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陶渊明的“隐”与“归”——以《归园田居》（其一）与《归去来兮辞》（并序）为例

浅谈陶渊明的“隐”与“归”——以《归园田居》（其一）与《归去来兮辞》（并序）为例

傅华丽

深圳市盐港中学 

[摘  要]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是一个现象级的存在，自魏晋以来，他备受后世文人的称赞与推崇。究其原因，不仅在于他“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语言气概，也不仅限于他“冲澹深粹，出于自然”的隐逸诗风，更是在于他已然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典范和楷模。本文以《归园田居》（其一）与《归去来兮辞》（并序）两篇课文为例，从“从何而归、为何而隐、隐在何处、归去如何”四个角度，浅谈陶渊明这位“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隐”与“归”，亦希冀能借此一探陶公千古独步的人格境界。

[关键词]陶渊明；归隐；原因；诗歌；精神

在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绝对是一个现象级的存在，自魏晋以来，他备受后世文人的称赞与推崇。究其原因，不仅在于他“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语言气概，也不仅限于他“冲澹深粹，出于自然”的隐逸诗风，更是在于他已然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典范和楷模，正如宋代大儒朱熹所言“平生尚友陶彭泽，未肯轻为折腰客”，亦如明代文人焦竑所评“靖节先生人品最高，平生任真推发其而似易，譬之岭玉渊珠，光彩自露”。本文以《归园田居》（其一）与《归去来兮辞》（并序）两篇课文为例，从“从何而归、为何而隐、隐在何处、归去如何”四个角度，浅谈陶渊明这位“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隐”与“归”，亦希冀能借此一探陶公千古独步的人格境界。

一、从何而归。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并序）一文中明确指出自己是从官场而归，具体来说，是他“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后，就毅然辞去了彭泽县令一职，此后便彻底与官场划清界限，并以农民的身份躬耕田园，以此呼应自我由来已久的“归欤”之意。或许有人会问：难道陶渊明是一个天生的官场厌恶者？非也。陶渊明一生之中做过哪些官，他又是因为何种原因选择做官，历史上有数种记载他生平的传记，这些传记对他出仕的情况和说法不尽相同，较为可信的说辞是认为他一生当中五次为官，而他为官的原因，“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孟子《万章下》），即有时是为了理想，有时是因为贫穷。

譬如说，陶渊明曾加入荆州刺史桓玄幕府，辅助其镇压平民孙恩的暴动；三年后他又应召在刘裕麾下为镇军参军，出力征讨篡位称帝的桓玄；此后，他还受邀到刘敬宣府中出任建威参军一职。从他这三次出仕的经历可以看出，陶渊明颇有一腔佐君立业、大济苍生的雄心壮志，要知道，他年轻时也曾“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他也希望能在这纷争的乱世中获得一个机会来施展自己的抱负和才华，更何况他的外祖父孟嘉是东晋第一名吏，他的曾祖父陶侃更是出身寒门却位极人臣，是以，耳濡目染不学以能的陶渊明又怎么可能忘记祖辈“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的祖训，而优先选择成为一名农民或是一名逸者？“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说陶渊明生来就无欲无求、古井无波，这恐怕是对他最大的误解。

当然，陶渊明最后一次入仕，的确是为了缓解贫困。《归去来兮辞》（并序）开篇说道：“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概而言之，在彭泽小邑做官，虽然俸禄不高，却是陶渊明一家老小得以摆脱饥冻、实现温饱的最佳途径，但是面对这个“铁饭碗”，陶渊明的态度是“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厌倦之情可谓溢于言表，甚至于他在《归园田居》（其一）中回顾自己历时十三年的宦海生涯时，直白地将官场喻为“尘网”和“樊笼”，将为官的自己喻为“羁鸟”和“池鱼”，不禁令人心生疑窦：陶渊明究竟在官场经历了什么？他又是因何种原因而选择挂冠而退？

二、为何而隐。陶渊明选择归隐大致有如下的理由：其一，是《归去来兮辞》序文中提到的“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于是他“自免去职”，西出奔丧，这是陶渊明归隐的主要原因；其二，是当“郡遣督邮至”，县吏提醒他“应束带见之”，清风劲节的陶渊明当即回绝“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于是他解印去县，此则故事在《晋书》《宋书》《南史》等作品中皆有记载，这也是他归隐的直接原因。但是，陶渊明不愿做官并非不能做官或做不好官，事实上，频繁辞职的陶渊明绝非平庸之辈，相反，他具有敏锐的政治判断力和卓越的军事、文学才能，且备受当权者的重视。如果我们继续深挖，不难看出，环境影响和本性使然才是陶渊明归隐的根本原因。

叶嘉莹曾说“中国历史上从晋朝以来，不止从晋朝，应该说是从三国以来就充满了‘篡’与‘乱’的争夺战争”，处在如此礼崩乐坏、人人自危的时代，保全性命尚且不易，何况还要守住自己内心之中的那份安宁。我们不妨来看，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面对毁弃名教的统治者，或放浪佯狂，或被迫入仕，或惨遭杀戮；西晋贤达李密面对晋武帝的征召和猜忌，以“犬马怖惧”之姿战战兢兢地陈述自己先孝后忠的诉求；即使是出身于东晋豪门士族的王羲之，也常有兼济天下与崇尚清谈的矛盾，“流觞曲水”的欢乐之下亦隐藏着“素自无廊庙志”的无奈。而陶渊明在其短暂的一生中，曾亲身经历过两次篡逆的变乱，又目睹了东晋的灭亡，那么，他在对官场失望之后而选择归隐，也便不足为奇。

说到陶渊明的本性，《归园田居》（其一）中有两句诗值得反复揣摩：“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是啊，既然百般“矫厉”也无法让自己心安理得地适应世俗的规则，那倒不如“守拙”，抛弃过往，奔向丘山。此处的“守拙”，守的是“安于愚拙，不学巧伪，不争名利”的本性，陶渊明曾说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既不能同流合污，也无法谄媚逢迎，因此，他谋生的才能被衬托的很是笨拙，他同所处世界也多有不合，这与屈原“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的感慨有异曲同工之妙。以守拙替代取巧，看似荒谬，实则动人，这简单的两个字透露出一股坚决和反抗，显示着他对自由和独立的向往，所以他才说为官是“以心为形役”，逃离官场是“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三、隐在何处。脱下官袍，穿上麻衣，陶渊明完成了从“士”到“农”身份的转变，也迎来了自己文学创作的高峰，在他的笔下，乡野田畴、鸟兽山川皆以一种宁静、恬淡的氛围被呈现。“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这是可见之景；“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这是可闻之声；“僮仆欢迎，稚子候门”“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这是可交之人；“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这是可做之事。陶渊明隐在田园，田园馈赠他的是视听的享受，是精神的解放，也是心灵的自由。如果说，辞官之前的陶渊明还有愤怒有孤独有迷惘有不甘，那么此刻他已在人与自然的平衡中与自我达成和解，实现了诗意地栖居。

陶渊明为后世文人描绘了一个理想中的“田园”，那是一处没有战乱，没有党争，没有倾轧的世外桃源。然而，真正的农村生活是枯燥且艰辛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就是最真实的写照。更不凑巧的是，陶渊明还是个不合格的农耕者，他缺乏种植和管理农作物的经验和技巧，所以，尽管他付出了“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努力，最终的收成依旧是“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客观地看，陶渊明回归田园存在着巨大的风险，但是我们反复阅读《归园田居》（其一）和《归去来兮辞》（并序）这两篇文章，竟寻觅不到他一丝一毫的抱怨和后悔。何也？

首先，陶渊明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农民，一个农夫断然写不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佳句，同理，他对土地的态度也超越了农人的功利性的生产，而是将其视为精神的寄托和生存的家园。其次，各种平常的事物（如桑麻、荆扉、南窗、东皋、孤松等）在他的笔下，不再是徒供观赏的参照，而是充满了色彩和情义，成为诗人可以“对话”的客体。“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在陶渊明的认知中，最痛苦的不是肉体上的忍饥挨饿，而是违背意愿后的自我折磨。所以，躬自稼穑、年谷不登对他而言都不是负担，他从对自然的审视和欣赏中获得了巨大的心灵满足，这份满足足以让他卸下多年的精神枷锁，实现对其失意仕途和清贫生活的超越。于是，陶渊明最终摆脱了传统文人归隐后“身在江海，心悬魏阙”的矛盾心态，成长为一个乐水的智者，一个乐山的仁者。

四、归去如何。归向田园的陶渊明是轻盈的，因为他为自己的生命找到了新的方向和体验。“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是他对农耕生活的由衷感叹：远离了世俗的应酬，也远离了世俗的束缚，居于陋室，或许门庭冷清，往来稀薄，得到的却是如刘禹锡“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一般的畅快。“户庭”和“虚室”亦指人的内心，当一个人心无杂念，就容易生出智慧，悟出真道，达到庄子所谓“虚室生白”的清朗境界。“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是《归去来兮辞》的收束之句，表达了陶渊明“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这两句诗虽然也带了些东晋玄言诗“寄言上德，托意玄珠”的特性，不免消极，却是发于真心，且饱含着自己对浮世名缰利锁的挣扎，对从复杂官场隐身而退的反省，因而显得格外的质朴纯粹。

    复归自由之境的陶渊明在涅槃重生的同时，也为历史留下了一笔丰富的关乎文学与精神的财富。从文学层面来看，陶渊明借助平淡朴素的语言将自己的日常生活和人生感悟汇聚成文，并创造了诸多情真意永又清远高妙的田园意象，如菊花、飞鸟、流云等，尤其是菊花，早已与陶公捆绑在一起，成为其人格的代表（“菊，花之隐逸者也”）。要而言之，陶渊明的诗文既不矫情也不矫饰，蕴含着极丰富的情感和趣味，难怪一代文豪苏轼怒赞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元好问也点评陶诗“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如《归园田居》（其一）采用白描的手法，不事雕琢却立体、动态地展现了整个村居场景。又如《归去来兮辞》中“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两句，仅用两个普通的意象便勾勒出个体的惬意、逍遥之态，且将一个一扫先前颓靡之状、归家心切的形象形诸笔端，果真是“如大匠运斤，无斧凿痕”。

从精神层面来看，陶渊明为后世文人提供了一个情感的归宿，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不如意或是厌倦了官场的时候，往往会想到陶渊明，想到他的《归去来兮辞》，并自我安慰：终会有一片陶渊明式的“南山”和“田园”属于自己。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人莫不如此。斯人虽逝，高情千载。陶渊明是唯一的，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没有把归隐作为终南捷径或是以退为进的筹码，他是真的隐退，并非故作姿态；也在于他回到田园后，面对环堵萧然、箪食瓢饮的生活，他并未愁眉锁眼，反而是甘之如饴，诗兴频发。而后世诸多的仰慕者、效仿者和追随者，或是缺少他的才气，或是缺少他的决绝，或是缺少他的胸襟，或是缺少他的真诚，总之，历史上终究没有出现第二个陶渊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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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鲁枢元.陶渊明的幽灵:悠悠柴桑云[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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