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国族主义再思考：读《肇造区夏》

宋代国族主义再思考：读《肇造区夏》

蔡梦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济南·250399

摘要：谭凯先生的《肇造区夏：宋代中国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建立》是一部研究十一世纪宋朝士大夫群体“国族意识”产生的新著作。作者从使臣外交、边防策略、文化分野等六个方面论述这一意识的产生。这为研究宋代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十一世纪东部亚洲海域的国际体系格局以及同时期中外关系提供了全新思路。

关键词：宋朝；国族意识；东亚格局

一、引言

《肇造区夏：宋代中国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建立》（以下简称《肇造区夏》）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20年所出版的新著作。该书是由瑞士华裔历史学家谭凯所著，其学生殷守甫翻译。本书主要讲述了十一世纪后澶渊之盟时代，在北宋国内通识教育与商业印刷推广的大背景下，中国（北宋）的政治精英开始出现了自我认同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体现为“国族意识”的出现，进而在地缘政治的影响下新的世界格局在东亚逐渐形成。

作者在其导论中提及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共同体》一书中提到印刷术和职业官僚制度催生国民意识的理论，[1]并指出宋朝的印刷术、旧贵族体系瓦解、官僚制度等仅仅是与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产生的元素相近，并未带入本书的理论建构，[2]但在具体行文过程中将安德森的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仍是有些影响。谭凯先生在具体介绍宋代士大夫精英阶层“国族意识”产生与发展前，就“国族意识”“国族运动”等做了概念界定，且将宋世的“国族观念”与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生进行了对比区分。进而指出该书所探讨的不是讨论民众意识和国家发动群众的尝试，而是受教育阶层的政治理念与认同观念。[3]邓小南教授就曾在其《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一文中指出：宋代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把“民族、文化与其政权之范围视为一体”。[4]谭凯先生在前人对于宋代族群关系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论述这种在宋代精英阶层所产生的“国族意识”。

谭凯先生在本书中运用较多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其中上文所提到的安德森的民族构建理论对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5]。此外谭凯先生善于运用数据量化研究的方法来看待历史变迁，在本书中作者就宋代出使官员、燕地出土墓志铭等进行量化研究，从而得出了较为清晰的理论支撑依据。该书研究方法多样，视角切入点新颖，为后续宋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二、内容简述

《肇造区夏》概述由政治空间和文化空间两部分组成，每部分各有三章。第一部分政治空间，作者从使臣外交、边防策略、勘定边界三个方面来论述在国家层面，北宋政府的各种政治行为所体现出的“国族观念”。第二部分文化空间，作者以宋人的“国族观念”、墓葬文化、华夏空间三个方面为基点，重点讨论北宋时期政治精英的中国观念及其发展过程。

第一章“外交与跨境社交”，谭凯先生主要通过分析宋辽双方使节的交往，来突出双方的政治精英对对方族群的共同认识。谭凯先生认为，正是这种双方官员间的密切联系以及出使体验，才会促使宋辽双方的统治阶层对对方产生信任 ，进而维持宋辽边境近百年的和平稳定。为此作者使用了外交使者的诗词、对话、相关史料以及官员出使后登及中枢的比例图表等来进行佐证，运用方法较为新颖。

第二章“北方边防”，在本章中作者主要通过军事视角来探讨宋朝北部边防的问题。谭凯先生使用这种新颖的角度切入，对宋与辽夏之间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王朝对于边防的处理措施、宋人的边防认识以及宋廷对于边境蕃兵的态度进行逐层分析。作者认为，在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再加上宋人对于华夷认同的思想，进而建立起一整套边境防御体系。并且中央政府对于边境蕃兵的态度也体现出了宋朝统治者对于自身的华夏认同。

第三章“政权间的共同边界”，本章作者认为北宋在边境大规模地勘定界限是辽宋、辽夏双方共同协作下的产物。谭凯先生通过对比西方近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后的领土主张与宋代勘定北方界线的行为，得出宋人从以往以地缘、文化等形式区分华夷逐渐转变为有着边界分明的华夷国家。边境线的划定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认同，即将境外汉人认为是敌对势力。

第四章“作为国族的中国”，在本章中作者主要讨论了宋人的“国族观念”。谭凯先生通过对宋人的领土情结与前朝关于“中国”“汉”等词进行检索数据分析，认为宋人将地理疆域、传统文化及族群认同交融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超越王朝更替的“国族”观念。但这观念仅局限于宋朝的精英阶层，普通群众是否具有还未知。这一观念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宋朝统治阶层的决策以及对待在政治界定以外族群的态度，尤其是北境之外汉唐旧疆上的汉人。

第五章“跨境中原与草原的墓葬文化”，在本章作者主要考察了族群与文化和地缘政治环境的潜在关系。通过分析燕山南北双方出土的墓葬形式群所表现的差异，体现了所属双方政权下的对外政策的不同。辽朝所实行的南北面官制，对于汉人族群居住地的有意把控，使得幽云地区一直处于汉文化主导下，进而使得汉文化与辽文化的分界线进一步北移。在这种泾渭分明的文化区分之下，宋人的“国族意识”进一步凸显。

第六章“华夏空间与汉人认同”，在本章中谭凯先生通过使臣的视野，在出使的行旅中，以燕山为分界线，南北自然环境的、华北与欧亚草原的文化等差异，促使宋朝使节有了不同的认识。他们认为中国华夏具有明确的疆界，在自然分野下出现了“华夏空间”，这与唐代世界性大帝国的观念形成了鲜明对比。

谭凯先生用了较为广泛的史料，从不同视角切入，从使臣、边境蕃兵、墓葬等多角度六个方面来论证宋代“国族意识”的逐渐觉醒。谭凯先生的研究方法也为读者提供了较多的思路，并且明白了史料搜集、整理、整合的重要性，为历史研究者做了良好的研究模范。

三、肇造区夏再思考

葛兆光先生曾就宋代出现的在中国意识进行过论述，他认为宋代出现了一种中国意识，这是中国“国族”思想的一个渊源。宋代文献中，中国一词更加频繁地出现。在宋代打破了中国与四夷的传统观念与想象，有了实际的敌国意识和边界意识，关于中国有限的空间意识。[6]谭凯先生在运用多角度进行研究宋代“国族意识”产生的同时，对于相关的研究有一定的指引作用，但在整本书的论述过程中，部分地方还有值得商榷点。以下笔者通过 方面来进行阐述。

首先本书的书名为《肇造区夏：宋代中国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建立》。从书名可以看出本书的主要研究点应该是宋代的中国与东亚国际秩序之间的联系。桑原骘藏曾在其《东洋史要》里指出，东亚就是中日韩及俄国远东地区。[7]虽然这一表述从今天看来失之偏颇，但不难得出东亚并不仅仅只局限于亚洲东部大陆部分。然则谭凯先生在本书的行文过程中，绝大部分的笔墨用来描写宋辽两国出使等情况，进而通过各方面来论述宋代“国族意识”的产生，却忽略了同在东亚的朝鲜、日本等国与宋代中国的关系。此外作者仅从辽宋两国的关系出发看待东亚国际秩序的建立，笔者认为应从多角度看待十一世纪东亚国际秩序的建立。

其次，作者在论及宋代“国族意识”的同时表示，本书论述的“国族意识”的主体是宋代士大夫精英阶层，对于平民阶层未曾探讨。[8]宋代从立国之初就建立了“与士大夫治天下”“不杀士大夫及言事者”的政治体制，在精英政治的指导下，“国族意识”在士大夫阶层的产生也理所当然。正如姚大力先生曾表述，近代中国以前，国家认同主要发生在士大夫群体以及即将进入这一群体的读书人中间。[9]然则对于辽地汉人士大夫的意识并未进行过多的描述，给后继的研究者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再者，谭凯先生通过使臣的外交活动、所见所闻等方面来论及这一活动对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国族意识”产生的影响。但将外交活动对使臣的思想意识影响上升到“国族”层次仍略显乏力。黄纯艳教授曾在其《绝对理念与弹性标准：宋朝的政治场域对“华夷”“中国”观念的运用》提出：宋朝外交采取弹性外交以保障王朝的外部安全，对内则坚持绝对的华夷观念，其构建正统地位的理论来源仍是春秋以来的华夷观，不能与民族主义或民族国家意识相联系。[10]对于华夏正统的争论一直是宋代君臣极力证实的一点，这也正是其不断出使辽朝，并且委婉言和的内在驱动力。对于“汉唐旧疆”的执念便是赵宋继承正统王朝的最大体现。在宋初，太祖、太宗都对幽云之地出兵，试图收复“旧疆”，后虽失以为防守，但对于“汉唐旧疆”的执念作为祖宗之法一直在有宋一朝传承。

最后，裴艾琳先生也曾认为谭凯先生的研究方法存在一些疏漏之地，他认为谭凯先生对于宋世的论证大多数的依据主要对于唐宋差异化的一个对比，并未考虑为唐以前的制度、思想、历史叙述对宋朝君臣的影响，也未考虑宋对后世的影响。[11]这一意识是否对于汉人的政治认同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大明王朝的立国意识，值得我们去深究。毋庸置疑，宋代精英阶层的这种“国族意识”必定会对后世的元明清产生巨大的影响。但若将视野放大，用东亚区域史的视角来看待宋代的“国族意识”就会发现，在不久之后的日本也出现了类似的意识形态。内藤湖南认为蒙古来袭这一事件刺激了日本国家意识的觉醒，“以前日本都仰慕中国，视中国为日本之师。而身为文化之师的中国却被犬之子孙蒙古灭亡了，蒙古又侵袭日本，日本在国难当头时，神之子孙却战胜了犬之子孙”。这样一来日本就认为是自身的实力打败了蒙古，就产生了日本是“神国”的意识。正如《神皇正统记》在开始就说“大日本乃神国”。[12]这种在东亚地区几乎同时出现的意识形态是否与北宋时期的朝贡贸易有着一定联系？是否是蒙元时期“蒙古来袭”的冲击影响？北宋与日本这种家国意识的产生是个例还是偶然？这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综上所述，该书在部分细节上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推敲，也给后续研究者提供了较为新颖的思路。但该书的史料运用、数据分析、研究方法等处值得学人借鉴学习。谭凯先生也在本书的附录特别标注了数据库的使用指南以及墓葬分析与文化差异的区别方法，可谓是授人以渔。并且谭凯先生站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对于宋代“国族意识”深入探讨，是一次具有创举的尝试，也为全球史观的进一步应用提供了思路。

参考文献

[1][5][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2][3][8][瑞士]谭凯著,殷守甫译.肇造区夏:宋代中国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建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4]邓小南.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J].文史哲,2005(05):57-64.

[6]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渊源[J].文史哲,2004(01)5-12.

[7]桑原骘藏著，金为重译.东洋史要（中学堂教科书《重译考订东洋史要》）[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2.

[9]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J].中国学术,2002(04):187-206.

[10]黄纯艳.绝对理念与弹性标准:宋朝的政治场域对“华夷”“中国”观念的运用[J].南国学术,2019(02):305-320.

[11]裴艾琳.为什么是宋朝[J].读书,2019(05):134-140.

[12]内藤湖南著，储元熹等译.日本文化的独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33—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