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止于宣传到深度参与，媒体发展如何影响社会治理

从止于宣传到深度参与，媒体发展如何影响社会治理

史向召

河北美术学院  河北省石家庄市 050000

摘要：随着中国从单位制、街居制转变为社区制，中国政府对社会的管理也逐渐向治理转变，而各类媒体的使用，成为了实现治理的途径之一。其中标语、社区报、网站论坛、微信五种媒介在不同时期，不同角度受到了绝大多数学者的关注。而媒体对社会治理影响的显著性扩大以互联网在中国的蓬勃发展为分界点，大量观点认为，随着互联网媒体的出现以及兴盛，政府或者说官方在互联网媒体的助力下，利用商业、互联网等思维，改变了生硬说教、止于宣传的刻板影响，通过碎片化的、温和的、隐性的方式实现了社会治理。

关键词：媒体形式、社会治理、互联网媒体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从单位制、街居制转变为社区制，中国政府对社会的管理也逐渐向治理转变。管理与治理虽一字之差，但管理强调政府自上而下，以权威的地位对社会、居民进行层级式的管理；而治理则是强调政府、市场、企业、NGO、公民等其他角色的多方参与，在平等的关系网络中共同协商治理。不论是管理还是治理，中国政府在向社会传递其意志，向社会施加其影响的过程中，媒体的参与都是不曾缺席的。其中标语、社区报、网站论坛、微信五种媒介在不同时期，不同角度受到了绝大多数学者的关注。

一、前互联网时代：标语与社区报

（一）标语

有学者曾指出，标语在中国的治理方面，具有目标导向功能、社会化教育功能和动员激励三大功能[1]，可以起到赞颂、动员、警示等作用[2]，是透视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窗口[3]。标语之于治理的功能，在学界颇有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在我国当代的语言生活中，户外标语是一个社区的语言生活乃至精神生活的最直白的表现[4]，是一种积极的政治手段[5]；但有的学者认为标语在发挥其治理功能时，存在动员力强但内容违法，违背人文精神且流于形式过多过滥；具有强迫性又无约束能力、时效性、不像电子传播媒体那样快速并长久流传等问题[6]。

正因为标语所具有的强迫性，公民对标语的制定过程毫无所知,这影响到了治理的效果[7]。随着人们的利益诉求与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发展，标语受众对象开始习惯于用自身视角、价值观念去观察、判断外界事物，不再是简单的去接受现成观点，这种说服力更趋弱[8]。

（二）社区报

中国的学者在探索社区的社会治理功能时，认为社区报的社会治理功能在于教育、引导、服务居民，是居民的完全服务手册[9]，能够赢得居民归属感[10]，为居民排忧解难，组织居民自主举办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增进邻里关系[11]。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各种不当群体事件[12]。通过媒体探照灯功能，引起基层政府和公民的共同关注[13]；提供公共交流平台，保证公民制度化、常态化的表达渠道；践行公共监督，在一定范围内形成舆论压力，督促社区管理者工作[14]。

然而，在中国，真正的社区报纸、广播和电视并不多见，已成立的社区媒介徒有社区报之名，却仍主要承担自上而下的宣传任务，未真正有助于实现自下而上的社区自治和社区建设[15]。社区报动员式的沟通方式强在对于政府倡导的推动,弱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自我认同感和参与感，社区报容易会变成纸质的黑板报或是街道工作的简报[16]。

从大量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标语及社区报等传统的媒体不仅没有在促进多元化社会治理上有所体现，也无法帮助中国政府有效地传播其官方意志，增强其话语权，促进其进行社会管理。

二、互联网时代：网络论坛、微博、微信

（一）互联网的社会治理功能

互联网可以通过改善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技术手段，提升基层政务的透明度，提高基层政务的回应性，促进社区治理主体的问题解决能力[17]。与此同时，帮助社区治理主体由管理者转变为协调者、仲裁者与冲突的解决者；克服政策参与主体的单一性，引进公民、非政府组织等角色，通过协商的方式协调利益，实现自我管理和风险与利益的共享，使得社区治理从传统的层级化治理，转向了网络化治理[18]。

除此之外，互联网还实现了对社会大众的赋权。在传统环境下，传统渠道的意见表达成本高；实名又使得居民产生心理负担，造成表达不畅[19]。互联网这一媒介形式也突破诸多限制，实现了居民与社区治理主体间的平等对话和理性协商，从而促进社区的活动动员、社区管理和社区建设[20]。

不过互联网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不仅产生了积极作用，还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譬如非理性政治参与成为影响政治稳定的不利因素[21]，群体意见缺乏代表性、建议缺乏理性、网络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意识淡薄[22]。互联网的虚拟感，使得社区居民临场感过低容易滋生极端情绪与观点，引发病毒式传播[23]。跨社区的“过度维权”式集体行动，进而对基层社会与国家治理产生巨大挑战[24]。

三、媒体参与下社会治理的进一步实现

通过综述相关文献，我们可以发现媒体的不同形式与社会治理之间存在着互相影响，彼此构建的关系。有学者通过对历史报刊的分析发现了官方的宣传存在着一条人们从积极宣传到害怕宣传再到漠视宣传的发展脉络

[25]。

我们通过分析从前互联网时代的标语、社区报和电视，到互联网时代的网络论坛、微信和微博等不同形式的媒体，发现官方意志在对社会进行治理的过程中，其影响力随着媒体形式的流变也在不断缩减，特别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官方、民间两个舆论场间割裂愈发扩大，塔西佗陷阱屡次出现，相反社会大众、自媒体、非公益组织的力量则是在不断增强。

但这并不能说明政府对于社会治理的实现愈发地困难和失效，尽管官方对自媒体的监管不断加强后，互联网海量高速的信息传播和传播的低门槛特质，依旧令官方的直观、显性的管理顾此失彼，只能在执行力度上有所改进。但这只能代表原来那种具有强制力、仅仅停留在宣传、命令和要求层面的治理方式越来越不合时宜。互联网作为一种价值中立的工具，也可以被官方用来顺利地实现社会治理。特别是近年来官方通过利用商业、互联网等思维，通过更为温和、扁平化的方式，将自身的目标和意图分散化、碎片化，令官方意志更为有效地深入到社会大众的观念中和认识里，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人们从积极宣传到害怕宣传再到漠视宣传”的局面，更加有效地实现了社会治理，

例如“帝吧出征推特”、“《我和我的祖国》电影”等现象，权力或政府管理者主体温和地将官方意志、话语等信息置于一个娱乐圈偶像、饭圈文化、贴吧等容易被人所接受的来源中，然后这一将官方意志和民间娱乐相混合的信息被宣传者以新颖时髦的形式传播给社会大众，这样一来，权力或政府管理者主体与其“原来的家长式”面貌分离，官方传递的信息不再被社会所漠视，甚至产生了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促使个体主动参与传播扩大官方意志，社会治理得以成果。

当然，这一运作方式仅靠基层管理者等低层级的官方意志难以实施，基层政府等社区管理者仍只能依照原有的路径进行社区治理。但是根据学者刘少杰的观点，互联网的出现后，社区主要的社会活力已经跳出了基层，基层治理的思维不能局限于界限分明的基层组织之内。那么互联网媒体的出现，也自然而然地可以认为，助推了整体社会治理的顺利实现，因为政府对于社区基层的治理，也完全可以不在社区基层就可以实现。

①韩承鹏. 标语与口号：一种动员模式的考察[D].复旦大学,2007.

②苏蕾. 标语的社会功能研究[D].青岛科技大学,2014.

③吴明华,桑超凡.从标语讨论中国宣传治理术的话语维度:以生育政策为例[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39(06):68-72.

④胡范铸,聂桂兰,陈佳璇,张佳.中国户外标语口号研究的问题、目标与方法[J].修辞学习,2004(06):26-29.

⑤郭琳婷. 大陆标语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2010.

⑥杜创国,张盛华.标语与公共治理问题研究引论[J].行政与法,2009(06):1-3.

⑦张盛华. 标语与我国公共治理[D].山西大学,2010.

①苏蕾.标语的社会功能研究[D].青岛科技大学,2014.

②高兴烈.城市社区报的生存与前景[J].中国记者,2002(12):64-65.

③王首程.社区报:在服务中与社区和谐共进[J].新闻与写作,2007(08):28-29.

④朱杲,许筱.社区媒介参与社管创新的可行性探索——以《合肥晚报》社区报实践为例[J].传媒,2014(18):29-31.

⑤陈凯.关于中国社区报发展的思考[J].传媒,2012(06):10-12.

[13]陈凯,黄小强.社区报:创建微观公共领域的现实路径选择[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4,36(10):147-148.

⑦刘霄云,常庆.社区报功能定位解析——以济南地区社区报为例[J].青年记者,2014(16):60-62.

⑧谢薇娜，孙琦琰.中国第一张社区报为何兵败长春J.传媒观察,2006(4).

⑨沈国麟.监督与动员:大都市社区治理中的沟通方式——上海和纽约的社区报比较[J].新闻大学,2011(03):123-127+122.

⑩陈福平,李荣誉.见“微”知著:社区治理中的新媒体[J].社会学研究,2019,34(03):170-193+245.

⑪漆国生,王琳.网络参与对公共政策公信力提升的影响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0(7):21-23.

①罗自文.论新媒体条件下社区传播参与社会治理的必要性与可能性[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9(02):71-80.

②陈华珊.虚拟社区是否增进社区在线参与?一个基于日常观测数据的社会网络分析案例[J].社会,2015,35(05):101-121.

③赵银红.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两重性”分析[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3):31-33.

④李大芳,白庆华.国内网络参与研究文献综述[J].图书与情报,2012(03):107-112.

⑤王斌.基于新媒体的基层治理创新路径:以城市社区为考察对象[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8(06):99-106+132.

⑥于淼.推动城市社区参与的在线微观公共领域——一个业主微信群的实证研究[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9,72(03):28-41.

⑦吴明华,桑超凡.从标语讨论中国宣传治理术的话语维度:以生育政策为例[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39(06):6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