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出川后游踪新考

李白出川后游踪新考

孙恩博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旧唐书》中的纰漏对李白研究产生了严重误导。道教研究专家朱越利关于司马承祯生平的研究为“李白开元十二年出川说”提供了铁证。以此为基点可以推断出，是年冬天李白又南下游览了衡山和九疑山，完成“南穷苍梧”之行。开元十三年夏天回到洞庭湖，友人吴指南去世。之后李白沿长江东行前往江夏。

一、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长期以来，关于李白出川的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清代学者王琦在《李太白年谱》中将其定于开元十三年秋（725），此说影响甚大，今人詹锳、郭沫若从之；郁贤皓、刘友竹将王说提前一年，定于开元十二年秋（724）；安旗则认为李白开元十二年自昌明县启程，直到次年春季才出三峡抵达荆门等楚国故地。

王琦论证的依据来自开元十八年（730）的《上安州裴长史书》。李白在文中自称“许相公家见招，妻以孙女，便憩于此，至移三霜焉”。按此说前推三年，即开元十五年（727）抵达安陆。王琦推测李白需要一年多的时间完成“出游襄汉、南泛洞庭、东至金陵扬州（王注）”等行程，所以就把出川的时间定在了开元十三年秋。或许在王琦的视角里李白的行程是这样的：出三峡后一路沿江东行，花费大半年的时间游历了荆门、江陵、洞庭、江夏、庐山，然后在金陵、扬州一带待了近一年（所谓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馀万）。这一设想在时间上固然比较充裕，可是却不能成立——因为王琦搞错了《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南穷苍梧、东涉溟海”的含义，漏掉了两个重要地点。苍梧不是洞庭湖，而是湖南省南部的九疑山；溟海也不是扬州，而是浙江省的天台山一带。一旦在行程里加入这两个地点，以当时唐朝的交通条件一年多的时间里是断然走不完的。

二、李白出川后，到过九嶷山和剡中。

《山海经·海内经》：“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古籍中“苍梧”所指颇多抵牾，限于篇幅，本文不做展开。但是可以明确的是，唐人语境里的苍梧指的是南方偏远之地，决非长江边的洞庭湖。从西汉开始，零陵县（郡）的治所一直位于今天的湖南省永州市；成书于南北朝的《水经注》距离唐代不远，书中“湘水注”一节也提到了苍梧：“营水出营阳泠道县南流山，西流迳九疑山下，蟠基苍梧之野”。泠道县即今天永州市南部的宁远县。综上，李白笔下的苍梧当指今天的永州市一带。

李白晚年诗作《自巴东舟行经瞿唐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中有“望云知苍梧，记水辨瀛海”句；《郢门秋怀》有“空谒苍梧帝，徒寻溟海仙”句，都表明他之前已到过苍梧。

接下来谈一下剡中之行。写于天宝十五年（756）的《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有“一度浙江北，十年醉楚台”句，即为李白对于青年时期游剡中的回忆。剡中位于浙江（今钱塘江）之南，楚台即安陆；开元十六年（一说为开元二十二年），李白在《早春于江夏送蔡十还家云梦序》中提到：“秋七月，结游镜湖，无愆我期，先子而往。敬慎好去，终当早来，无使耶川白云，不得复弄尔”，既然是“复弄”则表明他已到过越地的镜湖、耶川；而写于开元十二年的《秋下荆门》说的更加直白：“此行不为鲈鱼鲙，自爱名山入剡中”，直接点明了出川后的目的地。

剡中自魏晋以来即为道教圣地，有学者据此认为李白因求仙访道而来，此说不够准确。原来，此行的“求仙”只是表象，实为“求人”。李白的目标乃是当朝皇帝的道兄，上清派第十二代宗师司马承祯——他希望通过这条上层路线实现“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的抱负。

三、《旧唐书》的纰漏，误导“李白研究”一千年。

《旧唐书·隐逸列传·司马承祯》：“少好学，薄于为吏，遂为道士。事潘师正……承祯尝遍游名山，乃止于天台山。则天闻其名，召至都……景云二年，睿宗令其兄承祎就天台山追之至京……开元九年，玄宗又遣使迎入京，亲受法箓，前后赏赐甚厚。十年，驾还西都，承祯又请还天台山，玄宗赋诗以遣之。十五年，又召至都。玄宗令承祯于王屋山自选形胜，置坛室以居焉”；开元十二年九月十三日，司马承祯写有《茅山贞白先生碑阴记》，其署名为“天台华峰白云道士河内司马道隐子微”。可见从武则天时期到开元十二年，司马承祯的道场一直都是剡中的天台山。

据道教专家朱越利考证，就在司马承祯写下《茅山贞白先生碑阴记》之后，忽然接到了觐见唐玄宗的诏书。而《旧唐书》不仅漏记了此次事件，还把开元九年 “三体写《老子经》”、“奏请置五岳真君祠”两件事放到了开元十五年。朱越利在参照《贞一先生庙碣》、《册府元龟》、《唐会要》、《天坛王屋山圣迹记》、《天台山记》等文献的基础上，对司马承祯的事迹做出如下修改：

“开元九年（第一次诏见），玄宗又遣使迎入京，亲受法箓。承祯颇善篆隶书，是年三月，玄宗令以三体写《老子经》。是年十二月，承祯上言：‘今五岳神祠皆是山林之神，非正真之神也。五岳皆有洞府，各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职，山川风雨阴阳气序是所理焉，冠冕章服佐从神仙皆有名数。请别立斋祠之所’（玄宗未批准）。十年，驾还西都，承祯又请还天台山，玄宗赋诗以遣之。

十二年冬（第二次诏见），天子修明庭之祀，思接万灵，动汧水之驾，奖邀四子，乃征尊师入内殿，受上清经法。先生辞归，帝以天台幽远，难以迎请，令承祯于王屋山自选形胜，置坛室以居焉。

十五年（第三次诏见），又召至都。承祯刊正《老子经》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为真本以奏。玄宗从承祯言，因敕五岳各置真君祠一所，其形象制度皆令承祯推按道经创意为之。上之以承祯王屋所居为阳台观，上自题额，遣使送之，赐绢三百匹以充药饵之用。俄又令玉真公主及光禄卿韦縚至其所居修金箓斋，复加以锡赉。”

回到李白的话题：开元九年（721）时他尚在成都干谒苏颋；开元十五年（727）却已身在安陆（“远客汝海”的动机亦是昭然若揭，另文再述）——况且司马承祯从王屋山至洛阳，绝不可能会经过南方的江陵。所以，开元十二年是李白与司马承祯会面时间的唯一选项。朱越利作为宗教领域的学者本与李白研究无涉，正所谓无心插柳，其研究成果却成了“李白开元十二年出川说”的铁证。

四、冬日衡山之行。

司马承祯在《茅山贞白先生碑阴记》中自述：“子微将归衡岳，暂憩茅山”。观文义，衡山应是其晚年常驻的道场。自东晋以来，衡山一直是道教上清派的圣地，上清派的开山祖师——“紫虚元君领上真司命南岳夫人”正是在衡山飞升成仙。

笔者推测，司马承祯在茅山时就与李白建立了联系。后来因为皇帝紧急召见，司马承祯改变了行程约在江陵见面（司马承祯对于引荐的请求应该是婉拒了）。二人交谈时，司马承祯想必会对南岳形胜大肆渲染，激发了李白的游兴。李白存世的诗文里多次提及“衡岳”、“衡阳”、“南岳”，而对于衡山景色的具体描绘，仅见于晚年时写的《与诸公送陈郎将归衡阳并序》，其诗云：

衡山苍苍入紫冥，下看南极老人星。

回飙吹散五峰雪，往往飞花落洞庭。

气清岳秀有如此，郎将一家拖金紫。

门前食客乱浮云，世人皆比孟尝君。

江上送行无白璧，临歧惆怅若为分。

开元十二年暮秋，李白告别江陵东行至洞庭湖，随后南下进入湘水，登上衡山时想必已然入冬。所以，他在衡山的记忆只有“回飙吹散五峰雪”的冬日景象。笔者于2021年赴衡阳市实地考察，注意到这首诗俨然已是当地景区最重要的文化名片。王波涛、罗敏中《也谈李白与南岳——兼与刘祯祥同志商榷》、王德亚《李白游衡山论》等文都将此诗视为李白到过衡山的证据，可惜受材料所限，语焉不详。

另据《送戴十五归衡岳序》：“郧国之秀，有廖侯焉，人伦精鉴，天下独立。每延以宴谑，许为通人。独孤有邻及薛公，咸亦以为信然矣。属明主未梦，且归衡阳，憩祝融之云峰，弄茱萸之湍水。……登高送远，使人心醉。见周张二子，为论平生。鸡黍之期，当速赴也。”，“廖侯”就是《早春于江夏送蔡十还家云梦序》里提到的乡中廖公；“薛公”就是《安州般若寺水阁纳凉喜遇薛员外乂》里的薛乂。这段文字足以证明，李白在定居安陆之前曾到过衡山。“不远千里，访馀以道”的戴十五以及“周张二子”，或许都是李白在衡阳的故交。

大约在开元十三年（725）的春天，李白在九疑山一带游历。之后沿湘水、潇水北返，经唐兴、永州、衡阳、潭州等地回到洞庭湖。“又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恸哭，若丧天伦。炎月伏尸，泣尽而继之以血。行路间者，悉皆伤心。猛虎前临，坚守不动。遂权殡于湖侧，便之金陵。”

以上，就是李白出川后九个月左右的经历。

参考文献：

(1)王琦，《李太白全集》[M] . 中华书局，2015。

(2)郁贤皓，《李白出川前后事迹考辨》[J] . 苏州大学学报，1982。

(3)王波涛、罗敏中，《也谈李白与南岳——兼与刘祯祥同志商榷》 [J] .湖南师院学报，1982。

(4)刘友竹，《李白初次出峡时间及其后短期游踪别考》[J] . 成都大学学报，1991。

(5)王德亚，《李白游衡山论》[J] . 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3。

(6)安旗《李白全集编年笺注》[M] . 中华书局，2015。

(7)朱越利，《解读司马承祯传记下》[J] .《中国道教》，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