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传统文化底蕴

浅析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传统文化底蕴

 ,程凯敏

中共曲阜市委党校  山东济宁  273100

总体国家安全观吸纳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要求我们以整体、全面、综合的视角去观察和理解事物和问题。内涵丰富的传统文化智慧为我们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提供了实践路径，总体国家安全观也为我们吸收、运用传统文化提供了行动指南。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来源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安全思想

《周易·系辞下》中强调“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君子在国家安定的时候要不忘危险，国家存续的时候要不忘败亡，国家大治的时候要不忘变乱，强调当政者要有忧患意识，对可能威胁国家前途命运的困难和危险时刻保持警惕。居安思危，永不懈怠，兢兢业业，如此才能安身保国。明朝中叶是一个世界大转折、大变迁的时代。随着来自海上的倭患日益严重，明朝统治者不是主动迎击，反而强化了海禁，试图用关门自保的方式躲避祸患，这导致国家安全形势更加恶化。1840年，英国的坚船利炮轰开了自诩“天朝上国”的清朝国门。中英《南京条约》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自此，中国社会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风雨飘摇的中华大地成为列强瓜分蚕食的猎物，国家安全几乎荡然无存。

（二）中国共产党人的安全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的最突出的问题是保卫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保卫中国人民革命成果。新中国面临极其复杂的国家安全环境。为此，对内高度重视加强军事力量建设和国防建设，发展现代化陆海空军事力量，研制原子弹和氢弹等战略性新武器；对外寻求合作、争取构建国际统一战线，先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两个中间地带、三个世界划分理论。1949年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国家安全理念是典型的传统国家安全观。

20世纪70年代，美苏关系逐步缓和、中美关系逐渐改善，相对和平的安全态势开始显现。中国领导人对世界局势和国际安全环境的认识和判断也发生了变化。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重要论断，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关键在于自身的发展，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建设应服从于经济建设，经济发展是国防建设的有力且必要保障。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逐步形成，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不断涌现。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金融危机和跨国犯罪等逐步成为威胁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

江泽民指出当时的国家安全应关注涵盖政治、军事、经济、科技以及文化等多领域的综合安全，其中经济安全最为重要，经济发展是当时维护国际关系和保障国家安全最为关键的要素，我国外交的首要任务即为经济建设提供和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美国“9·11”事件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均重新审视并高度关注恐怖主义威胁及其危害性，随之非传统领域安全问题日趋被重视。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相互交织”，非传统领域安全首次正式进入中国官方文件。

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外部面临西方国家“中国威胁论”的国际舆论压力，内部面临“台独”“藏独”和“疆独”等势力的分裂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了巨大影响。在此安全环境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准确把握时势，认为“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提出要对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国家安全的战略目标主要是对内求发展、求和谐，对外求合作、求和平。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特征

（一）吸收“天人合一”为中心的理论精髓

《淮南子》认为“天地运而相通，万物总而为一”强调了世界的统一性、整体性特征。“总体国家安全观”继承了中国古代“统体论”的精髓，统体思维把世界看成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强调要从总体上认识和把握各种矛盾；同时还借鉴了现代“系统科学”理论，强调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系统性；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论，马克思从整体的视域考查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是一种全新的安全理念和思维方式。“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的是一种大安全观，涉及各个领域、各个方向、各个层面。2014年4月15日，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理念，包括十一方面内容；2015年7月1日，又增加了五方面；2022年4月15日，又增加了四个方面的内容。总言之，“总体国家安全观”理念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的过程，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将会注入新的内容。同时这也证明了安全工作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涉及各个行业和领域等诸多方面，维护重点领域的国家安全显得尤为重要。

（二）借鉴“居安思危”为原则的发展理念

《论语》认为“人无远虑, 必有近忧”，《孟子》中强调“生于忧患, 而死于安乐”。总体国家安全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家安全要素越来越多、结构越来越复杂、联系越来越紧密，就如一张相互关联、彼此交互的“蜘蛛网”。另一方面，国家安全风险不是单独存在的，它是各种风险组成的风险综合体，牵一发而动全身，就是我们常说的“蝴蝶效应”和“多米诺效应”所产生的综合效应。一个微小的安全风险会传导、增加、升级、放大，使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局部风险演化为系统性风险，雪球越滚越大，共振燃爆，最终形成系统性风险，危及总体国家安全。

随着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风险综合体各要素也会发生动态变化，造成风险综合体充满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特别是在百年变局下，时代之变、世界之变、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以及加速演变，“黑天鹅”“灰犀牛”出现的频率是越来越快，越来越多、越来越难测、越来越难控，只有拥有迭代新思路，即快速、高频地进行结构性调整、优化，才能适应这变幻莫测的各种安全风险挑战。

（三）继承“天人合一”为核心的生态哲学思想

《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的大肆掠夺所造成的空气污染污染、环境恶化、资源枯竭、全球气候变暖等生态安全问题已成为全人类面临的共同安全挑战。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对自然界的大肆掠夺所造成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气候变化等生态安全问题已成为全人类面临的共同安全挑战。生态文明思想基于历史、立足当下、面向全球、着眼未来，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可持续性。

可持续性讲究国家安全的长远性，就是算大账、算总账、算长远账。在处理国家安全事务时，不能只看到当前的安全而不考虑未来的安全；为了长远的国家利益、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甚至可以牺牲眼前的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确立了包括绿色发展在内的新发展理念，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推动绿色发展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历史和全局高度，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强调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文明思想基于历史、立足当下、面向全球、着眼未来，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可持续性。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国家安全理念的重大创新，同时也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并且作为一种方法论贯穿于总体国家安全观战略思想的始终。要求我们在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时候，树立大安全观、全局观、整体观，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视角上统筹和发展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国家安全放在新发展格局和新安全格局中进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