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枝花学院康养学院;四川 攀枝花 617000
摘要:2020年春节前后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康养产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从综述了康养机构在新冠疫情应对中的相关研究成果,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新冠疫情;养老机构;应对机制;综述
一.疫情中养老机构的疫情防控
老年人是新冠肺炎的易感和高危易发人群,而老年机构老年人群具有聚集性、防范意识差等特点,使得养老服务领域成为疫情防治的重要战场。新冠肺炎来袭,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总结了养老服务机构如何做好疫情防控。
(一)组建公卫服务团体,完善疫情防控机制
从疫情防控本身的公共卫生角度来看,有学者总结出来自养老服务机构一线的保障实招,如多措并举织牢疫情“防护网”,强化“战时”组织领导,构建疫情防控工作机制,制订应急预案,成立防疫工作党员先锋队,组成护理工作小组、医疗工作小组、后勤保障小组,明确人员职责,细化任务分工[1];有学者认为社区和要老服务机构需要动员社会力量和资源参与疫情防控,将老年人疫情救治与社区、养老机构疫情防控宣传纳入政府基本公共卫生和养老服务范围,健全社区和居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2]。
(二)抓牢养老用户需求,稳定康养产业运转
从组织机构与管理的经济学角度探讨养老服务企业的疫情防控措施,如有学者建议疫情期间养老企业要按“极致用户体验”的方向在经营场所内创建一种安全服务和质量至上的品牌文化,从管理制度、流程管理、成本控制和品质管理四个方面来维持养老服务企业在经济周期性波动中生存发展的基本商业骨架,保障养老企业在任何时期都能够正常运转[3]。
(三)关注疫情心理创伤,疏导负性情绪障碍
从心理学角度来讨论疫情期间养老机构老年人可能遇到的诸如紧张、恐慌、担忧、无助过度担忧抑或满不在乎等心理障碍时如何对其进行干预和指导,其对策主要有合理摄取外界信息、适度表达与认可情绪、创造幸福时刻、规律作息、坚持运动与放松心情等[4]。针对疫情带给康养老人心理的压力,养老机构需要采取合理有效的干预和疏导手段,帮助老年人解决疫情带来的心理打击。
二、疫情中养老旅游业的疫情防控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导致本应在春节假期井喷的旅游业被按下“暂停键”,一时间旅游企业被动应对。疫情对旅游业的影响既包括众多旅游企业及相关从业人员实实在在的直接损失,也包括旅游业各关联行业的间接损失,尤其是养老旅游业。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旅游业的影响是旅游研究领域的一个老问题:旅游企业在积极配合并主动参与疫情防控的同时,如何积极应对疫情冲击下面临的现实困难,认真研判其影响与形势,理性寻找疫情影响的应对之策,是旅游业界和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
国内学者主要从三个方面提出旅游业参与疫情防控的应对之策:一是从旅游业疫情防控的基本理念出发,认为我国旅游业受疫情冲击的程度前所未有但韧性十足,旅游业敏感却不脆弱这一基本预期和判断并没有改变[5];二是从具体的疫情防控政策来看,按防治主体划分主要有以下两个措施:第一,旅游企业自救自助,如暂停旅游活动,对旅游接待场所和公共服务设施进行清洁消毒,建立旅游单位疫情紧急预防站,对团队和散客进行严格的疫情监控,提高员工的健康意识,进行疫情症状及预防措施进行培训等,严防疫情通过旅游途径扩大[6];第二,政府引导扶持与提前谋划,主要包括财政补贴、税费减免、贷款贴息、质保金暂退、留岗留薪补助与安全保障与服务等方面的政策支持[5]。三是低风险区内着手做好逐步开放景区的疫情防控措施,主要包括:第一,景区要结合实际编制疫情防控方案和应急预案,设立应急区域,成立消毒小组,对员工开展新冠肺炎等传染病防控知识培训和宣传教育;第二,开放时间服从指挥与实名制购票和游览,控制景区接待人数,设立游客体温监测站;第三,减少景区内部公共交通工具使用,强化与属地的防疫、公安、文旅等部门联动,景区内的餐饮、宾馆、商店等服务严格按照疫情防控服务标准执行[7]。
三、疫情应对中应急机制研究
2020年初蔓延全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影响大、范围广、时间长的一次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这次疫情也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在养老服务政策和制度体系建设方面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一方面,国外学者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方面因其国情不同而采取的具体方式也有所差异。例如,美国的公共卫生应急系统是一种领域广、层次清晰、角度多样的共同协调应急系统[8]。英国自二战后开始建立国家公共卫生组织体系,对各地区的公共卫生组织进行整合,建立基于临床需求而非患者支付能力的,有效、公平、可持续利用的公共卫生体系[9]。日本政府集中财力开展如传染病防治、低盈利性、公益性公共卫生保健事业。同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鼓励民间力量参与公共卫生设施建设,股份公司进入医疗服务市场,鼓励医疗服务行业的竞争,提高公立医院的经营效率。另一方面,在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处置方面,国内学者主要围绕政府、学校、医院等公立性质的机关事业单位进行研究。首先,从政府这一主体来看,政府应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中充分发挥防控应急作用,政府应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进一步发挥作为风险沟通者、应急主导者、资源协调者和创新促进者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应有作用
[10]。其次,从学校主体来看,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过对2008 - 2017年武汉市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行流行病学特征分析,得出结论:小学是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的主要场所,以传染病疫情为主。因而,应加强预防接种、症状监测和健康教育等措施以预防控制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1]。从医院这一主体来看,主要是从医院机构及医务人员两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在医院机构方面,通过了解医院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应提高应急预案多样性,引进应急管理人才,强化应急培训,建设高素质应急队伍[12];在医务人员方面,通过了解医务人员重大传染病疫情核心应急能力现状,提出应加强对低年资、低职称及基层医院医务人员的传染病突发事件救援演练及培训学习,以提升医务人员重大疫情核心应急能力。
综上所述,在重大疫情应对中的疫情机制研究方面,国内外都存在机构疫情防控机制体制不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不完善以及防控人员应急能力低下等问题;国内外学者都把注意力放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具有公共性质的政府、学校及医院等主体作用的发挥上,而对处于抗疫市场风险一线的企业主体研究非常少,尤其是在旅游或养老领域几乎没有对应的应急机制构建方面的研究,因而加强企业快速反应机制构建方面的研究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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