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保护红线发展研究综述

生态保护红线发展研究综述

罗晶

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100840

一、生态保护红线的定义

生态环境是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其内的水资源、生物资源、土地资源等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必需的生产和生活资料。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从生态环境中不加限制的攫取自然资源，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和自然资源的枯竭。而自然环境的诸多生态问题如全球变暖等，反过来严重制约着社会的发展。为了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协调发展，生态保护成为了越来越重要的一个任务。

2012年3月，“生态红线划定技术研讨会”的学术交流中，全国各地的学者对生态红线的概念定义，划定准则与方法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同年12月，生态红线试点启动会上确定了内蒙古等为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试点代表，并草拟了《全国生态红线划定技术指南》。2017年7月，《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由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共同印发。

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中，生态保护红线定义为：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通常包括具有重要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水土保持、防风固沙、海岸生态稳定等功能的生态功能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石漠化、盐渍化等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域。《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指出了生态红线的划定需要遵循四个原则：科学性原则、整体性原则、协调性原则和动态性原则。科学性原则要求采取定量评估与定性判定相结合的方法。整体性原则需要统筹考虑自然生态整体性和系统性。协调性原则要求建立协调有序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机制，强化部门联动，上下结合。动态性原则需要提升生态保护能力和生态系统完整性的需要。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的研究中，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主要在生态保护区、生态网络和生态基础建设等方面[[1]]。美国首次提出了生态保护的概念，并建立了国家公园来进行生态环境和文物等的保护。加拿大与美国的生态保护管理方式类似，他们将自然保护区设成三种不同的等级：国家级、省级以及地区级[[2]]。自然保护区主要针对濒危生物以及具有重要价值意义的自然遗迹等。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对保护区分成了7类：资源管理保护区、国家公园、生境物种管理区、自然纪念物保护区、陆地/海洋景观保护区、荒野地、严格自然保护区[[3]]。这种自然保护区的分类方法将具有生态学重要意义的生物活动空间划分出来，以此保护其内的物种不受到破坏。美国的NCEAS在自然保护区划分的基础上，分析各类生态系统对不同压力的敏感性，据此来判定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对生态自然环境的空间性影响[[4]]。澳洲依据自然环境的生态脆弱性、重要性和保存度等方面，将临海保护区划定成国家公园区、生境保护区、一般使用区等。

“绿线公园”[[5]]的学说提倡保护城市中具有较高意义的资源，并用绿线将公共和私有的生态区域在地图中划分出来。这种理论早期是考虑城市公民的日常休憩，但随着社会发展、工业化、城市扩张等一系列的体系变革，自然环境和资源不断的受到破坏乃至消亡。之后，“绿线公园”发展成为了保护野生物种、保护水源、保护土地资源等的保护带。因此，“绿线公园”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护自然资源，为野生的物种提供一个自然栖息地。虽然“绿线公园”的学说主要基于城市的背景，但对于生态保护的划定也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20世纪70年代，学者们提出了生态网络[[6]]的概念。生态网络是由核心区、廊道和缓冲区等构成，主要为了保护自然资源和物种的多样性。生态网络以生态过程为基础，将孤立的重要栖息地与生态廊道连接起来，形成了在空间上的一个整体，有利于物种的扩散和迁移。另一方面，它为生物提供了重要的栖息地环境来确保了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虽然生态网络的目标仍然是保护区内的物种和生态类型，但它与生态保护红线的保护目标相似，即保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稳定性和弹性。

2、国内研究现状

生态保护红线这个名词在国内出现的时间比较晚，但对于生态保护的实践已经有了很长的时间。下面将从三个阶段来说明国内的研究发展。

第一个阶段是生态红线名词出现之前。在此期间，生态保护主要集中在生态功能区划、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安全格局等方面。这些保护实质上都属于生态保护红线的内容。在此期间，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划定“红线”的区域管理。浙江安吉县在2000年提出了“红线控制”，以此来进行安吉县的生态规划。

第二个阶段就是提出生态保护红线的概念以及具体实施的阶段。2004年广东省颁布实施了《珠江三角洲环境保护规划纲要》，在其中首次提出生态红线的概念和 “红线调控、绿线提升、蓝线建设”的三线调控总体战略。之后的《环渤海地区沿海重点产业发展战略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中也提到了生态红线的概念，并划定了生态红线区的面积占比[[7]]。2005年10月出台的《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将一级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集中成片的基本 农田保护区、森林及郊野公园、生态廊道，以及陡坡地、高地、水体湿地等生态脆弱地区划入生态红线的范围内。左志莉在分析广西贵港市生态环境敏感性和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的基础上，将贵港市划分为4类26个生态红线区

[[8]]。符娜等提出了土地利用规划中生态红线区划分的方法，并将其运用到了昆明市土地利用规划中，得到了良好的结果[[9]]。

第三个阶段是生态保护红线全面实施的阶段。2011年，“生态红线”这个词语第一次出现在国家规范性文件中，也是第一次被提上国家议程。这也标志着在这之后，全国各地都开始了生态保护红线的具体实践。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科学研究方面，冯宇通过对呼伦贝尔草原生态保护重要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的评价，确定了呼伦贝尔草原的土地沙化敏感性保护红线区和防风固沙功能保护红线区两大类组成的生态红线区[[10]]；许研等结合渤海的生态环境特征，从生态功能重要 性、生态环境敏感性和环境灾害危险性三方面进行分析，将渤海划分为红线区、黄线区和绿线区[[11]]；喻本德等以广东大鹏半岛为例，研究了生态保护红线的分类分级管理模式，提出基本生态控制线内差别化管理的思路，以基本生态控制线为基础将大鹏半岛划分7个重点区域进行分类分级保护[[12]]。国家环境保护部在内蒙古、江西、广西和湖北进行了生态保护红线的正式试点，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区域面积 平均占各省面积的20%左右。

三、生态红线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在生态红线划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方法大多简单明了，主要采用直接以现有重要功能区、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为划定依据的原则。但由于部分现有自然保护区和重要生态功能区划定的人为主观性、专家学者研究领域的随机性、数据采集的时空尺度与当前研究的时空尺度不一致等原因，直接划定并非最佳方法。目前，生态红线的划定主要是基于线性适宜性指数模型。这种模型的结构过于简单，不能反映评价单元的生态属性与生态红线划定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某些情况下，非线性模型可能更适合。现有的划定生态红线的技术需要改进和完善。一个评价单元的生态功能的重要性不仅取决于它本身的属性，而且还取决于其周围景观元素的类型和空间配置。现有的生态红线划定研究主要基于评价单元的社会和经济属性，很少考虑周边景观要素对其各种生态适宜性的影响。

由于数据、时间和生态保护红线研究水平的限制，以下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首先，目前对生态保护红线响应机制的研究缺乏生态学视角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相关结论和方法仍显得肤浅；大量研究指出生态红线具有时空异质性和尺度效应。其次，大量研究指出生态红线具有时空异质性和尺度效应，生态红线范围具有短期变异性；因此，从静态角度评估局部尺度生态红线的空间权衡、范围变异性和脆弱性尤为重要。今后，应考虑到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的差异、研究的空间和时间规模、人为干预以及在国家政策影响下范围和重点的变化，以改进研究成果的系统性、及时性和科学性。最后，由于生态保护与当地政策和经济效益密切相关，应加强考虑各种因素，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国家政策、研究区域的主要经济支柱和研究区域的人口布局。

参考文献

[[1]] David Lewis，Eric Peterson，Jennifer Pocock．America＇s National Parks［M］．New York: Publications International，2009: 33 ～ 35．

[[2]] 胡潇方．浅析加拿大自然保护区规划体系［J］．科技创新导报，2007，(33) : 66．

[[3]] Borgström S，Lindborg R，Elmqvist T. Nature conservation for what? Analyses of urban and rural nature reserves in southern Sweden 1909-2006[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2013，117（5）：66-80.

[[4]] Halpern B S，Walbridge S，Selkoe K A，Kappel C V，Micheli F，D'Agrosa C，Bruno J F，Casey K S，Ebert C，Fox H E，Fujita Ｒ，Heinemann D，Lenihan H S，Madin E M P，Perry M T，Selig E Ｒ，Spalding M，Steneck Ｒ，Watson Ｒ． A global map of human impact on marine ecosystems．Science，2008，319( 5865) : 948-952．

[[5]] Belcher E H，Wellman J D. Confronting the challenge of Green line Parks：Limits of the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ve approach[J].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1991，15（3）：321-328.

[[6]] Bennett G，Mulongoy K J. Review of Experience with Ecological Networks，Corridors and Buffer Zones[M]. Montreal：Secretariat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persity，2006.

[[7]] 饶胜，张强，牟雪洁． 划定生态红线创新生态系统管理． 环境经济，2012，( 6) : 57-60.

[[8]] 符娜，李晓兵. 土地利用规划的生态红线区划分方法研究初探[R]. 南京：中国地理学会2007年学术年会论文集，2007.

[[9]] 左志莉. 基于生态红线区划分的土地利用布局研究-以广西贵港市为例[D]. 南宁：广西师范学院，2010.

[[10]] 冯宇. 呼伦贝尔草原生态红线区划定的方法研究[D].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2013.

[[11]] 许妍，梁斌，鲍晨光，等. 渤海生态红线划定的指标体系与技术方法研究[J]. 海洋通报，2013，32（4）：361-367.

[[12]] 喻本德，叶有华，郭微，等. 生态保护红线分区建设模式研究-以广东大鹏半岛为例[J]. 生态坏境学报，2014，23（6）：962-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