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风险约束下新旧动能转换的文献综述

防风险约束下新旧动能转换的文献综述

于文武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扬州 225127）

摘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亟需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围绕这一现实问题，现有文献主要从经济发展阶段与动能转换、新动能与新旧动能转换的内涵、新旧动能转换的路径选择与机制设计四个方面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

关键词：防风险约束  新旧动能   综述

一、经济发展阶段与动能转换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发展阶段大致可以分为以马尔萨斯模型为代表的贫困陷阱状态、以刘易斯模型为代表的二元经济发展和以索洛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蔡昉，2013）。其中，技术进步能够提高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突破有限资源的束缚，从而实现索洛式经济增长，被视为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根本动力(Hansen and Prescott，2002)，而人力资本积累因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之间的互动机制成为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关键动力（Galor and Weil，2000；Doepke，2004）；产业结构升级通过促进要素流动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Lewis，1954；Ranis，2004），通过学习效应提高了劳动生产率（Young，1991；Lucas，1993），被视为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直接动力；制度变迁则因制度改良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刺激经济效率（Yeager，1999）而成为促进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重要动力。Porter（1998）则根据国家竞争力的发展将经济发展划分为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和财富驱动阶段。无论是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看，还是从国家竞争力理论看，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阶段，需要实现动能转换（段文斌，2018）。

二、新动能与新旧动能转换的内涵

新动能是新生产力发展趋势下形成的一系列覆盖面广、涉及面宽、触及层次深的新经济活动。“新动能覆盖一二三产业，重点是以技术创新为引领，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以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等新生产要素为支撑，体现了新生产力发展趋势，是实体经济发展升级的强大动力”（李克强，2017）。新科技和产业变革是新动能的根本推动力，新旧动能转换既包括发展“四新产业”，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在产业总量中的份额（李晓华，2018），也包括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提升传统产业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和质量效益，降低资源能源消耗，部分落后产能可能还需要“关停并转”。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点和难点是供给体系质量效益的全面提高，是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张立群，2016）。

三、新旧动能转换的路径选择

一是依靠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实现动能转换。新旧动能转换要促进企业创新动能（郑江淮等，2018），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和高技术产业发展（孙彦明，2018），使新兴经济业态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以实现制造业新模式、农业新业态、服务业新领域的拓展深化，大幅提升我国产品和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激发传统动能的新活力，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余东华，2018）。培育新动能可以依靠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带动实体经济优化配置、效率提升以及前沿性创新带来的增长潜能（刘世锦，2018），也可以通过自主创新带动产业升级（郑新立，2017）。二是通过消费需求的扩大与升级推动动能转换。促进消费需求的扩大应重点推进供给侧改革。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转移支付和收入再分配政策有助于提高总消费、扩大总需求（孙凤、易丹辉，2000；朱国林等，2002；苏良军等，2006；杨汝岱、朱诗娥，2007；段先盛，2009；娄峰、李雪峰等，2009）。财税体制改革和地方政府激励机制改变是启动居民消费的有效手段（陈斌开等，2014）。政府应转变以往财政政策调控思路，逐步由大规模政府支出刺激政策向结构性减税政策调整（卞志村、杨源源，2016）。制约消费结构升级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王国刚，2018），促进消费结构的升级应重点推动技术与知识创新（郑江淮等，2018），改善供给结构，提供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高质量、高性能产品。能否通过产业自主创新实现“持续改进生产技术（方法）、提高产品质量、有效填补‘供给缺口’，促进消费升级”是新时期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孙早、许薛璐，2018）。

四、新旧动能转换的机制设计

在新旧动能转换的总体机制设计层面，应通过推进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的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中央顶层机制设计和各个层面的合约设计（田国强，2014），从激励相容的角度协调经济部门及各参与主体的利益，提升参与者的积极性与要素使用效率，共同促进新旧动能的转换。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具体运行机制层面，应以要素配置市场化、完善产权制度为重点，同时发挥财政、货币、产业等政策的保障作用。一是以要素为“基”（杨蕙馨和焦勇，2018），充分发挥市场在促进生产要素流动、资源再配置和新兴产业发展方面的基础性和关键性作用（郭克莎和汪红驹，2015），让创造性破坏机制发挥作用，出清无效产能，纠正资源在产业内的配置失误（蔡昉，2018），不仅使该“去”的无效产能被新动能替代，还要把被过剩、无效产能占用的生产要素转移到新动能中，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洪银兴，2018）；二是完善产权制度，重点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同时健全和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体系及其执行机制，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评估和交易体制（江飞涛，2014），充分发挥产权制度的有效激励作用，促进创新和新旧动能的转换。三是继续加大金融、财政税收等各方面改革，逐步消除对民营企业的政策歧视，并针对不同产业主体采用不同激励手段，激发民营企业创新活力，提高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余明桂等，2016）。

通过上述文献梳理不难发现，虽然关于新旧动能转化的研究已经取得丰富的成果，对中国经济进入发展新阶段、新动能的内涵等问题基本达成共识，但仍有一些关键问题亟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是对新旧动能转换进程中的风险冲击及经济平稳性的讨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稳中求进一直是中国经济工作的总基调，同时也是加快动能转换的必要条件，但现有研究缺乏对新旧动能转换期间风险防范及经济平稳性的考虑，对实现长期发展目标与应对短期风险冲击之间的相互协调问题考虑得不充分。

二是对新旧动能转换进程中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影响的讨论。现有研究虽然认识到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具有显著的时空特征（余泳泽，2015），但对新旧动能转换的内外部条件的讨论不够充分，尤其是缺乏关于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市场化程度、开放程度、营商环境等区域异质性特征对新旧动能转换影响的讨论。

三是基于系统、结构和整体的国民经济分析框架对路径选择和机制设计的讨论。国民经济是一个承担着社会功能的运行体系和不断演进发展的有机整体，在思考动能转换的路径选择和机制设计问题时，需要基于国民经济系统、结构和整体的分析框架来考察，这是基于国民经济运行新格局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角度来认识新旧动能转换的理论逻辑在实践层面的自然延伸（段文斌，2018），但现有研究缺乏对新旧动能转换路径选择与机制设计的系统性考虑，从多维立体角度考虑转换路径的研究不够深入，对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产权保护机制、政策协调机制之间的相互协调问题考虑得不充分。可见，系统探讨防范重大风险约束下的某一区域的新旧动能转换问题已成为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现实问题和科学问题。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防风险约束下的江苏新旧动能转换研究》（2021SJA2029）；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经费资助课题《乡村振兴战略下江苏省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结构优化与模式创新研究》；扬州市科技局创新支撑计划软科学研究项目《高质量发展导向下扬州市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与路径优化研究》（YZ2022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