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作品的悲剧意蕴解析

萧红作品的悲剧意蕴解析

安晓静

中共平顶山市委党校      河南平顶山467000

摘要：萧红是一个有着自觉主体意识和强烈悲剧意识的女作家，其自身曲折坎坷的经历，让萧红本人有了看待生活的独特方式，以及对人生的独特发现，这些都是萧红小说悲剧意蕴所形成的重要基础，同时也和当时社会的发展特征密不可分。本文将立足于实际角度，对萧红作品的悲剧意蕴予以全面解析。

关键词：萧红；作品；悲剧；意蕴；解析

众所周知，从首部小说集《跋涉》到最后一部短篇小说《小城三月》，浓郁且深沉的悲剧意蕴俨然成为了萧红作品贯穿前后的重要美学思想之一。再有就是，萧红小说悲剧意蕴的社会内涵和外延指向，其实并非始终如一，而是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形成此类独特写作风格的原因，不仅有整体外部环境的影响，同时又和作家本人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换言之，萧红小说中的悲剧意蕴是当时社会现实和文学潮流以及作者本人特殊生活经历相结合的产物。

一、早期创作中的悲剧意蕴

1933年到1935年是萧红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阶段，这个时期萧红小说的创作主题相对来说比较单纯，主要描写的是在统治阶级的压榨和剥削下，底层人民所遭受的悲惨困境，代表作品有《王阿嫂的死》和《哑老人》以及《夜风》、《烦扰的一日》、《小六》等，深度的绝望和浓郁的悲凉，成为了萧红众多作品的主色调。之所以会出现以上创作基调，主要由两种原因导致：

第一，和萧红彼时的生存情况有着紧密联系。1930年夏天，萧红离家出走，至1934年6月，与萧军共赴青岛，其生活状态始终都很窘迫。就萧红来说，贫穷和饥饿的生存状态，已经脱离具体的现实层面，成为了萧红本身潜意识里难以抹去的梦魇，不过萧红并没有单纯的就事论事，而是在经过许久的艺术想象与加工后，隐去自己的身影，将底层人民的悲痛写到了自己的小说中。

第二，和彼时的社会背景、文学环境有着紧密联系。20世纪30年代中前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学在文坛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左翼文学的影响下，以现实主义为主的文学手法描写底层人民不幸生活、创作出反映尖锐阶级对立情绪的文学作品，俨然成为了一种较为普遍的文学创作现象，同时这也成为了一大批进步文学青年的艺术选择，特别是萧红，其本人还参加了由金剑啸、罗烽等人组织的“牵牛房”活动，而后成为了“星星剧团”的主要成员。在此情形之下，萧红创作出很多反映底层人民生活苦难和尖锐阶级对立情绪的作品有其必然性。

总的来说，此时期萧红作品中反映出来的悲剧意蕴，其实主要源于创作的题材本身，直指外在的各级统治者，我们很难通过这些作品去挖掘出作家本身的理性观照。对于能够以沉重、稚嫩的笔触记录下当时生活的真实状态，萧红显得格外满足，以致于引发了诸多理性层面的思考，但这似乎又没有被融入到萧红的小说创作思路中来。彼时的萧红本人并未形成相对成熟且稳定的三观，也没有形成对生活的独特感触，同时也没有形成对文学艺术的独特见解，换言之，此时期的萧红小说并未“成熟”。

二、中期创作中的悲剧意蕴

随着个人阅历的不断丰富增长，萧红本人开始用一种比较理性的眼光重新观察身边事物，同时也开始重新分析现实生活和文学艺术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随着萧红小说创作的逐步深入，其文学驾驭能力有所提高，在她的作品中出现了很多新的创作特点及审美倾向，这其中以《生死场》最具代表性。

众所周知，在《生死场》这部作品中，作家本人不再满足于只是单一化的描绘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开始慢条斯理的将政治、经济、阶级等外在压迫力量，从底层人民身上剔除出去，深入底层人民内心深处，探索底层人民悲剧命运的产生根源。在这部作品中，很多农民都没有对自身命运拥有清醒的认知，也不会对压迫他们的阶级予以反抗，这些人踏实肯干，“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粮食，养出畜类”，同时农民也有着坚韧的意志力，勇敢的面对着不堪的生存环境，顽强的在那个年代生存着。但千百年来延续下来的因循守旧的惰性意识，却让很多农民对外部环境始终保持着“超强”的适应力，也慢慢变得麻木，缺乏了作为人应有的、最起码的斗争意识，这样反过来就会让这些农民深陷于窘迫的环境中无法挣脱。这些人整天浑浑噩噩，几乎没有理想抱负，“蚊子似的活着，胡胡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对这些人来说，生存不仅仅是一个过程，甚至成为了他们人生唯一的目标。在此种愚昧无知的思维状态下，农民身上的悲剧色彩就带上了更多必然因素和宿命意味[1]。

1936年，萧红创作了《桥》这部小说，我们从中不难发现萧红积极探索的痕迹。《桥》中的主人公黄良子，由于给有钱人打工而获得一些物质利益，这便让她内心产生了错误认知，不能正确衡量其与雇主之间的关系，脑海中甚至还幻想着与富人“平起平坐”的可能性，最终却以失败而告终，不仅自己被雇主解聘，自己的孩子也在桥上失足淹死。文中所述的“桥”有着强烈的象征意味，一座桥将桥东和桥西划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有钱人和穷人之间，在政治力量和经济实力方面有着巨大差异，这座桥最终被人抽空，更代表着贫富两个世界之间不可跨越的事实。但真正造成黄良子悲剧结局的却不是这种贫富差距，而是其本人对这种贫富差距的茫然无知以及对自身命运的过度认同。底层人民唯有在看破自己真实身份后才有站起来反抗的可能，若连这一步都难以企及，那么悲剧结尾也是在所难免的。

三、后期创作中的悲剧意蕴

萧红在生命后期所创作的《小城三月》广为流传，在这部作品中，萧红进一步将悲剧意蕴，由最开始的现实层面逐步上升到了哲理高度，让萧红作品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同时，更具有了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特定的民族悲剧情节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历史厚度。

在《小城三月》这部小说中，主人公翠姨的人生悲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由传统封建文化所造成的，翠姨将“行不摇头，笑不露齿，站不倚门，坐不露膝”等传统规矩作为自己日常生活中最高的行为准则，严格控制着自身的思想和行为。在封建文化的制约下，翠姨已经自觉的将封建理念中对女性的束缚、压迫看成是理所当然，其言行举止和思维方式不能说是天性使然，实际上是被封建文化迫害而导致的，她不仅对命运盲目认同，而且彻底放弃了自我救赎的机会，当翠姨找到真爱时，却又迫于传统礼教束缚不敢将爱说出口，最终导致了悲剧结局。这种柔弱的女性性格所萌发出来的理想，和残酷的社会现实显得格格不入，二者之间的鸿沟是主人公难以跨越的。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萧红运用的是自我批判的写法，从年轻人自身的思维状态出发，挖掘出他们身上所蕴含着的和社会进步与自身幸福相悖的负面因素，之后在此基础上针对封建文化对年轻一代心灵的迫害，对其进行了强有力的抨击和批判。《小城三月》这部作品实现了由紧张激烈的戏剧型小说向平淡自如的生活小说的转变，在深度贴近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其所展示的悲剧内涵，无论是深度或是广度，均有着更为广泛的针对性及现实普遍性[2]。

结束语

综上所述，五四时代是一个推翻传统文化观念、文学传统的重要时期，亦是重新评定文学艺术价值的全新时代。“取下假面，真实、深入、大胆地看取人生并写出他的血和肉”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形成，便是五四文化革命的重大突破之一。萧红继承了五四作家内敛、深沉、幽邃、执着的悲剧意识，使得其作品的审美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悲剧意蕴的文化，其实质内涵便是由现实生活悲剧到人物性格悲剧再到民族文化悲剧的转移，这样就印证了萧红对现实生活的深度理解以及其本人对民族文化负面因素的综合思考。

参考文献

[1]吴芳.萧红《生死场》女性婚恋悲剧解读及其现实意义[J].教育教学论坛,2020(46):330-332.

[2]万岩竹.萧红《小城三月》中女性人物悲剧命运分析[J].文学少年,2020(34):337-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