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美国主流媒体新冠疫情涉华报道研究

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美国主流媒体新冠疫情涉华报道研究

赵开心1 ,孙梦迪2, 慕其玲2

（1.重庆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市,401331；2.重庆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市,401331)

摘要：新闻媒介在各类具有重大话题性的事件前都具有及高的职业敏锐性，国际媒体全都将镜头对准了中国，聚焦于这场重大的全球性公共危机。以“新冠疫情”为代表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为例，研究世界各国媒体的报道策略在如何呈现、如何建构上往往带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本研究以批评话语分析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以费尔克拉夫三维理论模式作为整体研究框架,即：文本分析、话语实践分析、社会实践分析，从三个层次上总结出中西方媒体在新闻事件报道上的差异性，通过对话语使用的选择，进一步揭示西方媒体在报道中方新闻时隐含在话语中的权力、存在的偏见和不平等现象。

关键词：批评话语分析；新冠疫情涉华报道；美国主流媒体

2020年春天，一场突发的新冠病毒席卷中国武汉市。针对新冠病毒的未知性和传染性，中国政府立刻做出重要决策并派出医疗队协助武汉抗击疫情，引起全球媒体的关注。纵观国内外有关新冠疫情的报道，中西方在报道这一事件时表现出了极端两极化的差异。其中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国内媒体，在建构新闻语篇时多是对中国政府是如何采取迅速、有效的手段对抗疫情，以及对国内外分享中国抗疫的经验和措施；而以《纽约时报》的西方媒体，则是和中国的报道大相径庭，在新闻内容的生产上有意渲染此次的疫情诱因是“中国／武汉病毒”“转移责任论”从而将疫情政治化，污名化中国等明显具有意识形态的报道。

新闻传媒的报道文本作为话语的一种形式，并非单纯客观地反映现实世界，而是“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对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加工和报道，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所提示的环境”。因此，大众传媒依据其自身立场和规范生产新闻，形塑话语，其报道文本隐藏着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方方面面的意识形态，具有影响、塑造受众认知的功能。本文旨在通过批评话语分析理论，对美媒话语进行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文化特征的分析，揭示新闻话语中藏于背后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

一、理论概述

批评话语分析理论的诞生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现阶段学术界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尚未有明确的定论，就狭义上而言是指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广义上指当代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研究[[1]]。西方马克思主义包含了对现实社会的批评，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蕴含了强烈的批判精神，其中包括对资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意识形态的批判。批评话语分析是语言学领域的分析方法，通过对语篇中存在的词语、句子等文本结构进行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福柯在其论著中强调了话语和权力的关系后，批评话语分析及后来的学者皆深受福柯权力观的影响，认为话语和权力间的关系密不可分。作为话语分析的一个部分，批评话语分析就是通过分析语篇间存在的语言现象，从而揭示语篇中隐含的不同群体的态度和立场，在此基础上探讨话语背后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和潜移默化的观点植入[[2]]。批评话语分析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流派体系。

话语建构的社会意义，在费尔克拉夫看来主要有三方面。首先是对于相同类型的话语建构，其本身的内涵与性质是相同的，但建构的意义在于其改变了外在的表现形式，话语本身的内容是不变的，其次是话语能够建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通过语义本身传递的信息建立和协调对话者之间的相互关系[[3]]，最后是话语能够帮助建立起信仰和知识体系，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将话语本身与社会结构和社会实践联结。在这个三维模式中，费尔克拉夫强调在话语实践的认知过程可以被政治和意识形态介入，也就是话语会受到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斗争的影响。

二、文本分析

（一）新闻标题分析

《纽约时报》的新闻标题多数使用“Crackdown”、“Lockdown”、“Slam”、“Damage”等消极的动词塑造中国疫情的严峻性以及中国政府对抗击疫情的不力和疫情对中国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危害。报道中的《China's Coronavirus Crisis Is Just Begining》、《Coronavirus Crisis Shows China's Governance Failure》使用的陈述标题则试图向读者传递中国抗疫的失败举措和中国疫情的严重性。《纽约时报》片面的报道，片段式的截取新闻报道的题材，在新闻事实的构建上缺乏足够的客观性，企图向国际社会传递一个消极负面的中国国家形象。根据高金萍的研究，她认为西方商业化的媒体的报道多是出于其信奉的“坏消息就是好消息”的新闻报道原则，认为只有冲突和争议性话题能够引起读者的注意，从而获取关注度[[4]]。

（二）词汇分析

根据语言学的基本原则，文本的部分或者整体的意义都可以通过组成文本的词语或者是句子推断出来，也就是说词汇的组成不单单只是简单的新闻文本的编排方式，背后是综合了多重政治因素考量的结果。借助高频词的统计方法，不但能够使新闻文本主要建构的议题一目了然，同时也能够发现到新闻文本显著性的话语结构的特征。《纽约时报》的报道中的高频词汇主要呈现了社会主义、官方、政治、爆发、政府等词语，企图借题发挥。此外，1月10日《纽约时报》的报道《

China's Coronavirus Crisis Is Just Beginning》在报道中以“China’s conoavirous”称呼新冠病毒。美媒通过报道中国疫情的严重性从而转移焦点，将注意力落到对中国的政治体制的抨击上，通过对高频动词如爆发、谴责、传播和控制等偏中性和消极词汇的使用[[5]]，片面报道中国疫情的严重性以及疫情影响下的中国人民生活、工作的不便，而较少的报道中国政府在抗疫中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抗疫成果，从而通过一系列的消极报道对外国读者传递中国的不利形象。

（三）文本风格和隐喻分析

首先体现在扭曲事实的新闻创造这一方面。《纽约时报》在对中国新闻的报道上一贯以夸大事实和扭曲新闻的真实性为目的，尤其是对中国的公共安全事件和危机事件做放大处理，企图通过报道中国的危机现状向国际社会塑造一个负面的中国形象。2020年2月 15 日的报道《Wuhan Rounds Up the Infected as Death Toll in China Jumps》中，文章使用了“round up”（围捕）这个词形容被送往医院进行隔离治疗的感染患者，根据《柯林斯词典》中的释义“round up”原是用来形容根据法律或命令进行逮捕并予以监禁或拘留的人，而《纽约时报》却将该词用来形容在医院隔离的患者，虽其报道中未提及“round up”这个动作的实施者，写作的手法上而言还算客观，但内容上依然包含祸心。

其次为冷嘲热讽的措辞语气。在整理的研究样本中发现，西方媒体在报道此次疫情中，尤热衷以片段式截取中国抗疫的成果，反之将话题引向中国的社会制度，从而抨击中国的社会体制是导致此次疫情危机的“罪魁祸首”。如《纽约时报》在2020年2月4日发表的一篇文章《Coronavirus Crisis Shows China's Governance Failure》文章借助武汉红十字会贪污救援物资一事和李文亮医生不幸去世一事刻意放大事件经过，指责中国政府在疫情信息公布上不透明不公开，甚至是隐瞒了疫情的相关数据，并且疫情向世界范围内蔓延的结果是由于中国政府没有发布“earlier warnings”（早起预警）导致[[6]]。西方媒体在新闻报道中向来惯于通过嘲讽和贬低中国，从而将西方社会制度塑造成完美无缺，拯救人类于苦难的“救世主”形象，从而使得中国的国际形象受损严重。

最后则主要为意识形态上对“Communist”的滥用。《纽约时报》在 2020 年 3 月 3 日的报道《Senator Rick Scott'Communist China Cannot Be trusted'》中的标题就赤裸裸地使用了“Communist China”这个带有冷战思维的词汇，并将目的通过他人转述的形式表达出来，试图增加读者对信源的可信度。西方媒体正是熟知美国人对“Communist”一词的反感，从而刻意将其凸显出来，显示中国政治制度的选择是此次疫情被视为失败的导火索，从而进一步增加美国人民甚至是世界人民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从而到达资本主义政治集团的目的。

三、话语实践分析

（一）互文性

在费尔克拉夫看来，明确的互文性是指其他的文本被引用进正在被分析的文本当中，并且具有明显的属性特征。根据费尔克拉夫的表述，分析文本的明确的互文性可以从文本的话语描述、预先假设、转述话语来源渠道等方面进行讨论[[7]]。

在《纽约时报》的报道《Coronavirus Crisis Awakens a Sleeping Giant China's Youth》这篇报道中，通篇采用直接话语描述多达10次。但对文章的直接话语描述的内容进行详细的分析后发现，文章虽然在开头褒扬一系列中国年轻人在抗疫中所做的具体行为，但后文中采用了北京青年居民的直接话语描述：“These recent events have made some people see more clearly that criticizing their country does not mean they don't love their country.”最近发生的这些事件让一些人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批评自己的国家并不意味着他们不爱自己的国家。再回过头看整篇文章，本篇新闻报道的新闻标题“A Sleeping Giant”（沉睡的巨人）原就带有轻微的嘲讽之意[[8]]。因此，在此篇报道中，西方媒体为了达到抹黑中国政府的目的采取了欲抑先扬的写作手法，企图通过描写中国国内疫情的严重性来反面衬托中国年轻人“愚蠢的觉醒”，用意颇深。

由此可以看出，直接话语描述在新闻报道中的作用，报道者往往不直接表达出其政治立场和态度倾向，而是通过使用转述性的话语描述，将其原本的意识形态隐藏在其中，而直接话语描述是最具有隐蔽性的话语表达方式。

在《纽约时报》2 月份的这篇报道中将新冠肺炎病毒与

2003年的非典进行对比，并在文章中强调这次疫情的感染人数比非典时期还要多，又在其后称这次疫情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严重的疫情之一”[[9]]。本篇报道刊发之时新冠肺炎疫情仅开始不到一个月，西方媒体就开始预测此次疫情的程度，并将其与非典做对比，其险恶之心昭然若揭，企图夸大中国疫情的严重程度，将中国称为“东亚病夫”。

四、社会实践分析

在费尔克拉夫的话语三维模式中，社会实践位于第三向度，主要通过分析国际传播环境和社会文化语境、话语反向建构的社会身份，探讨在社会实践维度下，话语与意识形态之间的隐秘关系。

（一）国际传播环境与潜在的社会文化语境

1. “不平等、不平衡”的国际传播环境

中美新闻报道无论是在议题的选择、建构还是传播动机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别，导致不同的新闻媒体立场的大致有以下这几点原因：一是“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环境并未因我国为加大国际传播影响力投入而采取的一系列举措而有所改变[[10]]。二是西方话语体系长久以来对东方国家的敌对和歧视。三是不断崛起的中国动摇了西方国家以为牢不可破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

2. 新闻机构的背景和文化语境

《纽约时报》在报道中往往采取双重的报道标准，根据所处的立场选择性地报道中国，构建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世界，以满足“特定群体”的情绪宣泄。这两份报纸在一定程度上都能代表中美两国政府的官方立场，一份作为重要的外语报纸，是国际传播的重要渠道，另一份作为美国影响力最大的报纸，其背后必然代表了美国政府。以《纽约时报》为主的美国主流媒体，却在制造和抹黑中国的疫情话语上得心应手，将病毒的起源和爆发归结于中国，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二）文本生产者的意识形态

1. 官方话语建构的社会身份

新闻工作人员隶属于新闻机构，而新闻机构又服务于国家权力的统治者，因此新闻报道具有选择性。《纽约时报》企图塑造一个无作为的、不尊重人民的中国政府形象。在选择的信息来源上，多为模糊性的消息表述主体，“一个官员”“当地官员”等的表述充满不确定性[[11]]，不得不令人产生质疑，西方媒体为了达到抹黑中国形象的目的，是否杜撰假新闻和虚假消息来源，从而让人对其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充满不确定性。

2. 大众话语建构的社会身份

《纽约时报》在选取受访者身份时，通常是选取弱势一方的角色，或者是在事件中权利受损的一方大肆报道，往往带有强烈的排华倾向和“白人至上”的崇高感[[12]]。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大众话语的表述选取了大量来自新冠病毒患者的受访报道，报道者刻意预设话题，引导受访者向其所欲获得的信息方面延伸，从而对其受访内容进行片段式的截取和删减，只录用与其报道者立场相符合的部分，丢弃与之立场不符的部分，从而营造出唱衰中国抗疫的现状。

五、结语

本研究结合两种批评话语分析理论，并通过对新闻文本和话语的分析，能够帮助我国新闻工作者在今后新闻报道词汇、标题和行文风格选择方面提供可借鉴的意见，以提高我国记者的新闻报道水平，让他们对隐藏在新闻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更加敏锐察觉出来；另一方面又能够为读者提供一个不同新闻报道的阅读和理解角度，能够使读者今后面对不同国家、区域新闻媒体的报道时保持敏锐的批评态度，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事实，能够清醒地明白新闻编辑和记者背后的真实意图。

参考文献：

[[1]] 辛斌.语言、权力与意识形态:批评语言学[J].现代外语,1996(01):21-26+72.

[[2]] 唐丽萍.语料库语言学在批评话语分析中的作为空间[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报),2011,34(04):43-49.

[[3]] 赵芃,田海龙.批评性语篇分析之批评:评介与讨论[J].南京社会科学,2008(08):143-147.

[[4]] 高金萍.跨文化传播:中美新闻文化概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第186-192页.

[[5]] 涂家金.“研究修辞”视角下的批评话语分析[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46(03):149-154.

[[6]] 崔士鑫.主流媒体如何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宣传报道——以人民日报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为例[J].传媒,2020(05):12-16.

[[7]] 王彦.政治语篇翻译的批评性话语分析[J].上海翻译,2009(03):23-27.

[[8]] 潘艳艳.美国媒体话语霸权下的中国海上力量构建——基于 2013-2014 年美国“战略之页”网站有关中国海军新闻报道的批评话语分析[J].外语研究,2015(02):7-12.

[[9]] 袁靖华.建设共同体话语：后疫情时代国际传播的思维与路径[J].对外传播,2020(06):57-60.

[[10]] 肖唐金.模糊语与法庭权势之争[J].江西社会科学,2006(05):214-217.

[[11]] 陈敏,张志安.报道在云端：新冠疫情期间主流媒体的报道实践[J].新闻与写作,2020(06):29-34.

[[12]] 李洋.从当前国际舆论环境看国际传播着力点——基于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海外舆情的分析[J].对外传播,2020(04):13-16.

课题信息：本文系2022年度重庆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美国主流媒体新冠疫情涉华报道研究”（YKC22011）最终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