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视域下佤族题材影片的价值建构

共同体视域下佤族题材影片的价值建构

霍歆

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省昆明市 650500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本,民族团结之魂,亦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的思想基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佤族地区经历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变迁。佤族题材电影作为反映佤族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窗口，从不同侧面折射出佤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的嬗变，以及民族传统与现代文明的相融相异。纵观佤族题材影片的创作，首先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做出了多样探索，其价值取向值得借鉴。其次是佤族文化的多元化展示，已经成为佤族当代发展的影像见证。再次是在呈现佤族原生态景象、民族歌舞以及风俗仪式等方面，体现出了较为独特的美学风格和艺术特征。

关键词：佤族题材影片、中华民族共同体、价值传播

一、共同体意识的建构

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也是这一地理空间的文化和精神共同体。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的形成既是各族群在基因融合背景下的物质团结形式，也是在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上形成的共同体的精神团结形式。在有关民族题材的电影中民族文化是其重要载体，特别是新时期至20世纪90年代末是少数民族电影高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电影精彩且永恒，为统一的中华民族意识的形成和多元的少数民族的文化身份认同贡献了力量。文化身份主体意识发展到后期，在多变的、多元化的文化融合影响下以及商业化的冲击下，在少数民族电影中有了新的考量。佤族电影在中国少数民族创作中散发着独特的艺术魅力，承载着深厚的民族文化意蕴，体现了独特的文化符号和文化身份认同，但在全球化格局和跨文化语境中产生新的文化焦虑这一文化现象。

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本,民族团结之魂,亦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的思想基石。要正确认识民族艺术价值。民族艺术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文化的地域特征和艺术形式的民族特色；另一方面是作品所承载的思想内容的进步意义。

二、佤族题材影片概述

（一）“十七年”时期

中国少数民族电影银幕的黄金时代“十七年”（1949-1966）。这一时期中国电影经历了新生与成长。呈现在中国银幕的“十七年”，是中国电影发展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十七年”时期，民族电影中的民族风情以电影手段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这一时期是中国民族电影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时期。在民族音乐、民族传说、民族服饰、民族语言、文化习俗等少数民族文化再现的同时，也以各民族和谐相处的民族团结为主题，表现打倒剥削阶级后新中国为少数民族人民带来的身心解放和幸福生活。如1957一1958年摄制的(佤族),纪录了云南西盟山佤族从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情况。除拍摄了“窝郎”、“头人”、“魔巴”为主组成的村寨组织、部落联盟、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外,对特殊的习俗剽牛、拉木鼓、砍牛尾巴、猎取人头祭祀等也有所反映。影片的拍摄重点是佤族的原始社会形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剖析和描述,真实纪录西盟佤族生存环境及其行为方式、社会状况。影片的拍摄重点是佤族的原始社会形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剖析和描述，真实纪录西盟佤族生存环境及其行为方式、社会状况[1]。

（二）新时期至九十年代末的佤族题材电影

在经历了“十七年”的黄金时期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半空白时期之后，改革开放为少数民族电影带来了重生。这一时期的电影在叙事方式上也有所发展更新，在新时期的社会、政治下“信仰的追逐”无疑成为这一时期少数民族电影的特点。电影的情节和叙事方式受时代的影响，台词的设计也是贴合当时当地的情景，例如在《孔雀飞来阿佤山》中阶级斗争强烈，在未被共产党启蒙之前佤族对汉人抱有一定的成见，如该片讲述了1950年春，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云南边疆。奉命前往阿佤山安嘎部落开辟工作的我军民族工作队，在队长白文进、副队长王辉的率领下，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依靠群众，尊重宗教，不放一枪一弹。但由于蒋帮残匪的破坏和历史造成的民族隔阂，阿佤人民尚未觉悟，表现出狭隘的“民族热”和对外来的汉族强烈的不认同感，但在影片中中国共产党的出现及启蒙来扭转这种强烈的不认同感。这部影片体现了那一时期革命意识形态灌输到不同族群主体并加以转化的历史事实，在意识形态上具有高度的统一并形成独具特色的叙事方式。在轰轰烈烈的革命背景之下，国家的意识形态成为少数民族电影中文化身份最主要的表现。这一时期的身份构建是与国家政治相关，在意识形态上具有高度的统一。新时期至 90 年代末的少数民族电影正在逐步将民族身份与民族文化认同根植于电影的创作之中，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电影精彩且永恒，从统一的社会民族意识走向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的变化中。

（三）新世纪时期的佤族题材影片

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化政策不断完善。自2003年３月提出将“两个共同”作为新世纪民族工作的主题之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文化强国”、“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政策思路不断得到强化。例如，电影《翻山》该片在中缅边境临沧市沧源县境内拍摄，历时三年。全片以几个佤族青年的散漫生活为主线，透射他们的心理遭遇。由于受到一种理解冲动的诱导，青年的生活也变得紧张剧烈，他们接受着自然的教育，虽然他们本身就是亚热带自然的一部分，恋爱、破案、回忆……每个人每天都翻着这座那座亦新亦旧的山，每个人每天都克服着自己心理酝酿的山。山区青年的日常生活、老者对过去残酷“猎头”习俗的讲述，因为理解原谅而不断自然变形的故事，牵引着观众一道匀速呼吸，一道深入这部关于青年对老年人经历发生激情的电影。又如，电影《孔雀眼》讲述了以佤族的婚姻、爱情、文化等为背景，讲述了60年代一位美术院的学生沐寒风到翁丁村体验生活时与当地的佤族少女叶那产生的一段情感故事。纯美的爱情在叶那带着沐寒风走进司岗里（佤族语：从山洞走出来的人类的意思）、见识崖画孔雀眼（佤族语：祈福祝愿的意思）的壮美中渐渐萌芽。当叶那冒着生命危险带着沐寒风为寻找画崖画的赤铁矿从天坑回来时，纯美的爱情已经在两个人之间昭然若揭。

总的来说，新世纪的少数民族电影有着多元化、大众化的情节，不在局限于单一的民族情怀。多样化的少数民族电影形态为电影创作发展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并在可看性与商业化中寻找更为合适的发展方向。

三、佤族题材影片对民族文化身份的构建

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就被纳入到了国家叙事的主流话语之中，透过影像所体现出来的少数民族民族认同问题。文化的独特性和情感的共通性形成了具有特殊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的少数民族电影[2]。对于佤族这样人口数量较小的少数民族来说影像中构建的民族文化形象既是对中国现实的主动表达，也是一种文化话语权的争夺，它有利于防止中国一部分区域或一部分民众被继续的遥远化甚或他者化，也是为了打破佤族与大环境的隔阂。新世纪佤族题材电影作为佤族精神和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在保持传统的同时需要不断的创新发展，民族文化需要坚守更需要融合，民族电影的传播对中国电影事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不断提高自身同时也带领其他少数民族共同走上和谐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杨光海.从事影视人类学36年的回顾与思考[J].民族研究,1996(02):10-12.

[2]饶曙光.少数民族电影:多样化及其多元文化价值[J].当代文坛，2015，（0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