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我国问责制度探析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我国问责制度探析

朱媛沅

（四川大学·四川成都·610041）

摘要：面对新冠肺炎导致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防控、迅速采取行动，在党的领导以及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下，防控阻击战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我国的问责制度无论从工具理性还是价值理性层面，都突出了我国制度优势，在人员组织、社会监督方面取得了积极作用，充分体现了我国问责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同时，分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问责制度实施存在的不规范、不灵活等问题，提出建立常态化制度及配套对策，以推进我国问责制度更好发展。

关键词：问责；问责制度；党内问责

Analysis on our Accountability System unde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Zhu Yuanyuan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In the face of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caused by the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take swift action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the unremitting efforts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ar has achieved significant strategic results. During the response to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the accountability system of our country, regardless of instrumental reason or value reason, highlighted the advantages of our system, and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ersonnel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supervision, which fully demonstrated the superiority of our accountability system an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t the same time, it analyzes the non-standard, inflexibility and other problem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ccountability system i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nd puts forward the establishment of normalization system and supporting countermeasure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better development of our accountability system.

Key words: accountability; Accountability system; Intra-party accountability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强调：“一以贯之、坚决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1]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明确要求，实施规范问责、精准问责、增强问责的严肃性和公信力，中国特色问责制度在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不仅发挥了监督保障的作用，而且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问责过程中，将惩治、制度和教育贯通起来，综合各方面内容、主体一体推进、同向发力。分析中国问责制度，尤其分析其在应对2019年至2020年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发挥的重要作用，对于坚定制度自信，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重大意义。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中国问责制度优势

（一）实践中凸显我国问责制度优势

1.工具理性凸显中国问责制度优势

中国问责制度从工具理性来看，其实践效果彰显了制度的优越性。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中国问责制度展现出来的实际效力为中国制度的优越性提供了有力证明。中国问责制度贯穿在复工复产的事前防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期和后期防范战役的全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严格落实干部责任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前期，针对防控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党中央及时提出相关的整改要求，对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领导班子做出调整充实；对在防控中有突出表现的干部给予表彰和提拔，涌现了一批为人表率的优秀干部；同时，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不作为、失职渎职、贪污腐败的干部也受到问责：对只说不干、说假话、报假情问题；对不服从统一调度、违反工作纪律问题；对整天忙于开会发文、填表报数而不解决实际困难等问题进行了坚决查处，严肃处理。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中国共产党及政府加强问责，严格高效调动人力，我国的问责制度发挥了压实责任、严格规制、推动落实的利器作用。“仅几个月，数以万计的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被问责，其中不少被问责后继续战斗在疫情一线。翻看我国记载官员问责方面的文献，这次疫情问责堪称史上最严、史无前例”。

[2]中国的问责制度在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充分发挥了实践作用，将制度优势转化为了治理能力，在统筹运用综合国力中，开展了全方位的人力组织战，其工具理性为防疫阻击战提供了坚实保障，提高了防控人员的工作效率。问责制度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应用中发挥成效，各级各部监察人员聚焦政治责任，突出追责问责重点，坚持党中央决策部署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到哪里，做到压紧压实各级各部门防控方面的政治责任。同时，问责制广泛联系了社会多元主体，例如微信开设政务平台，设置“互联网+督查”渠道，开设不同的网络监督平台，方便广大群众实时反映问题和查看新冠肺炎的最新数据，为社情民意的反馈和群众的参与治理提供了渠道，为深化我国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提供平台。

2.价值理性凸显中国问责制度优势

中国的问责制度在处理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彰显了其价值理性，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秉持着赏罚分明、严于律己的态度，积极为防控作出贡献，始终把人民至上和人民主体作为我们防控叙事最鲜明的底色。全国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工作人员从问责中吸取教训，增强大局观念、严守战时纪律、强化责任担当，以“强、快、实、细”的作风抓实抓细抓落实，中国的问责制度为夺取疫情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纪律保证。

从官员自身的价值理性来说，中国文化中的担当与责任观念是干部自身的信念，湖北市长周先旺在接受防疫专访说道：“疫情控制不了，我们革职以谢天下”。中国的问责制，不仅是外部的问责，更是官员内心工作的标尺。不同于西方异体问责，中国的问责在于自身问责和内部问责，更具有人民至上，权为民所赋的信念与当官为民的价值观，在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涌现了一大批为民服务的好干部，例如河南省省长尹弘、将肝留给武汉的张伯礼院士……“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干部的自身问责意识，将责任放在心中，将使命扛在肩上，始终忠诚于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秉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观念，充分展现了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面貌与走好群众路线的要求与坚持。

从问责的实施中的价值理性来看，中国在这样大规模的问责中努力做到既避免出现问责过度、问责泛化倾向，又彰显了人性温度。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中，中国的问责制度吸收“非典”时期的问责经验，没有“一杆子打死”、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防止一有错就问责、胡乱问责等问题，做到责任精准到人，始终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理念，保证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做到及时教育，让单一问责向着“问责—省责—担责”的模式向好发展，例如“湖北咸宁市高新区横沟桥镇党委书记王某在疫情初期，因履职不力，对从武汉返乡人员的密切接触者排查、隔离不到位，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面对处分，王某不仅没有一蹶不振、消极懈怠，而是思过奋进、知错后勇，以更加积极负责的态度投入防控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经评查后调整为诫勉谈话处理。”[3]对于党员干部、工作人员的问责处理，彰显了中国问责制度的灵活变通，为动员全体人民防控做出积极的带头作用。

（二）比较中凸显我国问责制度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除了在自身的发展中有理论和实践上的优势外，也与其他国家制度比较体现出优越性。我国的问责制度具体体现在“议行合一”制度的优势上，能真正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充分保障问责制度的治理效能。国外的问责体制主要是基于异体权力结构之间的制约，例如“三权分置”形成的相互制衡，从而不同机制从外部问责，从一些西方国家的问责制度的共性来看，西方的问责制普遍是异体问责，依赖法律和选举的途径进行，由于法律程序的复杂、选举背后的党争、各种利益团体的博弈等，导致问责的实效性不强。“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在《大西洋月刊》刊文认为，美国应对疫情不如中国。他一贯把民主问责制作为维系现代政治秩序最基本要素之一，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疫情蔓延扩散中竟无一人被问责，为福山“美国政治衰败论”再次提供有力注脚。”[4]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制度原因，美国的“问责制”是基于选举制下的问责体制，这种问责有较长的滞后性和较大的局限性，问责的形式大于实际效果，从而形成问责真空、导致问责失效。

我国的问责制度运行实际效力远大于一些理论研究颇丰的国家，我国问责制度的优越性，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优越性，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中国政府依法行政，中国共产党是负责任的大党，党和政府在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始终将人民至上、安全至上作为实施行动的根本思想与根本指南。

二、疫情下中国问责制度实施的不足

（一）问责弹性大，缺乏规范

1.缺乏常态化问责机制

我国没有建立起常态化的问责机制，在此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前期，部分官员缺乏自我担责、问责意识，没有做好本职工作，未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外部问责在前期没有及时地起到作用，甚至出现上级“管不了”、社会问责“无效”的现象，且由于缺乏常态化的机制，导致问责信息不对称、不能及时有效追责。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期，对于部分官员的问责程序未公开，实际结果虽好，但是有违法治精神，没有法律法规支撑，在实施中就缺乏公正性，也不利于我国问责制度的持续性和法治建设的有效性。问责结果缺乏官方具体的公示，也不利于民众掌握信息。

2.问责标准不明确

我国实行党纪与监察并行的“双重”问责，在责任、惩戒上有加强，但具体实行过程中，容易导致主体不明确、问责相互推诿的情况，缺乏明确具体的规范。我国的问责法律法规分散，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缺乏专门的问责法律，在实际情况中，法律法规的问责内容无法具体说明哪种具体做法适用哪一种问责结果，在操作上具有模糊性，在什么领域范围内进行也不明确，例如官员哪种情况应该公开道歉？哪种情况应该引咎辞职？问责中对于担责的责任人划分也存在避重就轻的现象，问责制度缺乏刚性，容易引起失信。

（二）问责处理中，缺乏应变

1.舆情控制不力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国家集中统一调动力量、全力以赴面对这场“大考”，社会问责、党内问责、中央问责等问责结果需要调查处理的时间，缺乏及时的反馈。在互联网时代，网络舆论容易被煽动，民众在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更为关注相关信息，容易受到不良媒体的影响，更为在意问责的结果，越是惩罚重才能满足民众急迫心理，而对于普通约谈的警示作用不以为意，对问责作用不理解，导致社会舆论过激，产生负面影响。

2.问责与容错处理不当

在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由于广泛的社会监督、严格的问责执行，导致问责的数量相对较多；在问责的实际处理过程中，问责与容错的界限不明晰，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将应问责的情况划入容错，助长不负责的风气；二是应容错的情况被问责，挫伤了工作积极性、形成不敢为的风气。在问责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关于问责和容错的处理方面存在滞后性。例如孝感市临空经济区太平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丁某擅自转借疫情防控专用车辆通行证给他人使用，违反通行禁令被问责。事发原因系该村村民受伤需要紧急送医，因事态紧急，未能及时报告，丁某被批评提醒后予以免责。[5]从结果来看，最后没有冤枉用心办事的干部，但问责容错之间的处理过程，导致了在面对突发事件时人力不能充分运用的问题。问责和纠错容错的界限不明确，也不利于问责主体的判断。

三、问责制度实施对策

（一）健全问责体制机制，促进问责制度常态化发展

建立问责法是社会发展的趋势、是党和政府提高工作效力的重要保障。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正风肃纪反腐是实施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问责法的建设是确保中国治理能力的迫切需要，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一个组成。疫情过后，我国应该完善问责制度，建立相应的常态化问责机制，在大的层面出台总的问责法，各机构各组织出台具体的问责法规，让问责通过法律的形式有可行的标准，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规范问责程序，在问责过程中做到实质结果与程序正义兼有，落实法治化建设；对问责内容要有明确具体的规定，明确不同主体的追责责任，做到不模糊、不糊弄；加强问责立法，使问责机制常态化运行，是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给我们的重要启示，问责常态化有利于面对未来任何突发性事件的处理，有利于巩固中国人民至上的制度理念，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二）做好问责制度的配套建设，促进问责制度规范发展

加强官员的责任感，在选拔任用上，要有相应的评价标准，将问责制度与绩效评估相结合。官员自身要有“担责”意识，明确权力来自人民，明确贪污腐败必问责、无效无为也必问责，加强自我省责，在执政行政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坚定责任意识。防止执纪泛化问责，打好容错纠错的组合拳，在问责过程中要做好事实调查，吸取经验。[6]各地要建立起回访教育制度，精准审慎追责，坚持实事求是，不挫伤因客观条件限制而无法作为的干部的积极性，积极化解被问责干部的思想包袱，鼓励自信，激励干劲，继续为人民服务。加强异体问责，健全人大问责、司法问责、社会问责机制，确保问责机制的全方位发展，实行全方位监督，提高社会参与政治的热情；加强信息公开，提高政府的公信力，让人民群众更了解数据、信息，充分了解政治文化，不轻易受到不良媒体的影响。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EB/OL］.https://www.ccdi.gov.cn/special/sjj4cqh/yw_sjjzy4cqh/202001/t20200115_207808.html,2020-01-15.

[2]杨云成.以严格问责推动疫情防控责任有效落实［EB/OL］.中国纪检监察网：http://zgjjjc.ccdi.gov.cn/bqml/bqxx/202004/t20200428_216366.html,2020-04-28.

[3]叶志强.疫情问责坚持实事求是彰显人性温度［EB/OL］.中国纪检监察网：http://zgjjjc.ccdi.gov.cn/bqml/bqxx/202004/t20200428_216366.html,2020-04-28

[4]李辉.美国等西方国家疫情问责的制度失灵法律失效[J].中国纪检监察，2020(09):63.

[5]湖北疫情防控已处分厅局级10多人、县处级100多人[EB/OL].新京报网：http://www.bjnews.com.cn/feature/2020/05/05/724249.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2020-05-05.

[6]杨儒楷，杨玉东.突发事件应对中问责机制运用不当的表现、负效应及改进建议[J].领导科学,2023(02):3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