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台湾电影涌现出的原住民文化与在地经验，对少数操持后殖民文化理论的台湾学者具有别样的意义，不仅以此“高标”人文关怀与现实批判的立场，而且赋予了十分重要的政治功能。而香港电影注重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殖民文化的衔接，在地经验却遭到贬抑，这种殖民文化身份的自觉承受以及所强调“非中非西”的特殊性，造成了“自大”与“自卑”的两种极端心理。后殖民文化理论与批评所设立的东西方对峙，在泰国电影中已经消失，“殖民意识”即是“在地经验”。对泰国电影来说，经济获利固然十分重要，但我们认为，泰国电影的这种自堕“妖魔化”陷阱的做法，恰恰隐藏着破除西方进一步“妖魔化”以及理性“去魔化”的积极的文化建设策略。
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
2009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