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价值指向及时代价值

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价值指向及时代价值

王婷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西安·710049）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人类前途和全球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和独特见解。这些论述的生成，既萌芽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土壤，又赓续着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思想；既受到新时代世界发展现状的现实呼唤，又继承了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的外交思想。这些论述深刻阐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丰富内涵、价值指向，在批判和超越西方普世价值的基础上，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提供了具有中国智慧的世界交往范式。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成逻辑；价值指向；时代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在诸多重要外交场合多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深刻阐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这些重要论述有着深刻的生成逻辑、呈现出系统和全方位的价值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从中国与世界共同利益、全人类前途命运出发，深刻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的时代之问，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为国际秩序的建构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

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立足于当今世界发展现状的现实考量，承继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思想，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底蕴的文化土壤和对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的总结升华中孕育成熟，蕴含着深刻的生成逻辑。

（一）文化土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与现代化表达。纵观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共同体”理念一直贯穿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中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它作为一个超越国家之上的普遍理想，其“大道之行”的范围，不只是行与一个邦国，而是贯通于“天下”。道家指出“小国寡民，至德之世”，既然文明的前进带来“私天下”的膨胀，何不从小康社会回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时代。墨家的观点则体现为“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对这个理想国度的原则性描述包括全体成员皆有高度的劳动自觉性。儒、道、墨三家思想均传于后世，几千年来，许多思想家和社会改革家用不同的话语阐述着大同的理想。直至近代，太平天国运动也追求“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大同生活状态，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志士也在《春秋董氏学》中论述道：“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1]经过以上梳理，不难发现，从古至今，“共同体”理念一直贯穿于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与古人超越民族与国家的天下观一脉相承，既是历史之传承，也是时代之反映，它不仅深刻体现了古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而且也从战略高度凝聚了全人类共同价值。

（二）理论延续：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创新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继承创新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继承性首先体现在价值目标的趋同性，二者致力于实现的最终目标都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其次是二者都遵循两个必然的历史规律，“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2]；最后就是二者都坚持发展手段的联合性。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不仅在于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内核，还在于创新性发展。这种创新首先体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扩展了共同体的价值主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共同体”是建立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基于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存的体系，在这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体的范围被扩大化，它不仅仅指的是无产阶级，而是全人类。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共同体思想的阶段性目标，共同体建立的社会形态基础是不存在阶级、民族以及国家之分的共产主义社会，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或者完成形态都会包含资产阶级，是在阶级社会中的一个共同体。正如共产主义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社会主义社会这一过渡形态。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上也是一种过渡的共同体形态，跨越了这个过渡形态的“人类共同体”才能最终实现“共同体”。

（三）时代要求：当今世界发展现状的现实呼吁

当今世界，虽然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生产交往方式的不断进步以及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现行全球秩序跟不上时代发展、不适应现实需要的地方越来越多，目前全球秩序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世界政治领域不平等，西方价值观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恃强凌弱的工具；二是世界和平得不到有效保障，恐怖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威胁世界和平；三是南北差距难以弥合，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巨大；四是文化差异得不到真正包容，西方国家仍然试图向其他国家输出其价值观。五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的不和谐关系难以消除，生态问题俨然演变成了一种全球性问题。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行动中，我们看到了面对全球性问题，只有各个国家联合行动，才能产生抵御各种全球性问题的庞大力量。基于以上问题的出现，解决现实问题的时代需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提供了契机。

（四）经验总结：中国共产党外交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了我国历代领导集体关于外交思想的相关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的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指出，“全球国家可以被划分为三种世界：分别是美国与苏联所代表的第一世界、以其他发达国家为主的第二世界以及发展中国家与欠发达国家所组成的第三世界”[3]。在美苏两级分化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应团结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促进世界历史的稳定和平发展，而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就是构建“统一战线”，完成与世界各国友好交往。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是继承了这一思想的和平发展的内核。1953年，周恩来会见印度代表团时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本质上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与创新，在多个场合，习总书记都提出了要秉承和平发展的理念。后来，邓小平的和平发展理论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建构提供了坚实的外部条件。基于对“国际秩序”与“平等共享”理念的理解，胡锦涛提出了“和谐世界”理念，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延续了“和谐世界”的价值意蕴，在现实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不断深化。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继承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经验的基础上，又结合时代特点和世情进行了开创性的延伸，推动了中国外交理念的进一步演进与发展。

二、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价值指向

习总书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进行了全面阐述，覆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个大方面，在此基础上梳理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价值指向，即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清洁美丽。[4]。

（一）加强政治互信，维护持久和平

人类命运共同体将目光聚焦于世界范围，为我们提出了建设持久和平的政治共同体的解决方案。构建政治共同体，要正确地对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既不能把资本主义国家抛开，又要保持中国独立自主的地位和社会主义的立场不动摇。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做到的是既要求同，也要存异。要增进与西方国家政治交流与对话，求同存异，化解国家之间的隔阂和冲突，同时积极参与国际治理，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形成。各国应着眼于世界出现的突出问题，而非把人类共同的问题简单化、政治化。各个国家应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反对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和干涉别国内政，以政治合作促世界发展，共同应对阻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问题。

（二）促进共建共享，实现普遍安全

人类要实现更好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以和平和安全为前提。当今世界尽管国家之间存在某些难以避免的冲突，但是各国应当摒弃冷战思维，树立新安全观，尊重他国安全利益，对待矛盾与冲突要通过和平的方式缓和、化解，从而构建安全共同体，维护和平发展大局。适应全球化时代国际安全变化的需要，我们必须从实际行动出发，积极打造安全共同体。如今的中国，主动走向国际舞台，致力于为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贡献自己的智慧，促进各国和各地区安全，为国际社会树立了典范。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新冠肺炎疫情尤其给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增添了新的难点。与各国共同合作，促进稳定与发展，建设普遍安全的安全共同体是中国始终秉持的理念。

（三）加强经济合作，实现共同繁荣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然而紧密联系的国际关系网在促进各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得一国的经济危机迅速向其他国家及地区蔓延。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西方大国对中国崛起感到担忧的影响下，当今世界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出现了逆全球化的趋势。这对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立足国内视角，要解决目前的问题，既要着眼自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又要放眼世界，持续推进对外开放，持续参与到世界市场，在经济方面，多与发达国家合作，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联系应逐渐紧密。立足国际视角，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各国要致力于以更高效、低能耗的技术来促进发展，另外各国也要促进平等对话，破除贸易壁垒，加强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建设共同繁荣的经济共同体，以实现世界生产力和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向好发展。

（四）坚持兼收并蓄，促进文化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在文化层面就是要兼收并蓄，要体现充分的人文关怀，丰富物质财富的同时也要不断满足全世界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我们要促进和而不同的文明交流，不同国家的文化虽然有不同的理论渊源，但都是构成人类文明的重要部分，应当促进国家之间的文明交流，吸收彼此之间有利于自身文明发展的部分，必须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反对民族优越和极端民族主义。另外，各国既要形成适合自身历史传统与社会现实的价值观，也要尊重其他国家的文明；既不能全盘学习其他国家的文化，也不能以意识形态渗透的方式践踏别国的价值观。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需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念为指引，故而，全世界要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不断丰富人类的文化成果，构建世界性的文化宝库，促进人类文明向前发展。

（五）奉行绿色低碳，建设良好生态

建设清洁美丽的生态共同体，是关涉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问题，是当今时代更是未来社会的重要问题。当前，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资源过度开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问题也逐渐显现，人类社会已步入生态危机导致的生存困境。只有顺应自然、合理利用自然、精心保护自然，人类社会才能走出生态困境。各国人民应当意识到生态危机的严重性，意识到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现实性，形成绿色低碳的发展共识，同心合力、同气连枝，达成普遍遵守的生态保护协议，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生态格局，建设清洁美丽的生态共同体。此外，要注重大国作用的发挥，体现大国担当。总之，世界各国都要有维护良好生态的意识，不能只发展经济而忽略生态保护，应当充分发挥联合国和各类国际环境保护组织的作用，构筑全球生态文明体系，打造生态共同体，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时代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在解决自身发展问题以及面临全球性问题而提出的中国方案，不仅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也提供了具有“中国智慧”的世界交往范式，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蕴含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更是对西方普世价值的批判与超越。

（一）批判与超越了西方的普世价值

现代西方国家一直宣传所谓的“普世价值”,标榜“自由、民主、平等、天赋人权”是西方国家的核心价值。而在面对世界恐怖主义、经济危机等问题时,西方国家却宣称要实现全球治理,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帜进行政治干预,甚至通过控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来强制推行其霸权主义政治,对违反西方国家利益,不受其控制的国家进行所谓的“制裁”,这是一种完全彻底的霸权政治体制。与此相反,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依归的价值基础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党的十九大上,我们党更是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写进了党章,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这一理念超越了西方普世价值，站在全人类的视角提出了共同价值，体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同世界发展相统一的全球视野与大国担当。

（二）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虽然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但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仍然面临发展不平衡、热点地区恐怖主义问题频发、全球网络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气候变化和气象灾害加剧等问题。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情况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获得了国际范围内的广泛点赞。面对这些全球性问题，仅凭一个国家的力量是难以为继的，基于此背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人类社会建构了一种新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即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它主张政治上做到平等和尊重、在经济上实现互惠互利、在文化上追求兼收并蓄、在国际规则上坚持求同存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通过中国智慧创新全球治理理念、通过中国方案完善全球治理机制的理论成果，也是立足于全人类高度，以维护整个人类共同利益为目标的实践结晶。既能够有效避免掉入“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误区，也可以为解决全球性问题、形成价值共识、变革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

（三）提供了具有“中国智慧”的世界交往范式

站在当今的时代水平线上进行回望,可以发现奉行“排他性胜利法”“丛林法则”等“西方样式”的国际交往范式已然同当前主张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时代主流与全球愿景“背道疾驰”。相反,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内核的“中国智慧”,顺应了历史与时代的发展潮流,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呼声,为促进新型世界交往范式的构建提供了有益参考。“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打破单一或者少数国家的全球治理模式，努力构建互联互动的治理格局，在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效解决了沿线国家的贫富差距、生态恶化等突出问题，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逐渐被世界各国了解和认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从中国与世界共同利益、全人类前途命运出发，深刻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的时代之问，为建立持久和平、合作共赢的世界交往范式提供了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1]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90.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2 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3] 金应忠.从“和文化”到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兼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J].社会科学,2015（11）.

[4] 习近平.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7-10.19