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南昌 330022)
【摘 要】作为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内战可以说极大地影响了后续美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而关于美国内战史的研究在美国史学界可谓经久不衰。在内战结束后的一百五十余年间,围绕内战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等问题,产生了大量内战史研究方面的经典著作。每一代美国历史学家从各自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出发,对内战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诠释。其中,出现于20世纪30-40年代的修正主义史学家对美国内战史的研究以其独特的观点而引人注目。他们一改此前民族主义学派在内战起因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等方面的观点,提出了内战“无必要论”,并认为内战对美国国家和社会的作用并没有像民族主义史学家所认为的那么大。修正主义学派的内战史研究深化了人们对美国内战的认识,推动了美国内战史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美国内战修正主义史学家 内战史
美国内战结束后,美国史学界就内战发生的原因进行了持久而广泛的讨论。受限于不同的成长环境和时代的影响,内战史学家们对美国内战的诠释各不相同,形成了不同的内战史研究流派。其中,兴起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修正主义学派受当时和平主义思潮的影响,对内战的起因做出了全新的解读,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内战史学的发展。
由于受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欧美颇为流行的“和平主义思潮”的影响,以克雷文和兰德尔为首的“修正主义学派”开始在美国史学界崭露头角。他们用内战“无必要说”修订了此前民族主义学者和进步主义学者对内战的解释。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这些被称为“修正主义者”的年轻一代史学家们,在历史学家中赢得了广泛的支持。
在对内战发生的起因上,克雷文首先驳斥了地区差异说。事实上,南北双方的地区差异是一直存在的,但是克雷文认为这种差异性并不足以使得内战爆发。南北地区间的差异被有意夸大了,而南北双方的激进分子只是利用民众的无知,去故意挑起南北双方的对立。奴隶制作为地区差异之一相对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政治家们只是为了在19世纪50年代的政治斗争中获得优势才利用了奴隶制[1](P199)。随后克雷文进一步指出南北双方之所以会爆发冲突,是因为情感的因素在人们心中发挥了作用。人们将他们的对手与不光彩的象征联系在一起,并以道德制裁为自己的利益加冕。南北双方的人民都为了自己心中的正义而战斗,最终才使这场不必要的战争爆发。在思想领域,北方人民认为南方的奴隶制与他们传统的道德观念是不相容的,这一制度阻碍了他们在美国的民主实验的进程。南方人民则认为宪法赋予了他们拥有奴隶的权利,如果北方想要废除奴隶制根据州权理论它们完全可以要求独立。而在经济领域,南北方也有着诸多矛盾。北方在建立统一市场,人口自由迁徙等政策方面屡次遭到南方反对。而南方也不同意设立高关税,对粮食问题的态度和西北地区农民也有巨大的利益冲突。于是在道德和经济利益的夹击下,南北方的矛盾不断加大,最终导致内战爆发。
和克雷文的观点一样,兰德尔也认为战争是可避免的。他用“有组织的谋杀”以及“人类的屠宰场”来描述内战,在他19世纪40年代发表的论文中他把内战的一代人称为“浮躁的一代人”。兰德尔将运用在人类个体的精神病理学研究运用到内战史的研究中。在他看来:“当一个国家陷入战争,或者当人们发现自己已经被卷入战争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心理变态案例”[2](P11)。对于战争爆发的原因,兰德尔也认为奴隶制、州权、南北文化上的差异这些词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必须加上情感的因素,是双方的狂热分子在不断地煽动舆论,导致南北双方的误解越来越大。
在20世纪40年代,以克雷文、兰德尔为首的修正主义学派获得了越来越多美国人的青睐。这种对内战无必要论解释能够获得成功,很大原因是由当时的环境所决定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厌恶战争,战前认为战争能解决问题的乐观情绪也开始退散,战争对人们所带来的伤害是永久的。这种在内战中明确表达对战争厌恶的观点无疑非常契合当时人们的心理,因此修正主义学者对内战的修正观点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大量支持。
结 语
受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平主义思潮的影响,修正主义学派的对内战史研究的解释在20世纪30、40年代受到了美国史学家的普遍关注,并在内战史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伴随着二战后“冷战”的兴起,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民众对战争的看法也随之发生了改变。一些历史学者开始指责修正主义学派太过于强调战争所带来的危害,这种一战以来的反战史观反而使得民众缺乏对战争的准备,也完全忽视了战争所带来的益处。因此,相对于民族主义史学派以及进步主义史学派对内战的解释,修正主义史学派对内战解释的并没有持续影响美国史坛。
对修正主义学派的内战史研究批评大多集中于它的反战史观。美国新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就指责说:“修正主义者掩盖有意忽视了奴隶制对内战发生的影响,因此他们对战争的叙述没有涉及核心的问题。人类冲突是人类行为的长期伴随物。如果在叙述这段历史时就好像它从未存在过,那就排除了人性的道德维度。修正主义史学家用乐观的感情主义寻求逃避道德决定的严峻要求。这是现代多愁善感的产物,它以表面的客观性的名义回避本质的道德问题
”[3](P971)。最终,修正主义学派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开始逐渐失去支持。当他们(指修正主义学派)否认观念对大众态度的决定性影响,忽视了奴隶制在道德和经济方面的重要作用,强调民主政治的局限性、信赖南方的政治体制,以及像比尔德的决定论那样丧失道德准则时,实际上就已经走到了经验性调查研究的反面,重新回归传统了[4](P444)。
兴起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修正主义史学派发表的一系列对内战的新观点无疑迎合了当时美国民众的反战心理。但其自身理论中存在的缺陷使它很快让位于其它的内战史新解释。20世纪50年代以后,为适应美苏冷战格局的需要,美国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传统逐渐复苏,而修正主义学派的内战史解释因不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随即淡出人们的视野。
参考文献:
[1]Bonner T N. Civil War Historians and the" Needless War" Doctrine[J].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56: 193-216.
[2]Randall J G. The Blundering Generation[J]. The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1940, 27(1): 3-28.
[3]Schlesinger A M. The Causes of the Civil War: A Note on Historical Sentimentalism[M]. Bobbs-Merrill, 1949.
[4]恩思特·布赖萨赫:《西方史学史:古代、中世纪和近代》[M]. 黄艳红、徐翀、吴延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基金项目:江西省教育厅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美国修正主义学派的内战史学研究”(项目编号:YJS2021041)
作者简介:曾炯(1998-),男,江西丰城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