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研究

黑格尔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研究

沈占胜,王春月

（北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吉林 132000）

【摘要】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问题是把握市民社会理论的关键线索。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是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直接理论来源，弄清楚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究竟是如何运行的，运行的逻辑何如，为理解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打下理论基础，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市民社会 黑格尔 非伦理性

前言：

关于市民社会起源问题，多数学者习惯从古希腊开始研究，但事实上我们现在所提的市民社会是指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社会。在我国，市民社会一词来源于对“civil society”的翻译，我们知道的“市民社会是普遍法制的公民社会……是文明进步的社会”[1]。

20世纪60年代，国际学术界开始了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探讨。至今，这一话题依然火热，学者探讨的角度很多，但鲜有文章或专著专门对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问题进行探究。黑格尔是对这一问题最先开始探讨的，并且还给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建议，让国家来解决市民社会当中的一系列问题。

关于市民社会的形成，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当中有明确的描述：“市民社会是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虽然它的形成比国家晚。其实，作为差别的阶段，它必须以国家为前提，而为了巩固地存在，它也必须有一个国家作为独立的东西在它面前。”［2］197此句论述中黑格尔主要提到了两点：1.国家决定市民社会。他强调市民社会是以国家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只有在国家的庇护下，人们才能释放自己的特殊性，人们才能茁壮成长和快速发展。2.市民社会是现代的。也就是说在古代伦理社会当中的人是没有主观自由的。即使在西方文明起源地之一的古希腊，主观自由的观念开始在少数人心中萌发的时候，它还是没办法落实到当时的伦理共同体社会当中。在城邦制的社会里，奴隶只有对主人无条件的服从，除了闭上眼睡着的那一刻开始，他的身体、灵魂是自由的，除此之外他都是被“束缚”的，没有任何自由可言。那在市民社会中的人是什么样的呢？黑格尔也给出了明确的回答，他说“具体的人作为特殊的人本身就是目的”“每个特殊的人都是通过他人的中介，同时也无条件地通过普遍性形式的中介，而肯定自己并得到满足。”［2］178这样的描述给我们展现了一幅生动的市民社会场景，市民社会中的人把自己当做目的而不是工具，他们只追求个人的特殊利益和自由，非常注重个人的人格地位是否受到尊重，极少考虑他人的看法或感受，人与人之间是相互分离的，这在市民社会当中是非常常见的现象。同时，人与人之间又因各自的现实需要进行着普遍的联系，个人要想实现自己的目的、达成自己的愿望就必须把他人当作中介才能完成自己所想。这时的人既是“自私自利”的，又是“互相帮助”的，他们同时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

黑格尔对市民社会有这样的观点是跟他本身的逻辑体系是分不开的。他非常重视自我意识的运动，在他看来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都是虚假的，都是自我意识或精神自我外化的中介。在《法哲学原理》当中，黑格尔也说哲学探究的其实就是理念。在理念或精神被黑格尔安放好之后，他便开始了他的抽象的三段论逻辑的分析。第一阶段为抽象的普遍性环节。之所以说第一阶段是抽象的，是“因本性、需要、欲望和冲动而直接现存的或者因之而存的、被给予的和被规定的内容都消融了”［2］38，尘世间的一切都是抽象的，尘世间的一切都被消融了。第二阶段为具体的特殊性环节。在这一阶段黑格尔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纳入到他的逻辑体系当中，我们吃的饭、喝的水不再仅仅只是理念了，而是真真实实能填饱我们肚子、给我们解渴的饭和水。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不是随意过度的，其中的逻辑是非常严密的，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第二个环节已经包含在第一个环节中，它只是把第一个在环节中本来就已存在的东西设定起来而已”［2］41。这样的过度很自然的引出来了第三阶段。第三阶段则是二者的结合，即具体的普遍性环节。两者的结合“是在自身中反思并通过这种反思返回到普遍性的特殊性--即单一性”［2］43。在这一环节中，理念既不是普遍的，也不是特殊的，而是两者的统一。

黑格尔看来，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是同时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三大领域。同时黑格尔也论述了这三者的关系，这样的论述是和他的思想逻辑体系是分不开的。“现实的理念，即精神，把自己分为自己概念的两个理想性的领域，分为家庭和市民社会，即分为自己的有限性的两个领域”［2］263。首先，黑格尔认为国家是先于市民社会存在的，它是市民社会的目的。市民社会和家庭仅仅只是精神分化出来的两个领域，这两个领域对黑格尔来说它们是不现实的，还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它们必须要以国家为前提才能得以存在和发展。其次，国家的目的还是国家。国家给市民社会和家庭提供司法保障、制度保障等保障制度，同时市民社会和家庭的进步也是为了国家，它们会进一步反哺国家，精神要进一步发展为现实精神。

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被黑格尔讲述清楚之后，黑格尔才指出市民社会具有非伦理性。“这里，伦理性的东西已经丧失在它的两极中，家庭的直接统一也已涣散而成为多数。”［2］198“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但是，如果他不同他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2］330。人本身应该同时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双重特性，但在市民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仅以实际需要联系着，这样的一种联系是十分不可靠的，它很容易因为双方目的、利益的不同而断裂，这样的一个具有非伦理性的市民社会必定会土崩瓦解，这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事件。产生这样现象的原因很简单，市民社会中的个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是抽象的，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还是会存在着大量的实际差异。当人与人之间没有普遍的交往之后，人只把自己当做“个人”或“原子个人”，人与人之间的实际差异会无限放大，实际差异不仅有先天的自然差异，还有后天的社会差异。这样的差异被无限放大，必定会产生贫富差距，使得富的人更富、穷的人更穷。当贫富差距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富有的人越富裕，贫苦的人越贫穷，这个时候就会有“超级富人”和“贱民”两极对立的局面。“当广大群众的生活降到一定水平--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自然而然得到调整的水平--之下，从而丧失了自食其力的这种正义、正直和自尊的感情时，就会产生贱民”［2］244。要特别指出的是黑格尔这里所指出的“贱民”不仅在物质方面是贫乏的，他们的精神同样也是极度贫困。市民社会中的贱民他们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常常露宿街头、食不果腹，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下，贱民们自然而然的会仇视富人、敌视政府，贱民的存在是使市民社会自我瓦解的重要力量。

就像黑格尔最求自己哲学体系的完美一样，他不会仅停留在分析问题的层面上，同时他还对市民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给出了相应的解答：1.同业公会。同业公会有能力防止其公会的成员沦落为“贱民”，虽然能力是微小的。2.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中的个人虽然是自由的，但其本身的非伦理性却难以在个人的自由中长存。“国家必须在更内在的意义上支撑市民社会，必须对市民社会内部的伦理机制进行培育和支持，这样的市民社会才会有伦理功能，其成员才能在实际生活中获得教养，超越主观任意，达到对普遍性的认同。”[3]

参考文献：

[1]列奥·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史[M].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第714页.

[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3]张双利.重思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J].学术月刊，2020,52（09）：15-27.DOI：10.19862/j.cnki.xsyk.00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