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电商发展能否为乡村振兴增砖添瓦？

农村电商发展能否为乡村振兴增砖添瓦？

刘莹

（天津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300387）

摘要：数字经济时代，农村电商飞速发展，对乡村振兴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通过构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选取我国2015-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电商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电商发展能够显著推动乡村振兴，且在经过替换关键变量、分样本回归等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此外，农村电商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存在地区差异性，具体来说，西部地区农村电商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最大，其次是东部地区，最后是中部和东北地区。所以，为了使农村电商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一方面要大力推动农村电商纵深发展，另一方面也要推动各地区农村电商协调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关键词：农村电商；乡村振兴 ；地区差异；固定效应模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高农村人民生活水平，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党和国家致力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于2020年如期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贫困县全部摘帽，乡村振兴初有成效。2021年国家又成立了乡村振兴局，继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平稳实施。近年来，以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依托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日益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电子商务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村也得到了较快发展，根据《中国电子商务报告2020》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1.79万亿元，同比增长8.9%。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柞水县考察时强调，电商不仅可以帮助群众脱贫，而且还能助推乡村振兴，大有可为。

一、文献综述

关于农村电商的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第一，关于农村电商本身发展的研究。于欣誉等（2019）研究发现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呈现出沿海强于内陆、南方强于北方的特点[1]。刘佳（2020）的研究则表明，2003年以来，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呈现高速增长态势，2008年后增速放缓[2]。第二，关于农村电商影响效应的研究。秦芳等（2022）的研究证明农村电商发展能够通过提升创业水平、增加非农就业以及提高土地流转的概率来增加农户收入[3]。贺业红（2020）研究发现农村电商的快速发展有利于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4]。杨瑞（2021）的研究则发现农村电商能够通过农村人力资本提升和农业技术进步两条途径来推动非农就业[5]。

关于乡村振兴的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关于乡村振兴水平测度的研究。张挺等（2018）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构建了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了实证研究[6]。陈俊梁等（2021）从产业兴旺、基础设施、城乡治理、人民生活四个维度构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并测度了2018年华东地区76个地级市的乡村振兴水平[7]。第二，关于乡村振兴影响因素的研究。张蕴萍和栾菁（2022）理论分析了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制约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8]。何雷华等（2022）则从实证角度研究了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促进效应及作用机制[9]。葛和平和钱宇（2021）的研究证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10]。马亚明和周璐（2022）则进一步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促进创业和创新来推动乡村振兴发展[11]。

关于农村电商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现有研究比较少。郭红东等（2019）以山东曹县为例，运用案例分析方法说明了农村电商发展可以促进乡村振兴水平的提高[12]。李志平和吴凡夫（2021）以乡村振兴的五个方面为中介变量，证明了农村电商可以通过促进乡村振兴中的产业兴旺和乡村治理两个方面来实现减贫[13]。李丽丽（2022）以农村电商为中介变量，实证检验了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农村电商的发展，进而推动乡村振兴[14]。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农村电商对乡村振兴影响的研究较少，而且一般局限于理论层面，缺少两者之间的实证研究。所以，本文尝试构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选取我国2015-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农村电商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以及不同地区农村电商对乡村振兴影响效应的差异性。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选题方面，农村电商对乡村振兴的影响还鲜有人研究，本文的研究充实了农村电商或乡村振兴方面的研究成果。其次，在方法方面，本文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采用实证分析法检验了农村电商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性，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最后，在数据选取方面，本文选取我国2015-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遗漏变量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

二、理论分析与

研究假设

农村电商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可以通过乡村振兴的五个方面而发生作用。第一，农村电商发展可以促进农村产业兴旺。首先，农村电商的发展为农业生产者开辟了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模式，有效地提高了农产品的销量，可能促使农业生产者扩大种植面积，采用先进生产设备提高生产效率，增加农产品产量。其次，农村电商催生了电商服务业等新的配套产业集群，比如包装、印刷、配送等。第二，农村电商发展可以促进农村生态宜居。首先，农村电商的发展带动了低污染的乡村工商业的复兴，可以减少污染排放，提高自然生态水平。其次，农村电商的发展可以带动农村网络、道路、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生活提供便利，提高社会生态水平。第三，农村电商发展可以促进农村乡风文明。首先，农村电商的发展可以吸引高素质人才返乡创业，为农村带来新的思想观念、管理理念、合作精神等，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提高农村居民的整体素质。其次，农村电商充分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了闲散人员打架斗殴、聚众赌博、封建迷信等活动，有利于建设和谐乡村。第四，农村电商发展可以促进农村治理有效。首先，农村电商的发展可以吸引大批的人才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治理储备了人才基础。其次，农村电商的发展可以吸引上级政府的关注，上级政府可能会为其提供政策支持或者是为其制定适合于自身发展的方案，为乡村治理提供助力。第五，农村电商发展可以促进农民生活富裕。首先，农村电商的发展使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对接，不仅提高了销量，而且还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其次，农村电商的发展为农村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创业和就业机会，有利于拓宽农民的收入渠道。

不同的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项基础设施不同，农村电商的发展也可能会存在差异，比如东部沿海地区农村电商发展较快，而中西部地区农村电商发展较慢。而政府为了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针对不同地区会实施不同的政策，比如针对发展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实施“西部大开发”。所以在不同的地区，农村电商对乡村振兴的促进效应可能会存在差异。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假设：

假设1：农村电商发展能够显著推动乡村振兴。

假设2：农村电商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性。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本文选取2015-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以考察农村电商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其中，淘宝村数量来源于阿里研究院公布的《2020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其他数据均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以及《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为了检验农村电商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本文建立如下固定效应模型：

       （1）

其中，表示第i个省份在时间t的乡村振兴水平，表示第i个省份在时间t的农村电商水平，表示其他影响乡村振兴水平的控制变量的集合，为个体固定效应，为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乡村振兴。本文借鉴张挺等（2018）的研究成果，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构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各省的乡村振兴水平。具体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

注：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小学教育人数*6+初中教育人数*9+高中（包括中职）教育人数*12+大专及以上教育人数*16）/6岁及以上人口数。

2.核心解释变量：农村电商。本文遵循大多数学者的做法，采用阿里研究院公布的各省淘宝村数量的对数来衡量农村电商发展水平，由于个别省份在某些年份的淘宝村数量为零，所以本文先对淘宝村数量做加1处理然后再取对数。

3.控制变量。本文综合何雷华等（2022）、马亚明和周璐（2022）等人的研究，选取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开放程度、政府支农力度、产业结构、农村人口结构五个影响乡村振兴水平的控制变量。其中，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万元）来衡量，贸易开放程度用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政府支农力度用政府财政支出中农林水支出（百亿元）来衡量，产业结构用二产占比（%）来衡量，农村人口结构用农村老年抚养比（%）来衡量。为了使实证结果更加准确，本文对控制变量也做了对数化处理。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为了研究农村电商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对上文中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2。模型（1）是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2）是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由结果可知，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农村电商对乡村振兴的影响都显著为正，说明农村电商发展可以显著促进乡村振兴水平的提高，从而验证了理论分析中的假设1。从控制变量来看，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支农力度、农村人口结构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府支农力度越大、农村老年抚养比越高越有利于乡村振兴；产业结构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第二产业占比越高越不利于乡村振兴；贸易开放程度的系数不显著，说明贸易开放程度对乡村振兴没有影响。

由于不同地区在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各项基础设施等许多方面都存在差异，所以本文将我国31个省份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和东北地区、西部地区三个区域，以西部地区为基准组，引入东部地区、中部和东北地区两个虚拟变量，将两个虚拟变量与农村电商的交互项引入固定效应模型中，然后进行回归，结果见表2中的模型（3）。由结果可知，西部地区农村电商对乡村振兴的回归系数最大，为0.0493；东部地区次之，为0.0493-0.0242=0.0251；中部和东北地区最小，为0.0493-0.0396=0.0097。这说明农村电商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具有地区差异性，其中西部地区农村电商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最大，其次是东部地区，最后是中部和东北地区，从而验证了理论分析中的假设2。

表2　农村电商对乡村振兴的影响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二）稳健性检验

1.替换关键变量。上文中测算乡村振兴水平按照累积贡献率大于等于85%的原则选取了六个主成分，现改变累积贡献率的大小，按照大于等于90%的原则选取八个主成分，重新测算各省的乡村振兴水平，然后重新进行估计，结果见表3中的模型（4）。由结果可知，重新测算乡村振兴水平后，农村电商对乡村振兴的估计系数依旧显著为正，说明上文得到的结论是稳健的。

2.分样本回归。本文按照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和东北地区进行分样本回归，回归结果分别见表3中的模型（5）、模型（6）和模型（7）。由结果可以看出，进行分样本回归后，不管是东部地区、西部地区还是中部和东北地区，农村电商对乡村振兴的回归系数依旧显著为正，进一步证明了结论的稳健性。

表3　稳健性检验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五、结论和建议

本文选取我国31个省份2015-2019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并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村电商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电商发展能够显著推动乡村振兴，且在经过替换关键变量、分样本回归等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而且农村电商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性，具体来说，西部地区农村电商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最大，其次是东部地区，最后是中部和东北地区。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了使农村电商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大力推动农村电商发展，为乡村振兴助力。首先，加大诸如互联网、交通、物流等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互联网普及率、修建农村道路、增加农村快递站点建设，为农村电商的发展提供可行的基础物质条件。其次，鼓励农村居民进行农产品直播带货，使农产品生产者直接与消费者接触，减少交易成本和信息搜寻成本，扩大农产品销量，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最后，加强对农村居民的电商知识培训，使他们了解电商、参与电商并从电商发展中获益。第二，推动各地区农村电商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一方面，加大对电子商务基础设施薄弱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避免让这些物质条件成为农村电商发展的阻碍。另一方面，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农产品，加强农产品品牌建设，最大力度发挥品牌效应，让其成为该地区的最强代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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