃夫监狱关押三个月后，根据1940年1月11日的决定，法比安主教被送往莫斯科进一步调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莫斯科局第四处的领导在从利沃夫接收关于指控按梵蒂冈指示从事反苏工作的第512号案件时，确定的目标为：“彻底查明他在国外的反苏活动，充分查出他所知道的天主教徒中的反苏委托人，并查清楚梵蒂冈反对苏联的工作方法”。调查在严重违反程序的情况下进行，立案日期被推迟。1941年5月22日根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58-4、58-10、58-11和84条提出指控。阿布兰托维奇对指控做出申辩：“正如调查案件的一些文件中所述，没有接受任何情报工作，不属于任何政治组织”。1942年9月23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合议庭特别会议判处法比安·阿布兰托维奇10年劳改营。特别会议纪要的摘录上有调查员铅笔标注的“卡尔拉戈”，然而，实际上他死于莫斯科的布提尔卡监狱。由于法比安·阿布兰托维奇没有参与犯罪行为，根据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1992年12月24日的决定为其平反。

    由于法比安··阿布兰托维奇主教被捕，1939年从罗马派遣了此前在白俄罗斯工作的修士大祭司安德烈·齐科托接替他；1933年该人被选为马里安僧侣团团长。在中国工作近十年后，1948年12月22日，他被中国公安机关逮捕，12月25日的早晨，他与其他四名神职人员一起在中苏边境被移交给内务人民委员会。1949年5月，在莫斯科举行的NKVD特别委员会秘密会议上，安德烈·齐科托被判处25年监禁，1949年11月被送到泰舍特。他死在奥泽尔拉格监狱。

1929年牧师迪奥多尔·瓦列里扬诺维奇·科尔平斯基（1892-1932）被派往哈尔滨，他出生于普斯科夫，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和罗马格里高利大学。1915年起他在圣彼得堡的圣斯坦尼斯劳斯教堂担任牧师（第二牧师）, 1922年他移民，曾在不同的欧洲国家生活，自1927年起他在卢布林教授神学。抵达哈尔滨后，他成为圣·尼古拉中学的第一校长，该中学为移民子女提供教育而建。随着狄奥多尔的到来，俄罗斯侨民区的宗教生活得到明显恢复，他与俄罗斯的社团和新闻界建立了关系。

    1931年，迪奥多尔牧师移居上海，从1931年起，修士祭司约瑟夫·戈尔曼诺维奇接任哈尔滨的中学校长。他的助手是帕维尔·康斯坦丁诺维奇·波特尼亚金(1903-1977)。后者生于海参崴，内战时期移民中国，1924年来过哈尔滨，在中国旅行了2年。1926年他在下乌金斯克生活，1926年10月在乌尔格他遇到了尼·康·列里赫，被其邀请参加中亚探险队。1927年春天作为“西方佛教徒使团”探险队的成员，他前往西藏。保存波特尼亚金笔记的日记，其中有尼·列里赫的手稿。帕维尔·波特尼亚金的日志为尼·列里赫探索香巴拉山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1930年起波特尼亚金开始在圣·尼古拉中学工作，在那里教授俄语。1932年他被派往罗马学习，进入“鲁西库姆教皇学院”，就读于格里高利大学。由于气候变化引起的健康问题（他患有哮喘），波特尼亚金搬到捷克斯洛伐克，在那里他从皮亚舍夫神学院毕业，并在那里受洗成为东方仪式的牧师。回到满洲后，1937年12月，他开始在圣尼古拉中学和圣乌尔苏拉公会任教，教授神学、俄语和文学，而在1945年后，还讲授辩证唯物主义，他在1938-1939年曾担任《天主教公报》的编辑。1948年波特尼亚金被捕并被押送到赤塔。 根据1949年9月28日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的决议，按照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刑法》第58-4、11条（参与白卫军组织）判处其25年劳改，在东西伯利亚的集中营服刑。1956年11月获释，定居撒马尔罕。1959年9月，在得知尤·列里赫抵达苏联后，波特尼亚金给他写了一封求助信：“我的腿仍然被一堵看不见但能感觉到的"囚犯心墙"锁着”。根据1960年1月14日外贝加尔军区军事法庭的裁决，帕维尔·康斯坦丁诺维奇·波特尼亚金得到了平反。

自1935秋季以来，鲁西库姆教皇学院毕业生弗拉基米尔·马佐纳斯就在中国工作，1936起他开始编辑哈尔滨的《天主教公报》月刊。与他一起来的还有卡齐米尔·奈洛维奇。后者出生在利达的一个天主教父亲和东正教母亲的家庭，开始在中学任教。1943年他改信东正教，在哈尔滨担任教师，后来被遣返苏联，住在车里雅宾斯克。

    1938年，新的神职人员 - 斯坦尼斯拉夫·巴戈维奇、斯坦尼斯拉夫·扎列姆巴和安东（卡齐米尔）·阿尼斯科维奇抵达哈尔滨。1940年阿尼斯科维奇·耶萨尔前往法国，在那里他作为志愿者加入波兰军队与德国人作战。

由于1928-1949年督主教区的活动，建立了以下机构：教会管理、圣弗拉基米尔教堂、圣·尼古拉中学纪念基督复活的家庭教堂、哈尔滨玛丽安神父修道院。截至1935年，全体神职人员包括五名神甫和修士祭司、一名修士辅祭、四名修士、四名见习修士、12名乌尔苏林教团修女和14名方济会修女。修女们在寄宿学校照顾女童。信徒人数计达150人。天主教神父没有受到人们种族界限的限制,看到了传教团在当地居民中的机会。“其拥有丰富底蕴的中国精神与基督教非常接近......仪式和礼节都非常符合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其风格-如果没有丝毫的不尊重和不必要的匆忙就好了。我认为我们的东方仪式只要符合中国的旋律和风格，就能在中国取得巨大的成功”，- 其中一位天主教神父写道。当然，毫无疑问他们的主要注意力放在了俄罗斯侨民区的工作上。

中国地方当局和公众对这所新机构总的来说抱有好感，他们主要是重视那些深受当地民众欢迎的教育和社会项目。

圣尼古拉天主教中学成立于1929年，是俄罗斯教育院校系统的一部分，由位于满洲帝国首都新京（现在的长春）的国民教育部通过滨江省国民福利厅教育处对其进行监管。“这所学校深受广大公众的喜欢”- 天主教杂志曾在1935年指出。这所中学的成立是为了“给居住在哈尔滨的俄罗斯大移民社区的男孩子们提供基督教式的教育”。

    该教育机构的背景如下。在1929中，数百名孤儿由于军事冲突最终进入了三江地区（毗邻苏联边境的满洲部分）。在天主教会的资助下，开办了一个可容纳40名男孩的孤儿院，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将女孩安置到乌苏利诺修女修道院和方济各会修女修道院。从1931年开始，满洲沦陷于日本占领之下，这给其带来了困难：日本人奉行的经济政策导致俄罗斯人的大规模离开。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性不仅导致孤儿人数增加，而且在低收入家庭中出现了许多贫困儿童。关于俄罗斯天主教社区面临的这种困难情况，约瑟夫·戈尔曼诺维奇主教在其书中写道：“教士团当时没有足够的资金，尽管如此，它还是不得不为无家可归和被剥夺生计的儿童建立一所寄宿学校和一所学校”。

由俄罗斯天主教徒创建的教育机构，曾向不同民族的年轻人开放。“除俄罗斯人外，还有少数其他民族的儿童-波兰人、立陶宛人、德国人、亚美尼亚人、中国人、格鲁吉亚人及其他民族的人也曾在学校学习”-该教育机构的一位校长写道。

那些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29年底到1930年6月，大约有60人在学校学习过。1932年，有85名学生，15名人员工作。1933年，有94名学生的19名雇员。1934年，110名学生开始了第六学年的学习。明细如下，1935年62名学生和12名教师和教育人员。1936年学校有109名学生在读，工作着23名成年人。

教育过程的组织方式尽可能符合苏联之前的俄罗斯教育标准。“教学大纲最终根据国民教育部俄罗斯传统中学教学大纲制定，但加强了中英文教学，以及更广泛的国家历史课程”，-我们在那些年的文件中查阅到。“日语、汉语、英语、拉丁语、希腊语和教会斯拉夫语。教学大纲添加了宗教教育、音乐和体育竞赛”，- 一位曾经的学生回忆道。

学校教学部分的组织方式，可以通过现存的文件证据来判断。教学计划问题的顺利解决“主要是通过成功选择了以自我牺牲精神工作的教师来达成的，尽管他们获得的津贴微薄，而且经常因为缺乏资金而迟发"。中学的教学水平相当高，外来学生的不断涌入也归功于基督教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其目的是从学生中培养出有意识的和坚定的基督徒和真正爱祖国的人，但是摒除了种族或民族仇恨和沙文主义的意识”- 学校秘书在年度报告中写道。

自1935年起一个历史小组开始活动，“其为自己定下的目标是研究和普及民族历史、哲学、文化、艺术和法律问题”。其作品的实例有《莫斯科在十五世纪的外交政策》、《英国议会的历史》等主题的报告。与天主教中学历史小组合作编写的哈尔滨旧礼仪派大祭司的报告，是表明对不同信仰间对话感兴趣的一个非常积极的例子。

    神学和哲学小组的创建可以追溯到1936年。同年，在教学计划中加入了社会学学科。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给年轻人一个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宣传的武器。此外，“还开设了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课程，这使学生能够…批判任何破坏性的宣传…”，我们在1936年的《天主教公报》中读到。

   鼓励创造性的工作方法。教学人员以专业精神和创新着称。例如，绘画和绘图教师艺术家亚·尼·科列敏季耶夫，就为教学人员做了题为《绘画和教育学》的报告，其中根据儿童成长的某些阶段对绘画进行了心理和教学分析。这些报告是在校长约瑟夫主教的倡议下做出的。

以教育为目的，建立了物理化学、地理和自然科学研究室，购买了一台电影摄影机和一台收音机。好学的年轻人参加了专门组织的无线电技术和电气技术课程。

1934年，在学校设立了一个天文台。天文台课程不仅只为学校的学生举办，其大门也对城市里其他学校的孩子们敞开。不久它也开放给公众，一个小组在埃·埃·安涅尔特教授的领导下开始在天文台活动。

天文爱好者小组定期举行会议，并组织专题报告，哈尔滨的广大社会人士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例如教师弗·亚·萨基科夫作了题为《儒勒·凡尔纳和他的天文小说》的公开演讲，而在1935年1月19日，“该小组组织观察了月全食。工程师弗·费·斯文钦斯基慷慨地提供了观测仪器”。

   学校的学生和工作人员最骄傲的是图书馆，收藏了超过5000册不同语言的书籍。全部图书的目录编写和摆放采用了当时图书馆学最新的成果-十进制分类法。除了为中学外，图书馆还为乌苏林和方济各修女学校提供服务。尽管图书馆是内部的，但学校的管理方并没有拒绝城市里的俄语和外国社会团体的代表们使用书籍。

在学校举办过为孤儿和贫困学生筹集资金的慈善表演。例如，1935年2月18日举办的其中一场音乐会，由一部来自歌剧"为沙皇而生活"的非常爱国的作品"科尔是光荣的"开始。随后，又为观众表演了冯维辛的喜剧《纨绔少年》。将军和俄罗斯社会团体的其他代表出席了会议。新闻界发表了以下评论：“当晚，观看演出的观众感到了愉快的满足，亲眼见证了俄罗斯年轻一代的爱国主义和基督教教育在学校中的地位有多高。在物质方面，演出也募集了足够用于补充孤儿抚养基金和学校学生不足的费用”。

移民们没有遗忘具有教会和社会意义的俄罗斯古老节日，在原来的这些节日中添加独特的风格，这要归功于侨民的生活。例如在中国的俄罗斯天主教社团也庆祝所有国外的"俄罗斯文化日"。在那一天，即6月6日，举行了特别的祈祷仪式，随后是公众节庆活动。音乐会、舞台表演是回忆俄罗斯文化和艺术最佳成就的方式。按学校一位老师的说法，这种活动-不“仅是保护年轻人免受街头不良影响的最可靠手段。用这种最广泛意义上的教学活动..联结着光明的希望：激发我们孩子们天生赋有的、但暂时处于休眠状态的对永恒美丽的品味；发展和强化他们的民族感情，把学校里用母语上课变成一项受人喜爱、快乐的工作，也就是最有成效的工作，同时保护被迫在国外长大、面临民族去人格化危险的年轻一代母语的纯正性”。

    学校活动着一个按童子军方式组织的团体。健康和体育教育问题一直是管理和教学人员关注的重点。“为了改善学校的卫生状况和监测学生的健康，从今年年初开始就邀请了在哈尔滨有声望的内科和儿科医生尼·尼·乌斯宾斯基作为校医”-《天主教公报》在1936年报道。

从1931年开始，城里的学生就被送去度暑假。其中一部分安置在建于距哈尔滨不远的阿什河车站附近的别墅，另外部分由德·列·霍尔瓦特将军在老哈尔滨的庄园接待。1933年在清河村购买了一座专门的庄园用于儿童暑假。

在移民中，仍然保持着庆祝塔蒂亚娜节的俄罗斯传统。“在亲密友好的气氛中，教师们回忆起自己在俄罗斯的青年时代的往日和学生的塔蒂亚娜传统。独唱和齐唱《尽情狂欢》、大学生的歌曲和民族歌曲。这次庆祝活动照亮了我们在异国他乡灰暗的日常生活，把我们带回到往昔，摆脱了当下的移民生活”-一名俄罗斯天主教会成员1936年写道。

共同庆祝新年带来了特别的情调。根据俄罗斯的传统，它依照儒略历按老的方式庆祝。通常庆祝活动由学校校长约瑟夫·戈尔曼诺维奇修士祭司主持，教师及其家人参加庆祝活动。12月31日晚，举行聚会晚宴，随后开始即兴表演。午夜时分，学校教堂举行了新年祈祷仪式。然后舞蹈直到凌晨2点。

一位1932年从远东去巴黎的同胞写道：“在哈尔滨和上海的俄罗斯移民的生活与西方不同....许多西方的精神传承他们无法接触到...他们的文化水平低于巴黎和柏林的俄罗斯人。 但在他们那边有更积极、坚韧的生活优势，因为他们在中国不是难民、毫无意义的人，而是俄国文化的先驱者，他们以许多牺牲和努力为代价获得了一定的、非常光荣的地位。中国远东的俄罗斯住民并没有被当地人同化：依靠高水平的俄罗斯文明，他很容易捍卫自己的独特性。 我们生活在东方。 我们保持着面向俄罗斯”。        

参考文献：

1 因此，在圣斯坦尼斯拉夫天主教堂，弗拉迪斯拉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神父曾担任牧师，在圣约瑟法特教堂安东尼·莱舍维奇曾担任神父。作者引用的信息摘自15.02.05 C.C.列沃什科的文件：《哈尔滨标志性建筑介绍》//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Ф.1. Оп.2. Д.29. Л.43; Ф.831. Оп.2. Д.29. Л.36-62。

2详见：Tretjakewitsch L. Bishop Michel d'Herbigny sj and Russia. Augustinus-verlag würzburg.1990.P.168-254; К.И.科罗妮娜大主教传记 Б.м; б.г.; Vlasov f-Waldenberg V.《远东天主教运动发展的简要概述》//《哈尔滨天主教公报》（1925-1935），1935年第一期；И.戈尔曼诺维奇 中国 西伯利亚 莫斯科：白俄村山口 墨尔本，1997年第12-13页；Д.科尔平斯基《俄罗斯远东天主教》//《基捷日城》，1931年第1期；К.尼古拉耶夫《东方仪式》，巴黎：基督教青年会，1950年；约翰大主教和康斯坦丁·科罗妮娜大主教—拜占庭仪式的俄罗斯天主教神父//《西伯利亚天主教公报》，西伯利亚2004年第10期第10-11页；第11期第15-17，22页；同时详见：URL:http://vselenskiy.narod.ru/coron.htm.

3《К.И.科罗妮娜大主教传记》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